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碎片之：我们村

记忆碎片之：我们村
2008-06-29 20:17:29






我们村就在公路边上，离宜川县城只有15里路。这让我们很不爽。

那时的我们是一群狂热的“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已经不往远处发配，只在北京近郊安排的1975年，我们仍然跟家里闹翻了脸，坚决要求到革命圣地陕北延安来插队落户。因为听说周总理陪范文同来延安时落泪了，为没把革命老根据地搞好。

1968年被迫下乡的老知青已经走得差不多了，硕果仅存的几位亲热地称呼我们为“傻青”。

宜川县是延安下属13个县之一。跟我们一路从北京杀到宜川来的另一队“傻青”，被分到离县城100多里地的寿峰公社，在山里，原始森林边上。每天的全劳力工分值只有5分钱。所以每当他们到县城来开会办事，顺便到我们村里蹭饭吃，又顺便跟我们辩论《资本论》、黑格尔又辩不过的时候，就使出杀手锏，不无得意又不无睥睨地说：我们离县城100多里，你们才15里；我们一天工分5分钱，你们一天5毛钱。不是中农是什么?哼哼………于是我们就真的有点惭愧也有点内疚。无话可说。因为他们比我们艰苦，所以他们比我们崇高。这是那时的逻辑。

我们村前的公路叫延宜公路。一头通延安市，一头通宜川县城。路是石子路，硬硬的，很高级。横穿过公路，那边是一百多亩平坦的川地（陕北这边叫山坡上的斜坡地为坡地，山顶平原上的地叫塬地，川道里的地叫川地）。川地是能浇水的，不怕旱，所以是宝地。地里种些麦子，完了种玉米和谷子。我们村还种了十几亩棉花。因为能浇上水，所以川地里的庄稼长得墨绿墨绿的很喜人。这块地当年曾号称是我们县的粮仓呢。

我们党湾公社景阳大队是县委牟书记的点，又有县农科所的科学家驻队，所以经常有别的公社或别的大队的干部来我们村学习取经。

虽然我们大队的麦子长得很好，亩产有三百多斤（公社给定的五百斤）。但我们每人一年仍然只能分到十几斤麦子。因为要交公粮。而所交公粮的任务数额是这样这样定下的：从最上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领导的党*中*央*根据我国现有耕地数以及每亩产量多少（亩产！这是一个经过大跃进洗礼的数字！一个跟领导干部的升迁息息相关的数字！）算出全国农民能生产出多少粮食；再算出除了维持国家机构运转和城里人的嚼咕，伟大领袖还要支援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世界人民多少；两个数字一除，算出各省要交多少公粮任务。各省又据此算出各地市要交的任务，另外加上省里需要开销的部分下达到地市；如此地市级又加了码下达到县；县里又加了码下达到公社；公社当然加了码就下达到每个村每个农民当然也包括我们这些傻青。

常在秋后听说北边靠近榆林有的县有因为年景不好或地太差或干部升迁心太重数额定得太高而交不上公粮，农民一粒粮也不分的；有的队打下庄稼全都交公粮，直接给农民开个介绍信，全村出去要饭的；还有的村有“瞒产私分”被查出的，就有公社干部带着民兵开着手扶拖拉机到农民家里去抄家，一簸箕玉米粒也不给留的。我们村还好，因为地好，产量高。又因为县委书记的点，不会逼得太惨。所以每年还能有十几斤麦子吃。

在川地的那边，山根下有一条河，叫泗旺河。河水很清。我们从北京到延安地区时先到延安市区参观了宝塔山、延河水。那延河水很黃很小又很混浊。虽然听说山水下来的时候，也大得怕人，冲走过牛，还冲走过人的。但平时在宽宽的河床中间却只有窄窄的一条细流。所以一看我们村前的泗旺河河水这么充沛，清清亮亮的。真是觉得好难得哟。可能是因为远处的山上还有树吧。

有时我会提着筐去河边洗衣服。或相跟着三五个婆姨女子，或独自一人。有婆姨女子相跟的时候，就很热闹。嘻笑打闹声撞在山臂上弹回来，和着哗哗的水声。这时就忘了肚子里装的酸酸的玉米和更酸的酸菜，忘了压得腰弯背驼的扁担、粪筐、柴梱。手和脚浸在欢快的河水里，洗衣的劳作已经变成了快乐的享受。往往这时就忍不住要唱上两嗓子了。从“丢手绢”到“国际歌”；从“星星索”到样板戏；从“大海航行靠舵手”到“山楂树”“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深深的海洋”......这里没有工宣队、军宣队，随便唱！所有能想起来的歌，尽情地唱！而纯朴的贫下中农可没有所谓红歌黃歌之分，无论你唱什么都说好听。有时她们也会唱上几首陕北民歌（不是那种革命的，而是当地叫做“酸曲儿”的）。比如“兰花花”、“赶牲灵”等等，一下就把我们震了。我们唱的所谓“黄色歌曲”与她们唱的“酸曲”比起来简直是味同嚼蜡！后来于江不知从哪搞到一本何其芳的研究陕北民歌的书，如饥似渴地研究起来。

一个人去河边的时候，又是一种境界：静。甜美的，轻柔的，令人微醺的静。偶尔远远传来吆牛的声音，风爱抚过全身的声音，和河水哗哗的歌唱声都成了静的背景音。坐在圆圆的大鹅卵石上，手脚浸在河水里，跟柔软的清绿的欢快跳跃的一路唱着歌前行的河水亲近着。心都浸得软软的，溶进了河水里。

在背着重重的柴梱走在寂静的山间小路上的时候，在满手血泡提着镰刀看着一眼望不到头的麦陇的时候，在躬着腰爬山到十几里外的山坡地里去除草、拿粪的时候，革命道理、伟大理想都落在窑洞里和窑洞书架上的革命著作里了。此时感到的只是无奈的吃力，面对恶劣生存环境时的渺小，和力不从心的晕眩。

只有在和奔涌的河水一起亲近的时候，我才能感到生命的跃动，生活的美好，自然的美丽。我抚摸着河水，河水温柔地抚慰着我的心灵。双脚浸在河水里，温暖，凉爽，浸入心脾，滋润灵魂。有时，我会请一天假歇工，我会在河边呆上半天。身心泡透了，才在点点星光或新月的朦胧中向村中若有若无的微弱的灯光和炊烟走去。

河水是不忧愁的，河水是不停滞的。她总是欢快地向前奔涌着，充满了生命力。她好象对身边的一切不公、虚伪、丑恶，都充满了嘲讽、嗤之以鼻。她是那么真实而毫不虚伪。我的泗旺河，陪我度过艰难又迷惘时光的温柔的泗旺河！

其实他们不知道，比起那些分到塬上和山里的“傻青”们，这条河才是我们最奢侈的享受！





珍 珍



我们这伙革命的“傻青”们，心中充满了理想，干起活来也很拼命，可就是搞不定烧柴火的灶。蒸出的窝头中间总是夹杂着生玉米糊。所以村里的任支书派了一个婆姨来给我们做饭。

她叫珍珍。村里人还有叫她狗子婆姨的。她男人叫狗子。

珍珍的眉毛淡淡的。眼睛不大，细长的，应该是属于丹凤眼类的吧。平时总是很温和的善善的有点无辜地望着人。而且往往只是一瞥，然后就很快地把头低下去了。

在陕北呆了一段我才发现，陕北人的皮肤其实是很白的。虽然因为生活条件、黄土高原的烈日灼烤，人人脸上都带着“高原红”，尤其是长年在地里劳作的农民，看上去黑黑的。但那其实是太阳色，黑里透着红，且闪着健康的光泽。后来我跟女子们在背人的河湾里洗澡的时候，发现她们藏在衣服里的皮肤都白得耀眼呢。

而珍珍呢，肤色却有点发暗，黑里透着黃，闷闷不乐的颜色。

我不知道队里为什么派这么个婆姨来给我们做饭。她与那些咭咭呱呱的婆姨，嘻嘻哈哈的女子都不太一样。既不精明干练，也不快乐。全身上下的气氛都灰不塌塌的。日子已经够无趣的了，还要天天看着这个木讷的婆姨在灶房里晃悠，频添一份忧愁似的。

我们村是很有些漂亮快乐的婆姨女子的。人说“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其实我们宜川的婆姨女子也是非常好看的哟。比如我们村里的莲子、桂花、水莲、桂香。还有一次我出民工，去修路。在工地上看到一个女子，是山里来的。老天爷，真的是惊为天人。白里透红的脸颊，好象一碰到就会出水似的。长长的睫毛，有半寸长吧往上翘着，真正的毛眼眼！我一个女人看了都晕，估计男人一定会倒下一大片的。怨不得刚来没多久，我们组的男生就说，如果给这里的女子稍事打扮，美女的比例肯定比北京大街上的多得多。我相信。

我喜欢陕北的女子。她们快乐，健康。象所有的女孩子一样，一天到晚叽叽喳喳地说笑着，好象有说不完的高兴事似的。我喜欢美丽快乐的陕北女子，她们一到哪，立刻一切都褪色。就连那些经常在地里说些荤笑话追逐打闹的婆姨汉们，一见到女子来了，立刻有人喊一声“女子们来了啊”。所有的不文明言语举动立刻停止。让位给女子们不谙世事的，如阳光一般透明的笑声。

贾宝玉说，女儿是水做的。真的没说错呢。女儿家天然有一份高贵。是天在娇宠着她们呢。未出嫁的女子都是公主，一旦出嫁，马上变成奴隶。男人的奴隶，婆婆的奴隶，儿女的奴隶，生活重担的奴隶。这是中国女人的悲哀，尤其是中国农村妇女的悲哀。但我们村的这些婆姨们，即便是白天跟男人一起下田，回到家里男人休息女人做饭喂猪喂鸡奶娃纳鞋底……却好象并不因做了奴隶而颓丧，在重重重担的压迫之下，仿佛总能找到快乐。

只有珍珍不同。

我从没见过珍珍高声说话过，更没有高声笑过。她话很少，总是默默地做事，带一点惶恐的样子。与人走对面，总是她先避让。快快地闪在一旁，低下头，带点羞涩的笑意。生产队开会时，她只顾着低头纳鞋底，听到别人说到好笑的事，也只是抿着嘴角无声地笑笑。并不抬头。

珍珍做饭谈不上好吃，做熟而已。自然比我们做的夹生窝头好吃些了。话说回来，天天90%的玉米面、10%的豆面、荞面、高梁面，能做出什么好吃的呢。黑得象沥青的棉花油，烧起来冒浓烟象着火了似的。不烧得冒大烟又说有毒呢。不吃吧，肚子里实在没油水，寡得不行。哪管得了那么多呢。再说就这还是老支书特别优待我们知青的呢。普通社员想吃还没有哩。

看着珍珍默默忙碌的身影，我曾想让任支书给我们换个做饭婆姨。但是说什么理由呢？说她不快乐？终于忍下了。

有一天下雨，弟兄们都 “睡雨觉”去了，于江在猪场，青青不知去谁家打针去了。珍珍在灶口烧火，我坐在旁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跟她聊着。冒失地问了一句怎么看你老不快乐呢？珍珍一下顿住了，往灶口添柴的手也停在半空中，两行泪顺着脸颊慢慢地流下来。和着淅淅沥沥的雨声，珍珍慢慢讲着她的故事，我的心仿佛也被淋湿了。

珍珍的娘家在十里地外的秋林镇。她是抱养的。在养父母家长大。养父母人很善良，因为不生养，抱养了她和一个弟弟。虽说是在农村，但养父母却一直把她和弟弟奉为掌上明珠。家里生活条件从当地农村来说又算是好的，所以她和弟弟从小都没受过委屈。十八岁那年她嫁到了我们村。哪想到一到婆家，像从天堂掉到了地狱。

在中国是一个古老的故事，永恒的话题了。

不知为什么，婆婆永远看她不顺眼。坐着不顺眼，站着不顺眼，干活不顺眼，走路也不顺眼。晚上不让狗子跟她睡一炕，白天不让狗子跟她好好说话。

珍珍的婆婆狗子妈我见过，黑胖黑胖的。虽然黑，但眉眼间还看得出来，年轻时还是有几分姿色的。只是说话时五官一起无规则的运动便显出几分妖娆和几分张狂来。狗子妈身体好，她那种身材在现在也是需要减肥的了。而七十年代！大家刚经过六十年代的困难时期，又迎来了伟大的文化大革命，真是饿得灵魂出窍的时候。绝大多数人都是“骨感”身材。而她，真不知是怎么保养的。身体好，底气足，陕北人讲话“高喉咙大嗓子”，骂起儿媳妇来全村都听得见。

有一天，我们知青在驻队干部李文浩那“谝闲传”，突然听见外面高喉咙大嗓子一阵哇啦，又一阵风掀起门帘。来了一个狗子妈。眼珠一转，扫了一圈，把我们几个扫在眼里又没看在眼里地，两只猪蹄把大腿一拍，对着李干部就拉着哭腔诉起来：哎呀，好我那李干部哩，，，那狗子婆姨骂我哩打我哩说什么……狗子妈这边厢屁还没放完，让李文浩一声断喝给生生地噎回去了：放你娘的屁！说珍珍骂你哩打你哩，全村有人相信吗？世上有人相信吗？把你个老东西！你不要把人给（欺负）的太拶（za音。过意）哩！克其麻嚓（快快）给我往出滚！不要以为共产党不管你家务事，看哪天把你拉出去批斗一下就踏实了！

我们强憋着，一直等到狗子妈灰溜溜出去了才一起大笑起来。太过瘾了！这个李文浩，就这么利落！干活不落人后，虽然是干部，农活的技术水平让老农民都翘大拇指。说话也利落，三两句把话说清楚了就散会，从不车辘轳话来回说。不愧是县团干出身。

可是珍珍又惨了。虽然一连几天都听不见狗子妈的声音，可是一看到珍珍来做饭时那肿肿的眼泡，就知道她又受气了。果然，珍珍说，狗子妈一回到家就开始连拧带掐，一边动作还一边说，你不是抱上北京学生的粗腿了吗？你不是上了驻队干部的炕了吗？嗓门放低了，可手下却下了死劲。

村里人告诉我们，狗子妈原来是胡宗南一个团副的姨太太。胡撤退时，那团副不知是死求了还是忘求了，把这女人落在了这大山的屹崂里。那一年发大水，狗子妈被山水冲下来，正好狗子大在房顶上干活，顺手把她捞上来，救了一命。后来，正好因为她的“历史问题”也没人敢娶她，只有狗子大（爸）穷汉人，快四十了，没娶下婆姨，就和她结了婚。狗子大老实得啥似的，结了婚狗子妈也不回村住，就在县城开了个小卖部，而把老汉撵到离村十里外的一个废弃的小庄子住了。（待续）

转帖：自由舰队的最终胜利——致非网友梁文道

转莫之许文


來自：（自由舰队的最终胜利——致非网友梁文道） http://www.bullog.cn/blogs/mozhixu/archives/150626.aspx


个体置身于网络的海量信息中，会出现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受庞杂对立的诸多信息的刺激，而变得更包容、审慎和更善于认知判断复杂开放的大社会；一种可能则是，从海量信息中摘取自己最喜欢的某类信息，而该类信息同样也是海量级的，从而加强了自己原本就单一的立场，而变得更加不宽容和更愿意用一种固定的立场来认知判断复杂开放的大社会。


从我个人10年来的网络经历来看，上述两种现象都存在，且均非鲜见。自前者而观，网络促进了异见的交融，而为理性留出了空间，可以将网络看作是虚拟的公共空间；而自后者观之，网络则是匿名者的天堂，暴民狂欢的乐园，"终于,原来开放的世界变成了一个个自我封闭的小教派",我要说的是，这两者都同样是真实的，但前者要更为真实。

这是因为，两种不同的个体相聚在一个空间之后，喜欢单一立场的朋友会不停地重复，不停的“反刍”和“相互刺激”，而喜欢多元的朋友则会逐渐厌烦这样的场景，于是，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许多空间就“从国事讨论变成了征服世界的幻想乐园”，一些论坛也确实"从标榜理性变成了要把所有愤青都丢到海里喂鱼的小圈子。”“和任何封闭的团体一样,所有极端的声音都会牵制整体的走向,逐渐把温和变成必须排除的异端。”但是，梁文道所不知道的是，在这个从温和到极端的过程中，多元其实获得了比极端更大的胜利，而这，才是互联网的力量和希望所在。

还是以我自己为例吧，10多年来，我转战过的BBS举其大者，就有自由撰稿人论坛、青年话题、强国论坛深水区、中青麻辣烫、、世纪沙龙、思想评论、经济人俱乐部、关天茶社、江湖论剑。。。。。。。等等，也曾任EJIAJIA社区莫谈国事论坛的版主，所有这些我战斗过的论坛，都如同梁文道所说，逐渐地走向了封闭或极端，但是，在事情的另一面，在每一个论坛我都能结识一大批原本并不认识的同道，也能看见若干青年成为自己的同道，我们不愿意成为自我封闭的小教派，而更愿意在自由、开放、多元的气息中生存，于是，我们这些同道最终则如同某个网友戏说的那样，犹如一群蝗虫，四处寻找着可以栖身的绿洲，又或者如我的朋友和菜头更诗意的比喻来说,就好比是一群流人，在茫茫的比特海上，肆意徜徉，随性驻足。十多年来，这只舰队由无到有，由小到大，始终活跃在互联网上，近来更冲出互联网，走上了传统媒体，其所代表的自由、开放、多元的声音，也日益成为当今中国社会不可忽视的存在。

因此，自梁文道眼中，是一个个沦陷的孤岛，而在我眼中，则是一艘艘从孤岛出发的海盗船，是越来越壮大的自由舰队在比特海上的驰骋。在梁文道看来，这些封闭的孤岛犹如癌细胞，正在吞噬互联网，而绞杀掉了公共，而在我看来，自由的舰队正在比特海上四处传播自由开放的理念，孤岛终究要被攻克, 一个自由、开放、多元的空间注定要布满整个天地。因为，就人性而论，好奇始终会占有一席之地，无论怎样封闭的小圈子，都不会占有任何人的全部，也因此，自由开放的风气，才是持久的影响。一个小小的牛博网，之所以能够在开站2年左右就有这么多的浏览量和这么大范围的影响力，靠的不是我们这些博主的号召，而是因为这么一只庞大舰队的存在。。。。。。

我也注意到，近几年来，颇有一些知识分子对网络言论的态度出现了改变，面对来势汹汹的极端和激进言潮，一些网络经验并不充分的知识分子感到了失望，但是，网络经验更充分的人士比如十年砍柴等，一眼就识破了极端和激进言潮背后的空洞，他说: "这连泡沫都算不上”，如此推论，算什么呢？那当然只能算是一种气了，呵呵，后一句不雅的话，是我的补充。因为，与自由舰队所拥有的能量相比，抱残守缺的孤岛守军，看似人数众多，实则不堪一击。

显然，之所以出现这么迥然不同的判断，主要还在于网络经验的多少，在我的理解，梁文道显然并非资深网友，缺乏在比特海上畅游的经验，缺乏自身驾驶小艇与舰队一起远航的经历，于是，自岸上或浅水区观之，自然孤岛点点密布，其势不可小觑，但不知水之深处，百万雄兵早已伏下，也早已经打了不知道多少胜仗了。。。。。。

转：韩寒已经很客气了

转：韩寒已经很客气了
2008-06-27 19:20:03
王小山 @ 2008-6-26 2:00:16 阅读(10701) 分类: 奇文转帖 刘晓波：韩寒评“大师”已经很客气了


韩寒和陈丹青的对话，论及中国现代作家，韩寒说：“茅盾、老舍文笔很差”，“冰心的完全没法看。”后来，韩寒承认提老舍是口误，他想说的是陈丹青提到的巴金。

就这么几句大实话，居然惹怒了众多国人，加上媒体的炒作，变成了“韩寒再次语出惊人，炮轰众多文学大师！”接踵而来的是上纲上线的炮轰韩寒。

严肃点儿的评论，指责韩寒“侮辱大师，颠覆大师，向大师泼污水。”但这些人却说不出“文笔很差”的评价错在哪儿，也说不出这几位大师的文笔好在哪儿。

国人爱作诛心之论，自古皆然，当代尤甚。指责韩寒，也必定要用上，无非是“名利”二字。他们说：韩寒一贯标榜“特立独行”，经常“语出惊人”，实际上是自我炒作。他这次“站在文学大师的肩膀上撒泼，当然可以赚足眼球，甚至也完全可以赚来银子”。

自从网评在中国风靡以来，其醒目的特点之一，便是文革式叫骂的泛滥。这半年来遭到这种叫骂的人，就有**、CNN、家乐福、王石、莎朗?斯通、范跑跑等，现在炮轰韩寒，自然也少不了骂街：“泼妇”、“无赖”、“小丑”、“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力。”

我不知道骂韩寒的人所据何在，但就我个人读过的中国当代作家而言，韩寒应该是极少数具有独立眼光的青年作家，不但写小说、赛车，还经常参与公共事件的讨论。我喜欢读他的时政短评，诚实地说出常识，智慧地运用文字，直白、朴素、幽默、辛辣，既轻松又过瘾。在他的时政短评中，我找不到故作惊人之语。

众所周知，年少成名的韩寒，是知名度极高的80后作家，其博客的点击高达一亿五千四百万，中国个人博客点击率排名第二。这么高的知名度，如此多的粉丝，有必要靠“语出惊人”来自我炒作吗？再说了，如果从审美或文学批评的角度看，韩寒对巴、茅、冰的评价，也绝非特立独行的“语出惊人”，持这种看法的批评家，大有人在。

在八十年代成名的文学研究者和作家之中，能够说巴、茅、冰“文笔优秀”的人，恐怕不多。专攻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和从事文学批评的学者，更不可能把三位称为“巨匠”。比如，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先生认为：“巴金的文体不算精美圆熟，也许还不属于那种可供反复推敲咀嚼的创作。”专攻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李辉先生说：“巴金的好处在于他的激情，然而，这也正是他的大缺点，他的激情是一种缺乏节制的激情，这注定了他不可能成为大作家，也造成了他的作品思想深度的缺位。”九十年代成名的作家和批评家，我也没见过谁给予这三位以很高的审美评价。比如，文化批评家张闳先生和文学评论家葛红兵先生，也认为这三位徒有“文学大师”之名，作家朱文的评价更低：“巴金一钱不值。”比韩寒还韩寒！

我这代读过中国大学中文系的人，中国现代文学史是必修课，都知道“现代文坛六大家”：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他们六人几乎占据了整部现代文学史，但这样的文学成就排序是政治性的，源于中共的钦定史学和统战策略。回归文学本身的审美评价，茅盾的代表作《子夜》是“政治图解”，只不过比“延安作家”图解得稍微高明点；冰心的早期“问题小说”大都是观念先行的产物，她最有名的《寄小读者》乃现代文学中肤浅抒情的代表，读不下去，很正常。三人中被捧得最高的巴金，也仅是一位有影响的作家而非文学巨匠。

如果放开眼光，把中国现代文学放入整个世界现代文学中比较，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就根本没有“文学巨匠”。仅就汉语文学圈来说，中国现代作家对汉语文学写作的贡献，巴金远不如鲁迅、沈从文、老舍、曹禺，甚至不如张爱玲和萧红。正如韩寒“文笔很差”的评价，巴金的最大缺陷是文学语言没有什么独创性。他创作了不少长篇小说，但只有代表作《家》还算差强人意，其他长篇大都写得很烂，拖沓、臃肿、矫情，起码我在大学时代就读不下去。即便是《家》的差强人意，也绝非文学语言上的贡献，而是时代潮流使然。《家》是“青春骚动”的粗糙抒发，迎合了当时新青年的反叛情绪，但表达无克制，文字无美感，只能作为特定时代的社会学文本，但无法作为传之久远的文学经典，也就无法给后人以审美的滋养。

所以，在文学独创性及其传承的意义上，巴金很难为后人提供创作的借鉴。后毛时代成名的中国作家在谈及自己的文学传承时，更多提到是西方现代作家的影响。至于中国现代作家，经常被提起的是鲁迅、老舍、沈从文，却很少有人提到巴、茅、冰的影响。但在权力至高无上和政治需要优先的当代中国，作家的成就和名声由权杖来钦定，只要党国需要，平庸的作家就会变成文学巨匠。当权力造就“名家”变成国人的习惯性思维之后，价值畸形和审美混乱也就成为必然，致使国人对精神产品的低下识别力延续至今。以至于，在巴金去世时的谄媚高潮中，有文人帮助党国排出了革命文坛的各代旗手：现代旗手是鲁迅，毛时代的旗手是郭沫若，后毛时代的旗手是巴金。

六四以来，由于巴金的沉默让官权满意，他便被官权选为文坛“造神运动”的主角。进入新世纪以来，久病的巴金逐渐变成了说不出话、认不清人、手不能动、足不能抬、食不能进、排泄失禁的植物人，但植物人照样被缺席选为中国政协副主席。巴金过百岁生日时，党国赐以最高规格的隆重纪念和“人民作家”的最高荣誉，党国总理温家宝前往病榻前祝贺，北京、上海和成都三地同时举行庆祝活动，各地作协派人专程前往上海祝贺。

2005年巴金辞世，党国要员和一大批文化名流高调称颂巴金，使文坛“造神”达到高潮。可怜的是，巴金提倡“说真话”，但总是在党国划定的范围内说真话，而绝不说过线的真话。比如，他只在被当局定性为“十年浩劫”的文革上讲真话，但在八十年代“清污”和“反自由化”等意识形态整肃运动中，他并没有讲真话；六四后的恐怖政治造成万马齐喑，是最需要说真话的时刻，也是巴金这样的名流最该说真话的时刻，但巴金却选择了“沉默是金”，直到他去世，整整沉默了十六年！

恶心的是，文坛名流们参与“造神”，但他们并不打算响应“神”的召唤。他们纷纷赞美巴金的“说真话”和“自我忏悔”的精神，王蒙等文人更给巴金戴上“一面旗帜”和“世纪良知”的高帽，但他们并不打算用“说真话”和“忏悔”的行动来继承巴金的遗志。比如，余秋雨称：巴金“说真话”的遗训“最重要”，是“这个世纪箴言”；舒乙说：“《随想录》是个纪念碑。”然而，余秋雨对自己在文革中的表演，舒乙对自己在文革中批判亲爹老舍的大义灭亲之举，至今都毫无忏悔之意，更谈不上说真话了，居然还好意思大言不惭。所以，对巴金的无限拔高的悼念，不过是又一次犬儒大表演。

最近，就在社会各界纷纷问责大地震凸显的中小学豆腐渣工程之时，余秋雨倒是敢为党国顶雷，说出了轰动一时的“真话”《含泪劝告请愿家长》。但他的含泪之劝，是在说党国想说而未敢说之言，与其说是感同身受的劝说，不如说是居高临下的指责；与其说是体恤灾民的动容，不如说是文化戏子的“鳄鱼泪”，其底色不过是奴才式的聪明。

针对巴金去世时中国文坛的犬儒大表演，我的曾写过《巴金：一面下垂的白旗》，不妨在这里自我重复一下：以自然生命而论，在党国钦定的六大文坛“巨匠”中，巴金乃最长寿者。他在党国的精心护理下，活成中国文坛上第一位百岁泰斗。然而，以文学生命和人格生命而论，六位中最幸运的，倒是死的最早（1936年）的鲁迅，他过早的肉体终结成全了其精神长驻。他幸运地没有赶上“伟大的毛泽东时代”，不必在强制性的思想改造中挣扎，也不必没完没了地写自我羞辱的检查，更不可能遭遇文革式的羞辱。尽管，鲁迅被毛皇帝钦定了“骨头最硬”之旗手，变成残酷斗争中的打人棍子，但鲁迅的亡灵不该为毛泽东的罪恶负责。

其他的五人，郭沫若从“流氓加才子”堕落成最无耻的文人，茅盾由小资加左倾活成圆滑平庸的文坛不倒翁，曹禺由戏剧天才变成懦弱的御用捧艮，老舍作为京味小说大师，先是被奉为“人民作家”，继而在党国无义和妻儿无情的夹攻之下，变成了太平湖里的鱼食；最长寿、也享受了最多官方优惠的巴金，由多产作家变成文学上的准植物人。

在此意义上，韩寒仅从审美上说出“文笔很差”的评价，已经是很客气的态度了。

2008年6月22日于北京家中

谁是胆小鬼？

在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面前，在地动山摇之间，藏在人们心底的沉渣都无可遁形，一一显现。可能一些平时连自己都不清楚的本能也都在瞬间突现。有如谭千秋、严萍等英雄的感天动地之壮举，也有如范美忠类人的“跑跑”之为。

有多少英雄，有多少“跑跑”？没有人统计。我想，可能大多数人在灾难来临的一瞬间，自我保护的本能应该还是占上峰的吧。所以，人们听说谭千秋的事迹无不感动得涕泪滂沱。而对于普通人甚至“跑跑”们，我想人们还是愿意原谅的。毕竟这灾难太大，谁也不敢保证自己在那种关头会做得如谭千秋般英勇。

然而，更多的人不能容忍的是范跑跑在跑了以后还说了一番奇奇怪怪的话，好像要把自己打扮成另类英雄。

我也很生气。我从小接受的是英雄主义的教育。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即便知道国家并不一定需要我们一厢情愿地履责）。何况你是教师！不要求你做英雄，但起码“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也应该算是普世价值观吧。古今中外教师对学生所负的责任用得着说吗？看看谭千秋们！而你，跑了就跑了吧，还出来胡说八道。唯恐天下不乱！


这次地震使全体人民都受了伤了。在灾难面前。大家都需要心理疗伤。哀伤、同情、感动、气愤、…大家的情感、情绪都需要找到宣泄、发泄的出口。我们需要英雄，尤其在大灾难面前，我们需要英雄来疗治我们心灵的创伤，恢复我们受伤的神经。所以我们赞美英雄、唾弃懦夫！
现在全国人民都知道范某人是胆小鬼了。不但胆小而且自以为是。于是愤怒找到了发泄的窗口：口诛笔伐、“灭了他”！


说实在的我在刚听到范某人的时候，虽然觉得可以原谅，但对其人品还是有点看不起的。

然而，在随着众口一词骂“范跑跑”时感到的道德优越感和语言快感并未延续多久。

有一天我扪心自问:我是勇敢的吗？没看到的不算，没看懂的不算，就我平常所看到的，心里所厌恶的种种肮脏丑恶的现象，我又说什么了吗？我经过了8啊9年，我看到了所发生的，我也非常地激愤过，但看到改变不了什么，却会得到什么，我选择了沉默。这不是怯懦吗？面对生死，别笑话任何人！我曾经在读张志*新时号啕大哭，我也曾在读林*昭时肝肠寸断，痛不欲生！可是走出家门，我只能选择沉默。
我从小崇拜的偶像是谭嗣同。我无比感佩他——在可以生的时候，他选择了死！只是为了那些在他上刑场时围观看热闹的芸芸众生！其中也包括拿着热馒头准备蘸他的血的阿大阿二们！

谭嗣同死了，后来又有无数的如他一样的志士挺身而出牺牲自己，才有了皇朝的推翻，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后来的改天换地……

后来，又有一些人牺牲了，彭德怀、林*昭、张*志*新……他（她）们是勇敢的、无畏的——为了真理而牺牲！而我，只是活着。我能说我是勇敢的吗？不，不能。我是怯懦的！我有何颜再骂任何人！

日常生活中的考验远不如地震时那么电光火石猝不及防，你可以好好考虑，慢慢想。但说到底不过就是一个生死！范美忠先生在地震来的瞬间丢下学生跑出教室，那形象确实不怎么好看。但想想我在那么多个夜晚苦思冥想得出的结论，不也是一个“跑”字、一个“默”字吗？经过那么多的夜晚想出的“跑”未必就比范美忠在山摇地动时的“跑”要高尚一些吗？我想是应该是更怯懦吧！我才应该算是“跑跑”一族，或者说是“默默”一族。

所以，谁是胆小鬼呢？



2008.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