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玲·王静梅的经历

刘亚玲*王静梅的经历

——法制、或精神病



与王静梅的相识很偶然。因为关注杨佳案，经常上艾未未和刘晓原的博客，从艾未未博客的“寻人启示”我知道了，王静梅不但与我同姓，而且跟我是同年生人，还都住在北京市朝阳区，不觉更多了一分牵挂。

2008年11月，在过了4个多月后，公众终于知道王静梅是被化名“刘亚玲”关在北京市公安局下属的“安康”精神病强制治疗管理处！

而且08年11月26日，王静梅被提“出院”仅仅两天，她的儿子就被执行了！



每一步对公众的侮辱都刻骨铭心！每一次以法律的名义对法律的践踏都令人发指！

我也是母亲，将心比心，不觉痛彻心扉！因此在博客里遥遥泣问：王静梅，你还好吗？



直到有一天，从刘晓原的博客知道了老虎庙的民间救助流民活动，从参加救助活动认识了在悲恸中不忘参加公益，为流民捐助物品的杨福生，又从杨福生处与王静梅通了电话，对着电话那头压抑着哭泣的王静梅，我说我希望能为她做点什么，希望能在她方便的时候去看看她。她说现在不方便，言谈中我知道她那里还有监视的，为了不给她添太多麻烦，我说我等她电话。

终于有一天，王静梅来电话了，说可以到她家了。

来到了她所在的距鸟巢一箭之地的慧忠里小区，到了她家的楼下，给她打了电话，她从五楼下来给我开单元门（整个门洞，估计整个楼就是没给她家安装可以在楼上家里给客人开门的门铃，所以每到家里来人，她就必须从五楼下到一层来开门）。

终于跟这个被强制“精神病”了四个月的女人、失去了儿子的母亲面对面了。

我想到她会很憔悴，但没想到会这么憔悴！憔悴到让人心痛！我们抱头痛哭——这是一个真真切切被专制蹂躏的女人，这是一个在懵懵懂懂间就被失去儿子的母亲！我拥抱着我们民族的苦难，2008许多失去孩子的母亲中的一个。这是我的骨肉至亲！

回过头来，看到了那个被以法律的名义消灭了的儿子，北京人的儿子，一个普通下岗工人家的儿子——一幅中学生般稚气未脱的脸，在鲜花丛中，在两盏长明灯中，笑吟吟地看着这世界！看着人性的深处！

我不能相信，我不能相信这就是那个被法庭宣布为“故意杀人”的青年。

这分明就是邻家的一个大男孩，一个正在蓬勃成长的散发着青春气息的高中生!

刻骨的疼痛弥漫全身！

一个被不明不白消灭了的生命，一个被践踏法律者以法律的名义戗杀了的年轻的生命！

给年轻的先逝者上了香，跟憔悴的母亲坐定，听她说那143天的遭遇。



7月1日下午，来了三个人，一个是社区片儿警，还有两个是朝阳警方的人。我还以为是因为我的事情呢，我就说你们找我干嘛？我这人从来都是按部就班的，从来没有无理取闹，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

他们说，知道知道，我们不是为你的事来的。

不是为我的事你们来这么多人干什么？一会我儿子回来他可不进来。

这时候就呼噜噜进来好多人，有举着摄像机的、拿着照相机的，我就有点着急，说你们干什么？

这时他们就说，你儿子在上海犯了刑事案了。

我说不对啊，怎么又是上海啊，上回就是上海，你们是不是陷害他啊？你们太不规范了，你们一次次的陷害人，哪有你们这样的啊？你们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啊？这时候我的情绪就挺激动的。

“我们是当场把他抓住的。”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把来龙去脉给我说清楚，也不能就这么一句就完了啊。”

“我们奉命搜查房间”

“你有证明吗？”他就掏出搜查证，上面写着两个人的名字。

“这不是两个人吗？你们怎么来这么多人？”

“写不下了。”

“写不下了算什么理由，你们都是经常办案的，写不下了就说明你们就需要两个人。”

他们不听，全都挤进来了，开始翻他的东西，把孩子的笔记本、电脑主机都拿走了。翻完了孩子的屋子还要翻我的房间，我说我的房间跟这事有什么关系？他们说领导说了，在一个居室都要搜。搜完了我的房间就说要让我到派出所做个笔录，我说去是可以，可不管到哪，你们都要遵守法律。

当时外面正在下小雨，我说要不要带把伞？我们社区片警说，不用了，一会我们拿车给您送回来。我说不送也行，这么近。

就这样我离开了家，窗户没关，防盗门也没锁，所有的电器都没关，离开了家。

7月1日到了派出所就没让回来。我说你们什么时候让我回家啊？回答说明天上海警方来人，你还得等，他们上海方面还有问题要问你。我只好等着。

7月2号下午上海来人了，两个人一进屋，我一看就火了，来的人里有一个姓顾的，就是因为自行车事件到我们家来私了的那个警察。我说你们怎么又陷害我儿子啊？上回来私了就是你，现在我儿子又落在你的手里！这时候派出所的人就问我，怎么回事？我就说了自行车的事，说这个姓顾的就是他们上海派来私了的。我说我儿子非常优秀非常好，从来没有一点不规范的地方，在上海就被他们打而且被陷害，现在你突然又跟我说我儿子犯了这么大的事，我接受不了，我觉得不会的，这里面肯定有原因的。他说我把这个给你记下来吧。做完笔录，这姓孙的还找补一句说，

“你儿子还等你去救他呢。”

我说你什么意思？你们警方怎么这么说话啊？他不说话了。

这时候朝阳分局有一个男的，穿着蓝背心，个子不高，走过来说，“你儿子碰瓷儿。”

我说，什么叫“碰瓷儿”？我儿子几次三番的被你们警察殴打，是我们自找的吗？你们警方怎么这么说话呢？碰瓷儿是用同一种方法诈骗钱财，我们在山西被警察殴打和在上海被你们警察殴打，都是因为你们警察的过错。你们怎么会诬陷别人碰瓷儿呢？他又不吭气儿了。

上海警方做完笔录以后还让我等着，一直在那坐了一天，也没人理。到晚上我说怎么还不让我回家啊？他们说你还得等一等，还有情况要跟你了解呢。我说我昨天就来了，今天又是一天，我这么大岁数，也没法休息，你们什么时候让我回家啊？他们说，那给你找一个地方睡觉吧。就给我找了一个办公室，让我在那睡觉。

7月3号，又在那坐着，也没人问没人理，也不让回去，坐了一天。又到了深夜，到大约12点多，有一个姓宋警察说，“你起吧。”

“什么意思？”

“你上车吧。”

我说“上车干嘛啊？你们要给我弄哪去啊?”

他说“我们也不知道，你上车吧。”就让我上了一辆面包车。有一个男警察一个女警察一边一个夹着我，姓宋的警察开车，我就一直问，你们要把我拉到哪去啊？

“您就只当是去疗养。”

什么叫“只当是去疗养”呢？你们到底要把我弄哪去啊？

再没人理我，车就一直开，开到两边都没有人了，全都是树，再开，两边都是大山了，我说，“你们干嘛？要把我送山里去啊？”

“到了你就知道了。”车就一直开，开到一个地方，停车了，前面有一个大门，当时天已经特别黑了，哪里知道是在哪啊？

姓宋的警察就下车联系去了，联系了挺长时间才出来，就把车往大门里开。隔着玻璃我才看见“管理处”三个字，什么“管理处”也没看清。

进了一个大铁门，又进了一个小铁门，旁边有一个小屋子，屋子里有一张床，床上摆着一叠衣服，他们一指那床的衣服，说

“你把衣服换上。”

我说你们这不是医院性质的吗？这是咋回事啊？

“你先把衣服换上吧。”

这时候就有人问，她身上有伤没有？

我说，没有啊，怎么回事啊？

“你把衣服换上。”

这时已经发现是医院了，也没有办法了。只好把衣服换上了，这时就有人过来给我抽血化验，但我还是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

第二天，就有人叫我名字“刘亚玲”。我说我不叫刘亚玲啊，你们怎么叫我这个名字啊？

他们说，你来的时候就是这个名字。

我心里就明白了。我问为什么叫我这个名字啊？也没人理我了。到了晚上就要给我吃药，我说我吃药干嘛呀？我没有病，你们怎么给我乱吃药呢？我在外面看病医生一直说不让乱吃药，你们怎么问都不问就给我乱吃药呢？也不了解我的体质，就给我乱吃药，吃什么药也不告知我。

“就是镇静的，让睡觉的。”

“我睡觉没问题啊，你也不知道我睡觉有没有问题就让我吃药。”我一直坚持不吃药，后来就没再坚持让我吃药。

就这样我就一直在那个“三科六病房15号”呆着，那是一个重症监护室，屋里有两个大监视探头。等于是给我关在重症监护室里了。

那个地方是一片平房，中间有一个“圈儿”，好像一个天井似的，上面是铁网。别的“病人”到时间就可以到“圈儿”里放风，只有我不行。我的门不能开，挂着锁，不让我出去。不让人跟我说话，我也不准跟别人说话。不让我给家人打电话，不许跟任何人联系。我心里又着急又奇怪，为什么他们说我儿子出事了，却把我给关起来？不知他们想干什么？

王荔蕻：“叫你的假名字叫了多长时间？”

“大概有两个多月吧，以后才开始叫真名字。”

“后来了解到，他们有人说是北医三院给开的证明让我进到这里的，我说北医三院在哪我都不知道，从来没去过，他们怎么会给我开证明呢？而且你们开的证明是给“刘亚玲”开的，我又不是刘亚玲。后来又说是朝阳医院给开的证明，我说朝阳医院开证明？我一直在你们这关着，怎么会去朝阳医院开证明呢？你们这不是弄虚作假吗？你们是政府啊，是警方啊，怎么能这么干呢？！于是就又没人理我了。

就这么关着我，还不许我情绪不好，看到他们不规范的地方也不许说。

我知道不能跟他们硬来，否则让他们绑起来，那太没自尊了。我尽量使自己情绪平静，遵守制度，跟他们大吵大闹是一点用也没有的。我看见过他们绑人，有的人刚进来，大喊大叫，说我没病，凭什么关我？就把人五花大绑起来。我可不想那样。也只好在那呆着。

王荔蕻：“你在那里面情绪？”

儿子出了那么大的事，我肯定着急啊，一审二审我都不知道，后来在我强烈要求下，10月31日，上海来了两个法官，说给我送二审裁定书。我一看裁定书，我说一审为什么不告诉我？二审裁定书都下来了，你还没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呢，就告诉我结果了！有你们这么做的吗？这个结果我是不认可的！

他们让我在判决书上签字，我说你们一审二审都没有让我参加，我为什么要签字。

后来他转了一圈回来说，你不签字我也给你一份。

我说你给我这个有意义吗？我问他父亲知道吗？让他们给孩子他父亲。

有一个法官就打开案卷说，你看，这里好几份呢，会给他父亲送一份的。

我说你们会给他父亲吗？说会的。后来我知道他们根本没有给送去！你说他们怎么都是瞎话呢？没有一点实情。他们是警方啊，是国家机关啊，怎么竟然这么干！你们定的那些规章制度、法律法规不就是为了国家安定的吗？你们自己都不按照法律执行，在社会能安定吗？

送完裁定书以后又没有音讯了。我就说我这算怎么回事啊？你们要给我一个说法啊。就给了我三个说法：

第一个说法是说就是为了保护我。

我说什么叫保护我？半夜三更偷偷摸摸人不知鬼不觉地把我送到这，不让我跟任何人联系，不通知家属，你这叫保护我吗？有这么保护的吗？你看我这重症监护室里两个大探头，你们这是侮辱我的人格，我绝不接受这个说法。

第二个理由是开奥运会了，为了安保。

我说开奥运，为安保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平时哪有一点不规范的地方啊？我什么地方做得不规范了？违法了？没有吧？为了开奥运你就想把谁弄起来就弄起来吗？如果说是为了我的孩子，我和我孩子是两个独立的人格，你们咋会这么对我呢？——他又不言语了。

没有理由了，就这么关着你。

后来实在没办法解释了，就想给我找个有病的理由。他们就问我说“你知道我们这里是干什么的吗？”

我说“你们这不就是强制治疗的地方吗？可是强制治疗是不是得有个原因啊？有病了或者有不规范的行为，你们给他治疗目的是不让他给社会上增加不安定因素。你们的做法是这样的吧？不能说是见到一个人想给他“治疗”就拉进来“治疗”吧？那么我到底算是怎么了？我什么症状都没有，行为非常规范，你们把我搁这到底算咋回事啊？”

他们就说“你儿子那事挺大的你不知道啊。”

我说“事挺大，你们也不能只笼统的说挺大就完事了，什么情况都不告诉我。我儿子跟我都是独立的个体，不能说我儿子出事就把我关起来吧？有这样干的吗？”

这就是他们给我的理由，在关了我两个月以后，换了我的真名了，于是他们又到朝阳医院开了一个假证明，证明我精神有问题，就以这个名字把我关在里面，但是他们不敢告诉我本人。

因为经常来人来找我聊聊或者鉴定一下什么的，我就发现他们是想看看我精神是不是有问题。后来我就对他们来检查的人说“你们给我一个说法，我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被关在这呢？”他们一开始告诉我的是“明确你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进去以后他们给我安排了一个主治大夫和一个主任都明确告诉我了说我精神没有问题，我就问“既然我精神没有问题为什么还把我关在这啊？”谁也不说话了。

再后来奥运会也开完了，能编的理由都编完了，没办法回答我了，就说“朝阳医院有一个证明，证明你精神有问题。”

我说“我一直被你们关在这里，朝阳医院怎么会给我开证明，这个显然是假的啊。”

然后有一天说带我做胸透去，到了以后他们就哪都照，我就说“你照胸透怎么肚子也照啊，你们把单子给我看上面到底写的什么。”拿来一看单子上一面写着我的真名字，翻过来看到另一面写着“偏执”，我就问“什么叫偏执？”

他就说“你不是一直有个问题在找着么？”

我说“你要跟我提这个事情，你没有资格跟我说，你没有资格评判我这个问题的对与错，因为你不是关注我这个案件的人，你只关注你的病人。再说我找的这个问题，完全是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程序在按部就班的解决问题，国家通知我了我去我才去，没有通知我就等着，我哪有一点不规范的地方。而你却说我找的问题不对。可是我找的这个问题证据确凿，是法官在违法地判案，诬陷好人。我行使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有什么不对呢？为什么维护法律，主张公平正义，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纵容那些法官的违法行为，就说是偏执呢？就根据这个打我偏执对吗？”

他就说“你一直就找一个问题，这就是偏执。”

我说“我想解决的问题，是为了维护国家的法律、法规，行使国家赋予公民的权利，如果这也是偏执的话，那全中国凡是遵纪守法的人都属于偏执了吗？”

在这143天里我整个是糊里糊涂，第一我不知道是为什么，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第二从孩子出事那天起到让我出来，整个事情没有让我说一句话，剥夺了我所有的合法权利。



11月23日，我根本一点消息都不知道，正在那洗头，有人说处长找我。我洗完头到处长办公室去，一进办公室我就看见好几个装衣服的盒子，他就说“你把衣服换上，三点钟飞机。”

我说“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我不直接去看儿子，我得先回家梳洗一下啊，你们为什么非要让我直接去看儿子啊。”当时我真的一点消息都不知道，我都不知道孩子已经核准了死刑，一切都判决完了，马上什么都要结束了！而我还什么都不知道！

他们就说“你抓紧机会，你想不想见你儿子？”

我说“当然想见啊，我的儿子我能不想见吗？”

他说“你要是想见就赶紧换衣裳。”

我就想不管什么情况下，我得先赶紧去见儿子去啊。换上衣服后就匆匆忙忙把我送到飞机场。1个多小时以后到了上海，到了那以后天下着雨，他们把我安排在一个乡村别墅一样的地方睡了一宿。我当时跟他们提了个要求，我在那被关了143多天人这样憔悴，我见我儿子是不是得收拾利落点啊。

然后他们就给我找了个电吹风和一把梳子，还给了我一个发卡。他们说这样晚了也没有地方能联系做头发了。

我说“那好吧，随便弄一下吧。”

第二天吃了早饭就直接把我带到提蓝桥监狱，那时候什么都不知道，根本不知道那是见最后一面，根本就没有人告诉我。下车以后他们就把我带进一个大楼，往里面走，到了一个接见室，我到的时候佳佳已经坐在那了。我就叫了他一声，把手搁在玻璃上，跟他说“佳佳咱俩握握手吧”，佳佳把手伸过来，我一看他还带着手铐，我们就这样握了一下手！

我们在那只说了几句话。因为我进去的时候有一个姓包的法官跟我说了三点，第一只允许会面二十分钟，第二不许谈案情，第三你要控制你自己的情绪。当时在那我就非常控制我的情绪，我怕我情绪一激动还不到二十分钟，他们就把我拖走了。

我问他在里面的生活怎么样。我根本不知道这就是让我见他最后一面啊，我根本就没想到。我还跟佳佳说前两天我没有机会来看你，现在我有机会来看你了，我相信你不会做危害国家危害社会的事情，我说我会关注这个案子的，你在里面提出合理的要求他们会满足你的。

我嘱咐孩子，我相信你做的事情没有错，我说“你在妈妈心里永远是最好最棒的最优秀的，而且你是最善良最坚强最孝顺最勇敢的好儿子。”我就觉得他感觉到我认同他了。当他起来要走的时候我就说“佳佳咱俩再握握手吧”他就赶紧过来把手搁在玻璃上跟我握了一下，就往那边走了，我就往另一边走了。他们始终也没有让我拥抱一下儿子，更没有告诉我这是最后一面！孩子也不知道，我从他的谈话里面听出来了。我还给他留了1000元钱，因为我问他里面伙食怎么样，他就跟我学了一下说是里面允许每个月买250元钱的买东西。

见完儿子以后我就提出三个要求，我说我想到儿子出事的地点去看看，闸北芷江西路派出所2007年打我儿子的时候跟我交涉过，我说我想到他们那去一趟，还有就是我想见一下判案的法官，我说我还有话没说。

后来就来了一个姓徐的法官，我当时就跟他提“打我儿子出事开始就没有让我说一句话，昨天才把我放出来，我还有很重要的证据还没交，我还有很重要的情况没说。”

我当时也不知道已经核准了，他也没有告诉我核准了，我跟他提这些他也都记录下来了。因为我都不知道已经到了死刑复核阶段了，我就一直跟他说我还有重要的证据和情况要说，一审二审都没有让我出来说话，他们怎么能这样啊！我说我要回去写材料，把这些情况反映一下的。孩子的成长过程和事情来龙去脉只有我知道，也只有我最清楚。你们为什么不让我说话啊。

姓徐的法官说“我们找不到你啊，我们不能因为找不到你就终止我们的审判啊。”

我说“这不是强词夺理吗？谢有明7月16日到那里面去找我签字，已经证明我正常并且在哪里了，为什么你们说找不到我呢？而且我当时提了这么多问题没有一个答复我，在我儿子这个问题上我还有很多话要说呢，你们怎么什么都不让我说就把我关起来呢。”

徐法官说，你写啊，写出来啊。



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天朝阳分局那个穿蓝背心的人说的话“你儿子碰瓷儿”；还有上海那个姓孙的警察说的话，就是：“你儿子还等着你去救他去呢。”

你都知道我儿子等着我去救他，你们为什么还不让我说话。你说警察怎么能这么干呢，这个社会怎么是这样的呢？话都让他们说完了，又告诉你儿子等着去救他，又不让你说话。而且在佳佳没有执行之前我什么意思都表达了，我提出这么多问题都是正当的符合法律手续和要求的，他们却置之不理！

那徐法官记录了我说的话就回去了，回去以后也没有采纳我的意见也没有跟我联系就这样不了了之。

２４号我回到家，还正在写申诉材料呢，25号晚上就来人把我叫到街道一个屋子里，通知我说核准了死刑！

我一看核准日期是21号，马上就问“21号就核准了，你们为什么25号才告诉我啊，你们都核准完了才让我去见我儿子？有这样干的吗？我在我儿子的案子上还有话要说呢，我还有没有机会说话呢？什么时候才能让我说话呢？！”

来的上海的两个法官说，“你现在不是在说呢吗？不是在说呢吗？”一副无赖的腔调！

我说，我是说为我儿子的案子，我还有重要的话没说呢，还有证据没交呢！

他又油腔滑调地说，你不是说着呢吗？你不是说着呢吗？

我非常气愤，这个法官的语气就像个无赖！还有什么用呢？谁还听你的呢？

26号，他们就把我儿子执行了！

他们根本就不允许我说话！根本就没准备听我说话！即使我说了他们也当没听见！

我完全没有想到国家会允许这些人这样胡来，如果因为一些情况对国家对社会对公民都有好处，我个人受点委屈没什么，但是如果这种委屈纵容了国家执法机关违法、亵渎法律的尊严，歪曲国家的形象，给社会制造了不安定的因素，让老百姓无法正常生活，那么这种容忍就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任。所以一定要坚决杜绝他们危害社会的违法违规的行为！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有真正的和谐和安定，老百姓才能有好日子过。





我还能说什么呢？我现在才了解到王静梅是一个深明大义的有着极为强烈的正义感的公民。她是想把她儿子的事情弄清楚！她不相信他们告诉她的关于她儿子的事情，她不相信她这么优秀的儿子会去“故意杀人”。

她在学着上网，学着在网上搜索有关她儿子的报道、文章，她学着开了博客，想发出她的疑问，说出她想说的话。但是刚刚写了两篇文章，博客就被强行关闭了。她又一次被封了口！

她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她很真诚地对我说，我只是想寻求公平、正义！他们现在做事太不规范，他们都在违法，公检法一次的不公正就相当于社会上十次犯罪！不知道上面知道不知道这种情况？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上面”是否知道，在“首善之区”的北京，有一个普通的市民王静梅曾经以“刘亚玲”的名字被强行、秘密地关押入“安康精神病强制治疗管理处”？！

我不知道“上面”知道不知道，有一个北京的阳光青年在外出旅游的时候，没有任何违法行为，却几次三番地被警察暴打？！

我不知道为什么警方公布的“执法录音”只有经过剪辑的杨佳的声音，而没有完整的警察执法过程的录音？！

我不知道为什么当那个青年去讨说法的时候，被关住门，套上一个“杀人”的罪名？！

我不知道堂堂上海闸北公安分局大楼里竟然没有摄像头？凡是发生疑问的地方要不就是没有要不就是摄像头坏了！多巧啊。

我不知道原告的法律顾问为什么能够担任被告的辩护律师？而且既然作为被告的辩护律师，为什么不为自己的当事人做辩护的准备，还没开始辩护就对自己委托人下了不利的结论？！

我不知道为什么非要让没有精神病鉴定资格的机构去鉴定一个人的精神状况？而且这个鉴定关乎一个人的生死！！

我不知道一个精神正常的母亲在没有任何医疗鉴定的情况下，为什么却能够被秘密、强制关进精神病院长达１４３天？！

我不知道为什么堂堂最高法在全国舆情激愤、质疑声鼎沸的时候，对疑问重重的案件不问不审，急急忙忙就下了最后“复核”？！

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死刑核准之后三天才把母亲从秘密关押地点安康精神病强制治疗管理处押送去会见将要被执行的儿子？！

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告诉生离死别的母子，这是他们母子在人间的最后一面？！

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能让永诀的母子相互拥抱一下？感受一下相互的体温？为什么连手都不让他们握一下？为什么！怕他们一旦拥抱上海提篮桥监狱就会爆炸吗？会被天火击中爆燃吗？会让林昭的灵魂在远处微笑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死刑复核下来五天才告诉被告人家属？为什么通知家属第二天就急急忙忙执行死刑？为什么？急什么？！



如果我们不想让自己的孩子莫名其妙地被“猝死”、被“躲猫猫”、被击毙；如果我们每一个母亲都不想无缘无故地被“精神病”，被秘密送进某个“精神病强制治疗中心”——在儿子最需要我们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爱这个国家，如果我们真的希望我们的祖国不是虚妄地而是真诚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难道不该问一问为什么吗？

包括那六个警察的亲人，难道不该问一问，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在我们的国家是有法制的吗？还是在法的门前永远有那些或如狼似虎或冷漠如冰的守门人在隔绝正义、隔绝法制、隔绝良知、隔绝生的希望呢？

我们应该被永远隔绝在希望之外吗？

王静梅——这个苦难的母亲，这个被无缘无故在精神病院关押了143天的母亲难道不该得到国家赔偿吗？！（到现在为止，她连一个合法的解释都没听到。听到的只是在她索要孩子被扣押的没有被当做证据的物品时的推诿：上海说去找北京警方吧，北京警方说去找上海警方吧……）

母亲们，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看到希望？

母亲们，我们不该为正义大声呐喊吗？

一切善良、正直的人们，你们难道能容忍、纵容这一切吗？！

转帖：老虎庙：北京福田公墓

　2009-03-30 00:04
分类：默认分类 字号： 大大 中中 小小 　　北京，西山，福田公墓。

　　去过西山，您不定去过福田，这个不奇怪，去公墓的事情对谁来说都不算是平常。

　　佳佳因了和我住一大院儿，虽从前不能对话——就我这个辈分。也就是上班路上从他家楼下走过，这样的机会也几年里不少，且每天必经。

　　楼下的院子里开着家湖南餐馆，佳佳的事情闹得纷纷扬扬的那些个日子，我常去餐馆坐坐。我问过老板，从前见过他吗？并且为她仔细描述他的模样儿。老板只摇头，不言语。我又问服务员，服务员也摇头，多问了几句，小姐就说“老板叮嘱过……”叮嘱什么？小姐没再有下半句……

　　后来有许多记者来餐馆进食，有一搭没一搭地，望着窗外没有新闻的院子，看起来很无奈。一家电视台把临时转播车开到了楼下，全天候守候，成了成本最大和失望最大的一家。院子里好像莫事情无有。记者也问过餐馆老板“那孩子你认识吧？见过吧？”老板只摇头，不言语……

　　四年来，我相机不离身，记下了许多的我们社会。有一天下班，天也擦黑，我过佳佳楼下，见有不熟悉的车子在楼下停靠，我随手拍了几张。就见车上跳下几人，质问我在干什么？只好当面删除，否则我能脱身？我绕道餐馆吃晚饭。餐馆老板问我发生了什么？这回是我摇头，我忽然有点怨怪餐馆老板，总似乎和大家隔膜，现在问我有何用？老板却意外说“我是做生意的。”回头去了调理间，撂下一脑门子疑惑的我……

　　南方来的记者在院子里占优势，敢问，问得勤（后来他们真的就写了，发表在自己家的报刊上）。问我是不是找找餐馆的老板聊聊？我说不可以，心里想：反正我不抱希望。因为我想起他们说过“我们是生意人”，果然记者吃了闭门羹。记者说这些人很麻木，我说也难怪，“他们要做生意！很多的老百姓也这样。”

　　我天天从他家楼下走过，楼下的修车师傅对我说，我忙，外头有啥消息告诉我一声。我惊讶他也记这事儿，师傅说“我住对面楼，夜里撒尿总要望望对过儿，看灯亮没有，看有什么异常……”后来我和师傅熟了，师傅说以前有过同样遭遇，所以很想看看国家怎么处理这事儿。我给师傅递烟，师傅不要，我说去对面餐馆喝点儿，师傅听了摇头，我问为甚？师傅说“院子里不太平，那餐馆老板嘛……我可没有说什么啊！”

　　有一天晚上，餐馆来了许多人，忆通的李劲松、刘晓原，艾未未和赵赵，后来跟来了北青报和法晚报的女记者，还有佳佳他爸……进门的时候，我没看见老板。吃到一半儿，老板来了，我注意了看她，依旧平常着脸儿，依旧平常着声儿，只是说了句不太平常的话儿——好好侍候这些好人！

　　27日，佳佳下葬后几日，我和文侠荔蕻、诗人阿尔去福田公墓祭扫。而此行刘 亚 玲带来的话却只有简单俩字“去吧……”压抑着巨大的心理负担，却没有痛快地哪怕半点其它表示。

　　返回途中和农大才女教授朱毅共餐，这个年轻人如是说——如此祭奠不啻为对所有的逝者，一切都已往事。最后的当事者无论有多大的相互针对，而我们活着的却只剩大爱于他们。所有的无辜者让我们反思的不是恩怨的继续，而事情却要我们去想想：这些都为了什么？因为什么？（根据回忆而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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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泥马一族还有退路吗？》

2009年03月26日删文通知(2009-03-26 10:41:01)[编辑][删除]标签：我为什么不说话 深表歉意 杂谈 分类：杂谈
您的文章《我为什么不说话》已被管理员删除。给您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2009年3月24日 09:26



您的文章《草泥马一族还有退路吗？》已被管理员转移到回收站。给您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2009年3月24日 12:11
草泥马一族还有退路吗？　2009-03-25 23:00



最近，刘晓原律师的亿通律师事务所终于被河蟹了！吴祚来老师因为08宪章签名也被免掉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社长的职务了；贺卫方先生去新疆石河子守卫西大门去了……

我们马勒戈壁大草原上的草泥马们，就这样被河蟹们分而食之！很平静，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日子仍然过着，天下太平。

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悲伤里自娱，看着他人被河蟹而默不作声！我们安全吗？是的，我们草泥马的日子十分河蟹，只要你闭上你的嘴，只要你交出你的自由，只要你感激着自己所享有的“存栏权”，幸福地哼哼着。马勒戈壁草原上的水草是会留给你几根的。苟活吧，苟活下去吧。

就像前一段，因为偶然的机会我和那个曾经被精神病了四个月的母亲有了一些接触，我为她的遭遇感到震惊和悲愤，希望她把自己的遭遇说出来，而她说，我不想让有些人把我的事情当做反社会的工具！我不相信我们的国家真的是这样的，我不希望我们的政府是这样的。一定是有人很坏，把事情做成这样。这些人不代表真正的党和政府！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我当时的心情，只是觉得心泪如雨！

我的这位善良的姐姐啊，到现在还没有从懵懂中走出来！到现在还在网上搜索去年七月份的文章，看看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她要找出她被密封时所发生的事件的轨迹！她不相信她的儿子会做出那样的事情，她的儿子平时连过马路都一定要走斑马线，从不乱扔纸屑！这样的一个孩子怎么会做出那样的事情呢？她不相信！她说当她的孩子在上海被警察打了后回到北京，她问孩子，打得怎么样？厉害吗？有山西的警察打得厉害吗？她的孩子说，没有山西的警察打得厉害（山西太原的警察曾经十多人围着他暴打，把牙也打掉了）。所以当她的孩子又到上海的时候，她只当是去旅游的。到现在她都说她的孩子到闸北分局去是去讨说法的，只是大门一关，都是警察，也不公布录像，怎么说怎么是，说你杀人了，你就是杀人了，有什么公道呢？

去年七月二号，当她在大屯派出所见到上海来的两个警察时，就有一个姓顾的警察是曾经因为自行车事件来北京“私了”的人。她说上回就是这个人来私了的，现在又让他来处理我儿子的案子，怎么会公平呢？还有那个姓孙的警察，在给她做完笔录时还找补一句说“你儿子还等着你去救他呢。”什么意思！幸灾乐祸吗？知道儿子在等妈妈，就把他的妈妈给秘密、强制送到“安康精神病强制治疗管理处”！

真和谐啊！真是河蟹啊！天理在哪呢？！

她看了判决书，裁决书，她觉得不公！她不相信她的儿子象他们说的那样的，她想在网上说说她的疑问，她想向所有关心她关心她儿子的案子的人们表示一下感谢，她开了博客，可是她的博客在新浪开了仅仅24小时，发了两篇博文，就被强行关闭了！她又一次被封口了！

这是怎么了？这是怎么了！一个曾被强行“精神病”的母亲就这么可怕吗？！一个掌握着强大的国家机器的政权，有着二百多万军队几十万的武警，一百七十万的警察，加上不知道有多少的如狼似虎的城管、保安的国家机器，法院、检察院、“人大”都在自己领导之下的政权，就那么怕一个失去了孤儿的寡母说两句真话吗？！

我无语！20年前我就被震慑住了，我不说话还不行吗？

是啊，20年以来，瓮安“不明真相的群众”们集体做俯卧撑的时候，我只是打酱油的，我看着，不说话；后来11岁的女孩被猥亵，那不是我的女儿，我仍然看着，不说话；再后来一个青年向110报警被打死，那不是我的儿子，我依然看着，愣愣地看着，不说话；后来，……我不是王静梅，虽然我知道她的故事，我仍然不说话；后来的后来……我还是没有说话。

可是，不说话不等于忘却！有些事情是不能忘却的：20年前失去孩子的母亲不会忘记；贵州瓮安的老乡们不会忘记；11岁的女孩和她的父母不会忘记；被冷漠地“击毙”的青年的父母不能忘记；所有那些被强制送往精神病院的想维护自己权利的人们不会忘记；那些在“躲猫猫”的游戏中丧生的人们的亲人不会忘记；那些死在512大地震中的孩子们，那一个个幼小的生命，他们的父母，不会忘记！

我的记性不好，并且我真的想安安静静的度过我的晚年生活。我曾经以为我已经忘记了，可是当有一个多事的艾未未把那一个个可爱的，令人心碎的名字都贴了出来的时候，那一个个曾经鲜活的生命，那一个个可爱的脸庞，那一双双清亮的眸子，就这样看着我，问询着我的良知！那一个个如此陌生又如此熟悉的名字就像一记记重锤，击打在我的心上！在我的灵魂中掀起风暴！

所有的事情都想了起来！所有的事情都不曾忘记！

我是他（她）们的亲人，我为什么不说话？他（她）们是我的至爱亲朋，血脉相连！我为什么不说话？

如果我不说话，悲剧会不断重演；如果我们不说话，我们永远是河蟹嘴里咀嚼的一团烂泥！我们的孩子永远摆不脱喝三聚氰胺奶的厄运；我们的女儿永远不敢欢快地在路上行走；我们的儿子不知何时就会被河蟹吃掉；我们和我们的孩子头上的屋顶随时都会垮塌下来或不翼而飞！我们的财产被转移我们无权过问，我们的山河被以GDP的名义污染我们无权质询！我们永远只是臣民只是奴才！这样的日子是可以忍受的吗？这样的生活是美丽的吗？我们就这样苟活下去吗？

我们为什么不说话？



又想起那个著名的马丁神父的著名的话：

“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

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

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

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

我不是工会成员，我继续不说话；

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

我不是天主教徒，我还是不说话；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

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我们草泥马一族还有退路吗？我不知道我怎么还能不说话！

转帖：朱学勤：《公民意识：中国的困难与曲折》

中国传统社会没有产生公民意识的可能。这是因为这样的社会结构中，政治权力人合法性不具有公共性质，政治结构与家庭私人生活直接连接，两者之间也没有一个既独立于政治权力又独立于家庭私人事务的公共性中间地带。

公民意识是近代宪政的产物。它有两层含义，当民众直接面对政府权力运作时，它是民众对于这一权力公共性质的认可以及监督；当民众侧身对公共领域时，它是对公共利益的自觉维护与积极参与。因此，公民意识首先姓“公”，而不是姓“私”，它是在权力成为公共用品，以及在政府与私人事务之间出现公共领域之后的产物，至少不会产生这两者之前。此前民间如有意识，只能是诸多“私”人意识的集合，相当于西方政治思想史上自然人状态，在中国，这样的“私”人集合状态有一个十分自然的名称，就叫“老百姓”。“老百姓意识”当然不是近代意义的“公民意识”。

“老百姓”是众多血缘姓氏的集合体，这一复数名词的社会学内涵是：人和人之间依血缘姓氏组织为家族单位，以此确立亲疏离合，而不是血缘纽带解体之后依经济、政治利益分殊而重新组合社会联系。它反映的是宗法制自然经济的观念残余。战争年代毛泽东在“老百姓”中游刃有余，他的军队本身就产生于“老百姓”，但在另一些时候，连他也为“老百姓意识”弥漫于他的军队而烦恼，曾不止一次地告诫部下，不许把自己混同于“老百姓”。但他的胜利毕竟来自于“老百姓”。“老百姓”这一说法至今还存活在中国广大的城乡，甚至包括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上海。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找不到其他单词来取代这一单词的位置。这一漫不经心却能在众人嘴中脱口而出的集体名词，再好不过地证明我们距离“公民”状态还有多遥远。

中国传统社会没有产生公民意识的可能。这是因为这样的社会结构中，政治权力人合法性不具有公共性质，政治结构与家庭私人生活直接连接，两者之间也没有一个既独立于政治权力又独立于家庭私人事务的公共性中间地带。西汉以来，国家意识形态儒教规定有“三纲五常”。“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是一垂直隶属系统，“仁、义、礼、智、信”是一横向交往系统，两者交织是独立的片面义务观，“五常”有双向的交互作用，但它基本是一种道德要求，不反映交往行为中的利益诉求和契约保障。在整个儒家政治、社会视野中，始终看不见独立于家庭结构和国家政治结构之间的公共地带，这是儒家学说中最为引人不安的重大缺陷。对此，中国近现代的自由主义者不断批判。但最有说服力的批判，还是来自对传统历史文化持保守主义立场的儒家自由主义者。

中国已故思想家、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徐复观先生说：“在儒家五伦的观念中，根本缺乏人民与政府相关的明白观念。于是儒家的千言万语，终因缺少人民如何去运用政权的间架，乃至缺乏人民与政府关系的明确规定，而依然跳不出主观愿望的范畴；这是儒家有了民主的精神和愿望而中国不曾出现民主的最大关键所在。

人民一旦与政府发生关系，即堕入于法家幽灵下的胥吏手中，受其摧残惨酷之毒。……两千年来，一直到现在，人民不敢轻易与政府接触，以避免与政府接触，为立身处世的要务。有人说，中国历史上，人民有过多的自由，这些人所说的自由，正指的是人民瑟缩于政治缝隙之间的喘息。”

到目前为止，这可能是我所读到的针对中国传统社会为何不能产生公民意识这一问题的最好论述。上述徐先生提到“有人认为人民有过多的自由，”不仅有著名史学家钱穆先生，还有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孙中山曾经引用著名的中要古代诗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于何有哉”，论证传统社会中有自由，而且这种自由过多，以至形成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状态。其实那样的“一盘散沙”并不是“自由状态”，对现代自由下的“公民意识”而言，是一种相反方向上的犬儒状态——对公众生活、公共事务的确冷漠与畏避。钱穆先生也有孙中山类似的看法。徐复观先生在一篇著名文章中曾予以尖锐的批语，那篇文章的题目就叫“良知的迷惘”。

所谓犬儒，就其本身的西方来源，是指古希腊伯利克里光荣时代结束后，以狄奥根尼为代表的一种生活方式，他蜗居于广场上的木器厂桶里，以幻觉中的精神胜利来麻醉自己在现实中的失败感。在中国，希腊哲学的翻译者将狄奥根尼这一派人译称为“犬儒”——像狗一样生存的知识分子，应该说十分准确。这可能是因为在知道狄奥西尼之前，中国知识分子就已经有“犬儒”及其所代表的精神胜利法。比如，在中国旧式文人的笔下，他们就经常将老百姓和自己的蜗居状态，描绘成非常美妙的田园牧歌，将“瑟缩于政治缝隙之间的喘息”，说成是一种优雅的自由状态。而在现代新文人的笔下，则将这种犬儒状态，套用西方学术概念，描绘成市民社会下“公民意识”的崭新萌芽。

1949年以后，在中国建立的是总体性社会（Totalistsociety）。其结构特征是：铲除市场经济，思想文化实行一体化意识形态统治，国家直接垄断并分配各种社会资源，从就业权力、食品供应直至受教育机会。总体性社会下的居民，被三项身份等级制分割：首先，城乡居民之间出现城市户籍制，城市居民在享受国家分配的各项资源时代优先于乡村居民，婴儿城乡身份随母亲身份先天决定；其次，在城市居民之间出现干部与工人的人事档案分别管理制，干部享有种种政治优先权；最后，在城市工人就业的经济单位之间还要出现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差别，全民单位中的工人较之后者在工资与退休金方面，享有稍为优厚的待遇。上述身份制度成金字塔型阶梯排列，通常人们只能有从上一个阶梯向下一个阶梯向上一个阶梯的进位（如有例外，多半出于对政治合作的鼓励）。这样的总体性社会，有国家无社会，已经没有严格学理层面的“社会”可言，如有之，只能以传统的“民间”这一模糊的说法给以勉强指称。因此，从1949至1966年，在民间，人们始终以传统的“老百姓”这一古老的自然人说法而称，几乎不知“公民”称谓，更不知“公民意识”为何物。这是一种非常天然且正确的反应，比任何学术名称更为到位。我甚至想说，这是一个已经消失的社会投在另一个虚假的社会上惟一的影子，而且恰好是正确的影子，它非常害羞地想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反应。类似“老百姓”这样淳厚而又准确的民间说法还很多，可惜至今不能引起中国那些热衷于向西方学术概念进行国际接轨的学者们应有的注意。

如果那时有人称中国“老百姓”为“公民”，听者一定会觉得滑稽，听上去有舶来意味，甚至有令人不安的西方资产阶级气味。这是因为在应该出现“公民意识”的位置，当时树立的是“驯服工具论”以及“雷锋精神”，以要求民众无条件服从国家安排，做一颗“螺丝钉”，随着国家机器的运转而运转。“文革”前上海市委在著名的前清首相李鸿章的别墅“丁香花园”，曾集中一批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成立市委写作班子以供驱使，对外集体称呼为“丁学雷”——丁香花园学雷锋。“丁学雷”与“文革”后期在北京成立的以清华、北大知识分子写手组成的“梁效”（两个学校）写作组，南北并称，一度成为中国路人皆知的知识分子御用班子。这些知识分子的专业造诣十分出色，例如“丁学雷”里的朱永嘉先生，是我的母校复旦大学历史系最为优秀的青年学者，当时已经展现出一个明史专家的学术前景。“文革”前夕，他刚刚拜谒吴晗为老师，兴奋不已，但是到了1966年，即按照毛泽东的意志撰写公开批判吴晗的文章。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这位杰出的明史专家当时的内心状态，而且他在后来被结合进上海市领导班子时，并无可以诟病的私德缺陷，要比现在我们所知道的陈希同之类的领导人腐败好得多，但当时，他无法真实流露内心想法，他的政治成功只会引起知识分子中的不少“老百姓”一阵阵羡慕。知识分子尚且如此，“老百姓”的觉悟程度就完全可以理解。因此，要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产生我们今天讨论的“公民意识”应该不难想象是何等的困难。

1966年以后，中国大陆出现文化大革命，目前普遍以“十年动乱”为其贬义指称。我也知道在座的各位美国教授已经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这一现成说法。但我还是想说，“十年动乱”这样普遍流行的说法，并没有经历过广泛的讨论，更谈不上严格的学术检验。这种流行语，恐怕是以“文革”语言来结束“文革”。造成“文革”悲剧的深层动因，实际上是以否定的“文革”语言在继续延续。首先在空间上，人们就有理由提出疑义：究竟是只有一个“文革”，上下合一？还是有两个“文革”，两者之间既无联系，又有对立？其次在时间上，人们也不是没有疑义：“文革”究竟是十年，还是更长，甚至只有三年？在上述两种疑义中，我都有倾向于同意后一种说法。

目前在大陆最为令人厌恶、也最为令人恐惧的，是当初“文革”中的底层造反行为与造反思想。但事实上，那样自下而上的民众造反，在1969年中共“九大”以后，无论在组织行为上，还是在思潮探索方面，就已经被“文革”当局镇压。即使在1966年至1969年前三年中，民众造反赢得合法存在的时间，也十分短暂。此后从1969年至1976年，“文革”的后七年，是处于极少数造反派得势的上层激进派集团与失意的元老派集团之间的拉锯状态。这一反复拉锯对经济秩序、文化思想的摧残，已不能由今天被指控的那些民间异端者负责，因为他们在此之前就已经被驱赶出局。如果一定要说他们和后七年有关系，那就是他们曾经作为这一政治锯条启动的祭品，首先被送上了祭坛。他们被牺牲以后，那一毫无建设性可言的政治拉锯才得以开始。这些民间造反行为在今天看来，也是不能肯定的，但是在否定他们的同时，必须指出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这些人在前三年对走资派和知识分子的迫害，远远不及后七年的“文革”当局对他们的迫害那样凶残。如果不做前三年与后七年的区分，笼而统之地称为“十年动乱”，至少会引起一个混乱：把后七年的烂帐全部归咎于前三年，却放过了真正的元凶。这种笼统而又混乱的说法，我以法国革命为例，各位或能较快领悟：如果有人把他在热月党人、尤其是拿破仑帝国时期遭受的政治迫害，继续归咎于此时已经被镇压驱散的雅客宾俱乐部成员，历史学家是否能接受？但在中国，大部分历史学家接受的就是这样一类奇怪的说法。在你们所看到的有关中国“文革”的电影、小说，则更充分着这些张冠李戴的描述。知识分子接受并传播这一混乱而又低能的说法，只是证明他们还不是知识分子，到今天还没有找到知识分子自已的语言；如果说与我们今天的议题有关，那只不过是预先证明，在中国要培养真正的公民意识，要比各位理解得更为困难，它所需要的时间比各位预料的要漫长得多。

所谓前三年“文革”，在北京中南海上层的政治地图上，十分凌乱，乏善可陈。与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相关只有一个事件，即1966年8月5日，刘少奇在一次被羞辱人格的批斗后，回到办公室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秘书口诉他的恼怒：

你记，我要抗议！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的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力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

这个故事在今天的中国大陆，被官方用来否定“文革”，成最好教材，经反复宣传，已路人皆知。这是一个很能赚人眼泪的故事，因为它遮蔽了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在此之前，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的1966年夏天，他向全国大中学校派出文化革命工作组，后者所到之处，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成千上万的学术权威、普通知识分子甚至未到法定年龄的初中学生跳楼自杀。刘本人理论作品史留下一本《论共产党的修养》。这本小册子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它首创了本文前述的反公民意识的“驯服工具论”。他只有在自己个人受到侮辱时，才会想到在《论共产党的修养》之外还有一本《宪法》，在“驯服工具论”之下还有“公民意识”以及“公民人身不可侵犯”，我们当然应该同情刘少奇后来的遭遇，同时对刘少奇“公民意识”的觉醒表示尊重，尽管它已经来得太晚。但是这一故事本身，首先具有历史的反讽，而不是像现在那样，把它说成一个庄严的悲剧。

不过，这一故事也有它的积极含义：那就是在文化革命的冲击下，连一些共产党高官都从自己的切肤之痛里，产生了斯大林毛泽东辞典中找不到的“公民意识”。我相信，这是邓小平、彭真等人在1976年复出后一度强调“法制建设”的原动力之一。

那么，在“文革”的前三年，在国家主席终于想起还有宪法的另外一端——远距中南海的中国底层民众——即“老百姓“中，公民意识又是怎样曲折萌芽的呢？

1966年北京“遇罗克大字报“事件应该算一次。它反对当时在高干子弟中风行一时的血统论，以曲折的语言要求公民意识的第一层含义——人的身份平等，已经触及本文开头所述总体社会的基本特征——人的身份等级制。遇罗克事件具有很高的思想史价值，但是如果以此推算大多数民众的公民意识觉醒程度，则有可能犯估计过高的错误。当时在民间，从“老百姓”向“公民意识”这一自然人到法人的进位，尚十分朦胧，以后的发展也历经曲折。他们一开始只能在毛泽东政治人权上的“右倾”政策与刘、周、邓经济文化上的右倾政策之间。作一种分裂性的选择，以此曲折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在这些分裂性利益诉求之间，需要十分耐心地挖掘，才能找到一点与公民意识有关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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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严肃的谐谑——从“草泥马”说到“草泥马”

2009-03-03 17:51:21)[编辑][删除]标签：草泥马 中国文学 拉丁美洲文学 脉流 陈行之 杂谈




严肃的谐谑——从“草泥马”说到“草泥马”

陈行之



1

对事态的感觉，因年龄、阅历不同而不同，年轻人或者小孩子认为很严重的事情，在大人看来通常都微不足道。但是，就事物的机理来说，你还不能就此认为大人的世界与孩子的世界截然不同，很多种情况下，小孩子恐惧的东西其实也正是大人恐惧的。 ( http://www.tecn.cn )
我小时候跟同伴在一起打打闹闹，经常会出现矛盾，发生不愉快，在所有这些矛盾和不愉快中，最严重的事态是你违犯游戏规则导致对方宣布说：“不跟你玩儿了。” 这意味你这个人不地道，没办法跟你玩儿，你在道义上处在了下风，而且，你将陷入孤单，对小孩子来说这是很可怕的事情。这时候你通常会用两种方式解决问题，一种是赶紧给人家道歉，宣布说从现在开始我将严格遵守游戏规则，咱们继续玩儿下去；一种是你指着对方的鼻子说：“不玩儿就不玩儿！老子还不稀罕跟你玩儿呢！” ( http://www.tecn.cn )
两种态度导致两种结果，前者把矛盾化解了，游戏继续进行下去，大家都很高兴；后者则意味游戏到此为止，双方视同路人，各不相干。一般来说，大家都竭力避免出现后一种结果，就是说，尽量不要违犯游戏规则，如果违犯了，赶紧给人家道歉，让游戏进行下去，这对谁都有好处。小孩子正是凭借这种朴素美好的人性保持他们那个世界和谐美好的。 ( http://www.tecn.cn )
大人的世界也有这种机理吗？
也有，比如前几年开始在网络上的“恶搞”，比如最近由于国家有关部门大张旗鼓反低俗而横空出世的“草泥马”，蕴含着的就是这样一种机理：人家不跟你玩儿了。 ( http://www.tecn.cn )
玩儿好好的，怎么突然就不玩儿了呢？
这里大有文章。

2

崔卫平女士在《我是一只草泥马》一文中对“草泥马”现象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我认为是深刻独到的，启发人想到很多问题。我想到的问题是：究竟是什么东西把人逼到了无法用正常语言建构正常语境的境地？ ( http://www.tecn.cn )
我经常使用的“强力”的概念，用以说明有一种横亘在人类社会中的不为人所控制和约束的野蛮力量，从最终意义上决定着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决定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精神图景。 ( http://www.tecn.cn )
在我的阅历中，“强力”有两个重要来源，一个是隐藏在卢梭《社会契约论》中“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后面的强制规定；一个是氤氲在卡夫卡小说世界中专横粗暴、无所不在、令人绝望的那种神秘力量。当然，我在使用“强力”概念的时候，不可避免要赋予新的内容，但其主要部分仍旧是卢梭和卡夫卡所强调的那种东西。 ( http://www.tecn.cn )
我认为，正是这种超级存在的强力决定了当前发生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而当前发生的事情又是过去发生的事情的延续，是一种新的结果。我固然可以在长篇小说中形象化地表达我的见解，这意味着我将以非观念的方式表达观念，但是具体到正在写的这篇文章，我则不能不直接用观念的方式谈论它，把它作为社会学或者说政治哲学话题来讨论，这样，不可避免就要说到国家，说到意识形态。 ( http://www.tecn.cn )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曾经得到过一段短暂的“活在真实中”，在真实中思索生活，在真实中展望生活的条件，因此形成了被人们概括为“八十年代启蒙”的黄金历史时期。在这个短暂时期里，中国文学勇敢地担当起了自己的责任，成为了人们精神生活的寄望，一些远远说不上有多么高文学价值却直接反映了人们内心图景的小说、戏剧作品被读者欢呼和推崇。 ( http://www.tecn.cn )
在那个历史时段，我在编辑一份大型文学双月刊，可以说直接见证了人性解放以后那种催人向上的氛围，那种充满创造力的活跃。 ( http://www.tecn.cn )
这种状况没有维持多久，“强力”就出来干预了：接连发生了“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两场政治运动，那些“活在真实中，在真实中思索生活，在真实中展望生活”的文学作品遭到了大面积否定和批判，中国文学健康的发展势头被遏止，不健康的东西却沉渣泛起，逐步构成了中国文学的主流，直至前不久有人断言说“中国文学全部都是垃圾”。 ( http://www.tecn.cn )
我从来不认为所谓“八十年代启蒙”是一个精准的概念。首先，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并没有达到“启蒙”（尤其是与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相比）的境界，它还是瑟缩的，拘谨的，还带着浓厚的国家意识形态色彩，所谓“启蒙”，只能说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粗略归纳；其次，就中国文学来说，也并没有成长到能够被我们骄傲地宣称可以代表一个时代的伟大作品，《伤痕》、《班主任》、《假如我是真的》等之所以被人们欢呼，主要的也不是其本身有多么高的文学价值，而是因为它们作为社会良心起到了为民众“代言”的作用。 ( http://www.tecn.cn )
然而“八十年代启蒙”又是那样重要，那样值得怀恋，这是因为，正是那些在艺术上并不十分成熟的作品，预示着中国文学非常有可能在对历史和现实进行深刻反思和审视的基础上发展成为真正值得骄傲的文学脉流。我把这种脉流称之为“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就像十九世纪欧洲文学那样。这意味着我们将会拥有一大批载入史册的文学巨匠和可以被称之为史诗的文学作品。 ( http://www.tecn.cn )
然而这一切都在强力干预下戛然而止了——在专制主义的传统政治文化土壤中，你是无法指望有新的绿色成长的，中国文学从此掉转过头，向另一个方向延伸，不幸的是，这个方向对于文学来说是错误的，甚至可以说是反动的。 ( http://www.tecn.cn )
最初它表现为形式主义，即所谓拉丁美洲文学的深刻影响。我曾经在另外一篇文章（长篇小说《当青春成为往事》后记：《文学应当有一条哲学的通道》）中说过，中国作家在借鉴拉丁美洲文学的时候，摒弃了内在精神，借鉴的不过是皮毛，仅仅是形式，这也是朦胧诗和谁也看不懂的小说大量出现的原因之一。这意味着文学正在小心翼翼地与生活拉开距离，文学所担当的东西正在成为文学的负担，文学千方百计要卸载掉这个负担，一部分向主流意识形态回归，一部分滑向虚假，滑向颓废，乃至于滑向色情……中国文学不再被我们所骄傲了。 ( http://www.tecn.cn )
精神成长一旦出现扰动，过程就会出现波折，并最终在其表象上显现出来。价值观混乱乃至于反动保守的歌颂帝王将相的影视剧和文学作品走红，突出说明了作家的尴尬处境——如果你希图走红，你就必须向强力妥协，强力会给你所需要一切，否则，你就将“不在”。当强力拒斥的东西完全退出人的文学视野之时，人们也就有充分的理由不再尊重文学了；换一句话说，如果文学不再反映民众的心声，民众也就不再寄望于它，他们自己会选择最便当的方式表达内心的见解。 ( http://www.tecn.cn )
问题是，民众与作家一样都处在强力的重压之下，当自然表达被扭曲的时候，人们就只好用自己的智慧扭曲地表达意愿——我们说民众的水平高于作家，强调的就是这样一种事实——这种意愿也许没有任何思想内容（即所谓“无厘头”），也许充满了无奈，也许是在“含着眼泪笑”，但那是他们自己的，他们有理由珍重那种表达。 ( http://www.tecn.cn )
“草泥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诗意一般出现在“马勒戈壁”草原上的。

3

这意味着什么呢？
如同前面所说，这意味着一种触目惊心的社会现实：本来一直跟你玩儿的民众在遭受了很多愚弄之后，发现再也没有办法跟你玩儿下去了，于是宣布不再跟你玩儿了。 ( http://www.tecn.cn )
你是强力，你就像孩子堆里最强悍、最不讲理、经常把弱小孩子打哭的顽劣少年，如果谁直接跟你说“我不跟你玩儿了”，你不是得急了？你不是得抡起巴掌掴人家一个耳刮子？孩子都是聪明孩子，谁愿意让人家掴耳刮子呢？所以人家就不说“不跟你玩儿了”，装得很怂，很弱，脸上还带着笑，说：“我尿去呀！”就走了——最终还是不跟你玩儿了。 ( http://www.tecn.cn )
“草泥马”所蕴含着的社会学信息无法让我们笑一笑就过去，事实上这是一个严峻的话题，它说明了一个被强力控制的世界已经荒诞到了无法言说的境地，说明了人们内心的景象已经无限凄凉，他们除了用扭曲的方式表达内心图景之外已经丧失了任何让自己显现为“在”的方式，他们甚至连自己是不是真的“在”也心存疑虑，他们调侃的时候是含着泪水的，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本可以不这样，不说“草泥马”，也不说“马勒戈壁”，他们是在别的话什么都不能说的时候无可奈何地这样说的，他们并不真的想这样说。 ( http://www.tecn.cn )
我非常赞赏郭于华先生把“草泥马”现象称之为网络时代“弱者的武器”。
他介绍美国著名的政治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在对东南亚农民的反抗实践进行民族志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弱者的武器”和“隐藏的文本”两个重要概念，用以解释底层群体生存与反抗的逻辑，为人们提供了理解农民政治的灼见。 ( http://www.tecn.cn )
郭于华先生归纳说：所谓“弱者的武器”指的是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即农民同那些索取者、压迫者之间平凡的却持续不断的斗争。这些日常形式的反抗通常包括：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怠工等等。在斯科特看来，甚至受雇于农场主的打谷工在脱粒时敲打稻谷的次数都关涉到阶级之间的争夺。这些被称为“弱者的武器”的阶级斗争形式具有共同特点：它们几乎不需要事先的协调和计划，而是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社会网络，通常体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它们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对抗权威。这类几乎不着痕迹的“弱者武器”的运用是由于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对于多数下层阶级来说是过于奢侈了，那即使不是自取灭亡，也是过于危险的。 ( http://www.tecn.cn )
郭于华先生还介绍说，斯科特推出的另一个概念“隐藏的文本”指的是相对于“公开的文本”而存在的、发生在后台的话语、姿态和实践，它们避开掌权者直接的监视，抵触或改变着“公开的文本”所表现的内容。它们是千百万人生存智慧的重要部分。斯科特指出，每一从属群体因其苦难都会创造出“隐藏的文本”，它表现为一种在统治者背后说出的对于权力的批评，它使从属者可能破除“虚假意识”和神秘化的迷障。作为底层政治的“隐藏的文本”，有助于理解底层群体难以捉摸的政治行为和复杂情境中的权力关系。 ( http://www.tecn.cn )
据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草泥马”的出现是一场严肃的谐谑剧，它严肃过任何政治的社会的话题。
如果我们的政治家具备基本素养，应当从中看到极为可怕的东西。“哀莫大于心死”，当“草泥马”在“马勒戈壁”与河蟹争夺食物的时候，你应当看到现实版的你死我活，看到几乎处于绝望中的人含着眼泪笑的凄惨境况，看到这种境况背后隐藏着的巨大危险。 ( http://www.tecn.cn )
这不是危言耸听。

2009-2-26
天益首发：（http://www.tecn.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