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从一樁往事看一个人、一个时代、一个社会

转帖一位前辈的文章《“可笑”——可悲——从一桩往事看一个人、一个时代、一个社会》。这位前辈曾经在我少不更事，沉迷于大批判、大辩论时，一语惊醒梦中人，使我对我所读所写所看到的喧嚣产生了疑问，由此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苦苦求索。现在老人家以八十高龄仍然在思索，提问，不能不令我感到由衷的感佩！

谨将文章贴于此，以示敬意，并惊醒自己：有些事情是永远不能忘记的，有些教训是必须记取的。

“可笑”——可悲！

——从一樁往事看一个人、一个时代、一个社会

训洋人



人老了，不免回顾自己的一生。 每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时间区段、空间范围和社会层次中，由于这些客观因素的不同，使得每个人的经历、从而其所形成的主观意识千差万别。每个人的一生都会有喜怒哀乐，纵观我自己的一生，特别是其中最宝贵的青壮年一段，“怒”、“哀”绝对远多于“喜”、“乐”。属于前一范畴的例子实在太多了，现随便举出很具代表性的一件来供大家一“笑”（这是必然的反应）后悲（这是任何一个有良知者的必然结论）。

大约是上世纪70年代初期，一天下午我在办公室接到一位大学老同学的电话（那时一般人家里是没有电话的），这位老同学在四川绵阳从事绝密的原子能方面工作，想趁出差来京的机会见见我，我便请他来吃晚饭；可是一直等到九点多钟他才姗姗来迟。原因是：同他一起来的两个年轻人下午在西单街上见到几个“老外”，为了“练口语”而主动上去攀谈，结果让“便衣”带走了，我那老同学作为领导费了很大劲才把他们“保”出来，为此就耽搁了。由于多年没见，有谈不完的话，直到11点过了他还没有要走的意思；我这人特实在，因为这里交通不方便，要走差不多两、三站地才能到331路汽车站，为了让他赶上11:30的末班车，不得不立即下“逐客令”并骑车带他去车站。在看他登上末班车后回家的路上，由于骑得太快，路又太黑，一块大石头居然没看见，自行车撞上去，被弹起1米多高再重重地摔下来，我顿时就昏了过去，也不知过了多久才醒过来，爬起来一瘸一拐地推着被摔坏的车往家走。第二天上医院，幸好没伤骨头，只是“软组织挫伤”，开了一星期假。

单位里一个小头目李xx（姑且叫“李四”吧）为了表示“关怀”，到家里来“看”我（其实是来探虚实），见我确实是躺在床上不能动弹，好像是“放了心”，但一双贼眼不停地四处张望，突然“发现”书桌上放着一本书，便如获至宝地抓过来：“哦！《简——爱》！！”其实我根本就从来没注意过家里还有这么本书，多半是孩子从同学那里借来的，便随口应道：“哦！是《简爱》！世界名著，你看看吧！”那家伙像是抓着了烙铁似地连忙撒手，连声道“不看！不看！” 随即就走了。

伤癒后上班的当天，支部书记张xx（姑且叫“张三”吧；一个“张三”一个“李四”，真是“无巧不成书”！）就找我“谈话”，先是“海阔天空”地想“引蛇出洞”（我正好是属蛇的！），问我最近看什么书，我据实列举了几本业务方面的书，他对这些像天书一样的东西自然不感兴趣，看看实在“引”不出来，便“图穷匕首见”地质问道“有本什么《简爱》的是怎么回事？那可是黄色书！”，紧接着又“此地无银三百两”地声明“这事同‘李四’没关系”。我当时真是啼笑皆非，但还是耐心地解释说，那是一本世界名著，决不是什么黄色书，再者说，我最近也决没看过，而早在上初中时就看过了…。“张三”自然不以为然，让我回去再“考虑考虑”。一周后，“张三”又找我，大意是“我们已同所党委研究过了，对《简爱》不了解，可能不算黄色书，但也不是什么好书嘛，以后就别看了…。”

堂堂的物理研究所，作为中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最大、最重要的研究所，其领导班子竟然是这种水平，连初中生（甚至是较为“突出”的小学生）都读过的世界名著都不知道。 而从“李四”那里，我才切身感受到什么叫卑鄙无耻的小人！历史有时还真会“开玩笑”，1988年我应邀去澳大利亚讲学，第二站是墨尔本大学，就有人告诉我“李四”在这里“打工”，我不禁哑然失笑。想当年，他作为“文革”的卖命打手，声嘶力竭地批判“杨训仁崇洋媚外、里通外国、…”；“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年被批为“里通外国、…”的杨因学术上的成就被外国（绝非澳大利亚一国）堂堂正正地请去讲学，而当年批判别人“里通外国、…”的李却鬼鬼祟祟地钻到国外，后来据知情者透露，他不久就被墨大辞退，这对于一个本来就不学无术、连许多基本概念都搞不懂的庸才来说是必然的结局。

初看起来这似乎是个偶然事件，因为偶然因素太多了；例如：如果孩子不从同学那里借来那本书；如果老同学不来看我；如果他不是因“保”那两个年轻人而到得那么晚，我也不会骑车去送他；如果路上没有那块大石头；如果“李四”不来我家；…，事情可能就不会发生。但在那个时代、那种社会，发生这类事情是有其必然性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听完这个“可笑”的故事之后会觉得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