8天（三）

东拘•日子
　

　　东城拘留所简称“东拘”，是一个大约四或五层的白楼。坐落在昌平北七家地区，旁边就是东城看守所。区别据说是看守所由武警站岗，而拘留所没有。

　　作息时间：

　　早上6点起床，6点半吃早饭；然后“坐板”（在床板上端坐）；10点吃午饭；12点睡午觉；两点起床；又“坐板”；下午4点吃晚饭；周六周日下午6点半开始，可以看电视；晚上10点睡觉。

　　在里面睡觉是不关灯的，而且规定不许蒙头睡觉，怕在被子下面自己把自己解决了。而且在睡觉的时候，必须要有两个人值班，就是在两边通铺的中间走道溜达，防止有人打架、自杀。

　　伙食：

　　来提审的预审和出来后派出所的警察、国保都貌似关心地问我，里面伙食怎么样。还用问吗？还会怎么样呢？不过我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我来是坐牢的，牢饭就是牢饭，有什么废话的？咽下去就是胜利。所以我没有就伙食给他们提过意见。

　　回来后作家老鬼给我打电话也问我伙食怎么样，说他们那时候每天只有两个窝头。是啊，现在粗粮比细粮贵了，窝头比馒头贵了，所以我们在里面能每天吃馒头。应该算是进步了，至少是能吃饱的。馒头早上一个、中午和晚上各两个。我刚进去的时候每顿吃半个馒头，等临出来的时候一顿就能吃一个半了。

　　菜是白菜、圆白菜，隔几顿还会有土豆（8天里吃了两顿土豆），烹调方法当然是熬了。但我觉得，这里的厨子比外面省事的是，菜大约是不用洗的。那也罢了，最需要克服心理障碍的是，看着那菜盆上飘着的一层黄豆、绿豆大小白花花的油脂粒粒，其间还上下游走着一些可疑的黑色絮状物，要小心翼翼地把这些可疑的白色黑色漂浮物拨开，捞起被熬得绵软得入口即化的菜帮菜叶，吃下去，是需要一些勇气的。每次吃饭时我都不由自主地想象着：在给犯人制造饭食的灶间地上，扔着一堆不知道从哪收来的被扔弃的黑白油渣子，大师傅熬好菜汤，出锅前直接从地上捞起一堆，扔进锅里……。我有点佩服自己，每一顿我都把菜叶菜帮捞出来，吃下去。因为我知道，没有一点食物纤维是危险的，即便是不净的纤维，你也只好相信自己的免疫力。尤其是刚去第一天，就看到号友们跟医生索要“果导”——所有的人都便秘，有的要吃两片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决定，要使自己晚一点垮掉，必须把吃东西当做战斗来打。仅就吃牢饭这点来说，我是一个胜利者。

　　顺便说一句，最后那天（16日）的菜汤，没有黑色的絮絮，汤是淡酱油色的正常颜色，白色的脂粒也少了，我终于找到了人类的感觉了，莫非他们怕我一下跨出这个门槛会被外面当成走兽不成？谢谢啊。

　　放风：

　　放风是在楼下后院的天井，左边一个天井、右边一个，有时男犯在左边、女犯在右边。有两次和男犯同时放风，但我没戴眼镜，拼命眯着眼也看不到屠夫和常青。

　　天井面积大概有几百平米？里面摆放着一些像住宅小区里给老头老太太玩的那种体育器材。

　　我去的头两天都没有放风，有号友说，放风与否也要看管教的心情怎么样。她们已经好多天没有放风了。大概是我进去的第三天开始放风的，我却被提审，没有享用上。回来看守所政委和副所长提我时问我有没有放风，我说没有。从那以后，每天都有放风，

　　不管怎么说，有放风肯定比没有好。不但可以呼吸到新鲜空气，而且时间也过得快一些。有的号友们放风时只顾得呼吸外面的空气，感受自然风的吹拂，觉得站在天地间就是享受了；也有的在器材上慢慢转悠着；几个因吸毒进来的，就跟管教要烟抽。好像已经成了惯例，有男管教在，都会发烟，有时女管教带着放风，也提前跟男管教要几根烟，给她们发放。点上烟的，几个人就蹲成一圈，围着管教，一边吸烟一边瞎聊着。

　　而我，每次都抓紧时间在不大的天井里转着圈跑。放风的时间说是20分钟，但从感觉上总觉得只有十来分钟吧。后来主管王管教征求我还有什么意见，我说要是放风时间能再长一些就好了。16号最后一天放风，确实比每天时间都长。

　　阅览室

　　阅览室在三层，面积大概有十一二平米，虽然是朝北的房间，但光线还好。里面摆着四排桌子和椅子，桌子上摆着跳棋、杂志和扑克。北墙根并排两个书架，摆放着一些旧书。

　　刚进拘留所的时候，第一次和政委接触，我就问，有没有书？政委说，有个阅览室，那里的书都是很初级的。后来进去一看，果然，好像都是从废品收购站拉过来的。摆在那，什么内容都有，当马上要完全失望的时候，发现一本《外国情诗选》，86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翻了一下，竟发现了查良铮译的雪莱和余振译的莱蒙托夫，可惜普希金却不是查良铮译的。

　　书皮已经没有了，扉页上有钢笔写的“XXX购于王府井书店”。破损的、灰扑扑的书的外观道出它曾经的沧桑。在书面有两个部分重合的圆洞，一直打到一寸厚的书的三分之一处。看来这本满载外国情诗的可怜家伙，曾经被当做靶子（也许是气枪？因为弹孔比绿豆稍大）狠狠挨了两下呢。里面有打穿书页后的圆洞的碎叶，圆圆的，我小心翼翼地让这些圆圆的纸屑不要掉下来。显然它自从被当做靶子以来，就没有被打开过。翻动时书页之间都有些粘连，还有些微的霉味。后来去了三次阅览室，琴儿就直接帮我把这本书拿过来翻看。

　　号友们悄悄说，能去阅览室，都是托我的福，她们原来都不知道有个阅览室呢。后来又一个号友告诉我，有一个管教说连她都不知道还有个阅览室呢。

　　我们去放风和去阅览室的时候都有穿保安制服的小伙子架上DV，很认真地拍摄着。我在福建拍他们，现在被他们拍，突然想起了卞之琳的《断章》：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谁在装饰着谁？

　　狱警：

　　第一天接收我的是孙管教。个子不高，声音温和，动作利落。换囚服的时候，看到天很冷，让我把衬衣穿着（我的棉衬衣是有扣子的，一般不让穿进去）。让摘眼镜的时候，我吃了一惊，说我没有眼镜就和瞎子一样的啊。孙有点歉意地说，没有办法，这是规定，为了安全。让把钢板护腰摘下的时候，也是有点歉意地说，是规定，没办法。后来她在排值夜班的时候，就告诉我的号友们说，王荔蕻眼睛看不见，又有腰椎间盘突出，就不给她排班了。

　　第二天的管教好像姓严，个子不高，声音圆润，走路咯噔咯噔地，以为很严厉，却还好。排班时也没给我排，还补充一句,我也是腰椎间盘突出，站两个小时可受不了。

　　东拘的政委是女的，大概不到四十多？北京人。脸盘比较圆，属于那种面如满月的？因为看不清楚，只能凭感觉、大概轮廓。态度和蔼，说话有点像唠家常。11日上午第一次接触，说聊聊，但是一位女警官摆好架势很正式地在旁做笔录，DV机也一本正经地在拍摄，中间保安手举酸了，下楼去拿三角架，谈话就停了一会等着。聊着家常，很多问话也是和预审员提的一样。虽然声称拘留所只是“小件寄存处”，其实也有“深挖余罪”的任务。但我告诉她，我的原则是，牵涉到别人的我不会说的，我自己的事尽管聊。刚听我说时好像有点吃惊，但从那以后，再也不问其他人的事情了。

　　我跟政委说我的颈椎病比较厉害，老是保持一种坐姿是不行的，医生曾告诉我坐着比站着对颈椎的压迫还严重。于是政委说我可以在“小板”上坐着，不舒服了可以躺一下。“大板”上人都是端坐着的，如果躺下会显得很乱。

　　大概12号？已经睡下了，政委叫我起来，到十四所斜对面的谈话室，模模糊糊中有一个穿警服的坐在那，后来知道是拘留所姓李的副所长。李副所长说，有件事情要说一下，今天你儿子来给你送钱，当时值班的警察没有收据了，所以当时没有开收据，你儿子可能有点误会。

　　我说没关系，如果可能我给他打个电话，解释一下。

　　被允许给儿子打电话，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李副所长说，因为你没有在拘留通知书上签字，所以不能会见。要是签了是可以见面的。

　　事先约好不能说与案情有关的事情。同意，只要能让儿子知道我还平安就好。

　　找来一个卡，拨电话，没人接。着急。拨了三次。李副所长说，等一下吧。

　　电话终于回过来了，是儿子小齐。这时才知道什么叫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听着儿子的声音，忙忙地问着：

　　怎么样？对你怎么样？

　　我说没事，还好。

　　号友怎么样？号友怎么样？

　　很好，很照顾我。

　　那就行那就行。景山派出所那边是不是欺负你了？

　　我说先不说这个，回头再说吧。

　　说完了关于收据的事情，李副所长又接过电话解释了几句。回到监舍，号友们都睡下了，但都没有睡着。看到我回来了，都伸出头来说，跟儿子通话了？——原来她们都听见了。我还以为我的声音不大呢。有的就说好久没有跟家人通话了——让我不由得有点惭愧。

　　躺下没有十分钟，又叫我起来，出去，政委跟我说，她也和小齐通话了，解释清楚了。我说谢谢了。突然感觉，有儿子真好。

　　当然我知道，如果没有大墙外面大家的呼吁，有儿子又能怎么样？有多少囚犯都是有儿子、有女儿有亲人的，却不能得到关照。正是因为外面大家的呼吁，东拘的长官和管教们才会如此紧张：比如放风、比如阅览室、比如医生不停地过来问，没有问题吧？比如几次三番地征求意见……。

　　有一天政委半夜三更的来送袜子，因为我们好几个人都说没有袜子，很冷。我是8号穿了一双无腰的袜子，几天没有洗了，而且天很冷，脚踝露着，所以“黑猫警长”专门出去买了袜子（内部小卖部没有），劳烦政委送过来。

　　李副所长是七十年代生人，北京人，聊起来和我原来的家住得很近。谈吐间感觉是那种对人生有所感悟的人。不是像提审我的有一个年轻的预审，小小年纪张嘴就是气势汹汹教训口吻，生，没家教。想起推上对这种人的评价：“脑残”，不觉想笑。我只好说，你不是刑警吗，你问案子过程就行了，难道还要改造我的思想吗？

　　王管教，是主管管教。好像值班比较多，特别是放风、去阅览室，都是她带着。高个，梳个马尾辫，气色好，脸上红是红白是白的。号友们说她长得挺漂亮的。出去那天是她值班送我的，戴上眼镜一看，果然挺漂亮的一张脸。说话高声大气的，属于那种风风火火的人。

　　小杨警官给我的印象很好，号友们称她为秀才，说是这里面写字最好的，有一天政委谈话，她做笔录，签字的时候注意了一下，字果然写得工整。有一次放风的时候，有一个号友想换监舍，自己不敢说，让我跟管教说一下，所以近距离地看到了小杨警官，人长得很好看，眼睛大而温柔，尤其让我有点吃惊的是那气质，感觉像知识分子家出身的孩子。却不知道为什么当了警察，还是狱警。

　　“黑猫警长”，高大、面黑？号友们都这么叫他，有时候还跟他逗逗闷子。警长有点木讷，他主持了两次学习，一次是读报纸，学一个什么人好像姓郭的雷锋再世？还有一次是学“治安管理条例”。架着DV机，我感觉那过程对他也是一种折磨。不过号友们都有点“幸灾乐祸”，她们都知道这所谓学习是针对我的，而她们也乐得出来透透风，消磨一下时间。还好，每次都到我忍不住想发飙的时候，就宣布结束了。

　　印象：

　　对于“东拘”，我跟政委和副所长、警长们有过对话。

　　问：“你对我们的管理有什么意见吗？”

　　我：“我觉得总的来说，东拘的管理比较规范，有点现代化管理的意思，不像我原来听到有些监狱的情况。”

　　问：“你原来听说是什么样子？”

　　我：“比如倪玉兰律师在北京女子监狱的时候，她双腿不能走路，那里的头儿每天出操的时候，让她从五楼爬到一楼，还不让拄拐，等她到了一楼，别人都出完操了，又让她从一楼爬到五楼。我觉得像这样做的人就是没有人性的。你可以在监狱工作，但没必要这么折磨人。”

　　“我们这里没有这种情况吧？”

　　“没有。”

　　“没有克扣伙食的吧？”

　　“没有。”

　　“也没有牢头狱霸吧？”

　　“没有。”

　　政委说，“我们的条例都贴在墙上呢，我们都是按照条例做的。”

　　我说，“是啊，你们这里是严格按照墙上贴的条例执行的，但在很多地方、比如派出所墙上也贴着各种纪律、条例的，问题是有的警察并不按照条例执行，就像这次我遇到的，景山派出所和和平里派出所的那些警察，有必要那么粗暴吗？那只能表示他们个人内心有很多邪恶。

　　做警察就做警察，没必要那么凶恶。还有像西城那个朝着倪玉兰律师的头上撒尿的警察！这动作是派出所所长让你干的吗？是共产党让你干的吗？这就是个人的恶。”

　　相对于10月8日我看到的东城警察，东拘的管理者应该说是比较理性、规范的。号友们说，“东拘”号称是亚洲第一监。我问政委，她说我们是“一级”监狱。不知“一级”是什么概念，应该是最好的吧。

　　曾经听过倪玉兰的监狱故事、听过严正学的监狱故事，听过廖亦武的监狱故事、听过武文建的监狱故事，还有力宏、吴华英的弟弟吴昌龙……还有那些在各种各样的监狱、看守所、拘留所里躲猫猫死的、洗澡死的、睡觉死的、如厕死的、刮痧死的、做梦死的、高兴死的、鞋带死的……有这么多发生在监狱的酷刑故事和层出不穷的“创意死”，中国的监狱在世人的心目中还能是个什么印象呢？

　　前一段推上就刘晓波说锦州监狱人性化管理的动机和妥当与否，争论颇为激烈。锦州监狱也是一个“模范监狱”，而且刘晓波又不是普通的其他“晓波”，他受到的这种人道待遇究竟是极特殊的个例，还是全国绝大多数监狱都是如此，我一直存疑。很不幸，在55岁生日之前，我坐牢了；很幸运，对存疑的东东我有机会零距离解惑。虽然只有短短8天，荣幸的是，第一次坐牢就在“一级”拘留所。这里的管教很规范，没有辣椒水、没有老虎凳，也没有打骂克扣犯人的。虽然有号友说，你走后我们又会跌入地狱了。这话说得有点夸张了。我想在东拘，无论怎样也不会遭到像倪玉兰、严正学、老武、廖亦武他们面临的惨境的。

　　但我知道，号友的话有一定的真实性。因为即便是在“一级”的东拘，我也是一个“特殊”的犯人。我享受的是有点特殊的待遇。

　　由于我的到来，给狱警们添了诸多麻烦。她们给我各种照顾：给我开假条使我不用参加值班，只有我能在“坐板”的时候随时躺卧，狱医不断地过来问候，政委、警长们不断征求意见并且很快就得到实现。比如很快让小卖部推车来卖东西、比如按时放风、每天去阅览室，还给监舍门外安了个电子钟（虽然每次动作都要拍录像），最重要的是她们小心翼翼地不去碰触我的自尊心。

　　是的，对我来说，坐牢，吃牢饭、睡硬板床、甚至洗凉水都可以忍受，唯独不可忍受的是对人格的侮辱和对自尊的践踏。如果遇到那种情况，我知道我会死得很快。

　　虽然是短短的8天，我已经能充分体会到倪玉兰、严正学、廖亦武、老武们曾经的绝望。当你在里面像蝼蚁般被世人遗忘，当你面对的是一群冷酷无情的狱警和如狼似虎的牢头狱霸时，当电警棍抽打在你最脆弱的地方时，当你的人格被侮辱、尊严被践踏，你怎么能不绝望！

　　我知道，所有我享受到的照顾，一部分是因为这里的狱警遵守各项规定、纪律。在严格的规章制度下，人性的恶被抑制，善良就有了空间——曾经看过梁文道先生一篇文章，说的是美国的一个“监狱实验”，一些学生假装犯人、一些学生假装狱卒。他们那么快地进入角色，狱卒对犯人打骂折磨羞辱，犯人也承受这些，直到老师看到情况严重到不堪收拾，不得不中止实验。这个故事说明人性是不靠谱的，如果他们的权力不加以限制，没有严格的规章制度约束，一定会发生可怕的事情。所以不管怎么样，我都要感谢东拘的警官们严格遵守规章制度，严格到成为“一级”。也希望“东拘”的模式能迅速复制到全国所有监狱。让我们再也听不到酷刑、躲猫猫、刮痧痧、如厕厕……那些悲惨的消息。

　　在8天里我的尊严没有被践踏，除了感谢（我是真诚的——要知道，对某一类人来说，他的尊严是大于他的肉体的，比如杨佳）和我有“亲密”接触的警方，我还要感谢你们——我亲爱的网友、推友、草泥马们！你们在网上的呼吁、你们大老远从和平里派出所、景山派出所，从你们温暖的家里，跑到昌平的“东拘”来，我都能感觉到。是的，我没有手机、没有电脑甚至没有眼镜，但是你们的关注、我可以深切地感受到！

　　王荔蕻在此郑重向你们鞠躬致谢！

　　我被拘留8天，是我没有想到的，因为10月8号在地坛公园门口，我们没有影响交通秩序（有你们的录像为证）、没有“非法集会”（非法集会要50人以上，而我们只有十几个人）、没有“扰乱社会治安”（围观者寥寥，也是你们的录像为证）。我们去饭店，也不过是想“饭醉”，你们在饭店把我们“捕获”。如果硬要把“饭醉”指为“犯罪”，那么我犯的是“大声罪”、“自由表达罪”。如果你说“莫须有”，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我知道，在极权国家，要做公民、要大声表达自己的意志，就要做好坐牢的准备——有那么多好人在里面：谭作人、刘贤斌、刘正有、……（我知道他们不是在“一级监狱”），有越来越多争取公民权利的草泥马们在喧哗，去往监狱的路上，我不孤单。

　　按照规矩，出来的时候，不能和里面的人说再见，要说拜拜；在里面穿的衣服不能拿回家，要扔掉。但出了拘留所，又被监禁在招待所里的时候，我把在拘留所穿的衣服，洗干净，回家的时候带回来了。我把它们包起来，准备下一次进去的时候穿。

　　其实我真的不想再进去，就像我不想当下的中国是这种狰狞的模样。说实话，我可以从此不再“折腾”，我更想在自家的阳台浇浇花，读读书，打打瞌睡。但我不折腾了，你们还会折腾我儿子，我孙子的。一想到这儿，我自然想到了那身沾染着“晦气”的衣服——我不能扔，除非你们先把监狱用贪官污吏流氓打手填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