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朱学勤：《公民意识：中国的困难与曲折》

中国传统社会没有产生公民意识的可能。这是因为这样的社会结构中，政治权力人合法性不具有公共性质，政治结构与家庭私人生活直接连接，两者之间也没有一个既独立于政治权力又独立于家庭私人事务的公共性中间地带。

公民意识是近代宪政的产物。它有两层含义，当民众直接面对政府权力运作时，它是民众对于这一权力公共性质的认可以及监督；当民众侧身对公共领域时，它是对公共利益的自觉维护与积极参与。因此，公民意识首先姓“公”，而不是姓“私”，它是在权力成为公共用品，以及在政府与私人事务之间出现公共领域之后的产物，至少不会产生这两者之前。此前民间如有意识，只能是诸多“私”人意识的集合，相当于西方政治思想史上自然人状态，在中国，这样的“私”人集合状态有一个十分自然的名称，就叫“老百姓”。“老百姓意识”当然不是近代意义的“公民意识”。

“老百姓”是众多血缘姓氏的集合体，这一复数名词的社会学内涵是：人和人之间依血缘姓氏组织为家族单位，以此确立亲疏离合，而不是血缘纽带解体之后依经济、政治利益分殊而重新组合社会联系。它反映的是宗法制自然经济的观念残余。战争年代毛泽东在“老百姓”中游刃有余，他的军队本身就产生于“老百姓”，但在另一些时候，连他也为“老百姓意识”弥漫于他的军队而烦恼，曾不止一次地告诫部下，不许把自己混同于“老百姓”。但他的胜利毕竟来自于“老百姓”。“老百姓”这一说法至今还存活在中国广大的城乡，甚至包括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上海。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找不到其他单词来取代这一单词的位置。这一漫不经心却能在众人嘴中脱口而出的集体名词，再好不过地证明我们距离“公民”状态还有多遥远。

中国传统社会没有产生公民意识的可能。这是因为这样的社会结构中，政治权力人合法性不具有公共性质，政治结构与家庭私人生活直接连接，两者之间也没有一个既独立于政治权力又独立于家庭私人事务的公共性中间地带。西汉以来，国家意识形态儒教规定有“三纲五常”。“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是一垂直隶属系统，“仁、义、礼、智、信”是一横向交往系统，两者交织是独立的片面义务观，“五常”有双向的交互作用，但它基本是一种道德要求，不反映交往行为中的利益诉求和契约保障。在整个儒家政治、社会视野中，始终看不见独立于家庭结构和国家政治结构之间的公共地带，这是儒家学说中最为引人不安的重大缺陷。对此，中国近现代的自由主义者不断批判。但最有说服力的批判，还是来自对传统历史文化持保守主义立场的儒家自由主义者。

中国已故思想家、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徐复观先生说：“在儒家五伦的观念中，根本缺乏人民与政府相关的明白观念。于是儒家的千言万语，终因缺少人民如何去运用政权的间架，乃至缺乏人民与政府关系的明确规定，而依然跳不出主观愿望的范畴；这是儒家有了民主的精神和愿望而中国不曾出现民主的最大关键所在。

人民一旦与政府发生关系，即堕入于法家幽灵下的胥吏手中，受其摧残惨酷之毒。……两千年来，一直到现在，人民不敢轻易与政府接触，以避免与政府接触，为立身处世的要务。有人说，中国历史上，人民有过多的自由，这些人所说的自由，正指的是人民瑟缩于政治缝隙之间的喘息。”

到目前为止，这可能是我所读到的针对中国传统社会为何不能产生公民意识这一问题的最好论述。上述徐先生提到“有人认为人民有过多的自由，”不仅有著名史学家钱穆先生，还有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孙中山曾经引用著名的中要古代诗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于何有哉”，论证传统社会中有自由，而且这种自由过多，以至形成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状态。其实那样的“一盘散沙”并不是“自由状态”，对现代自由下的“公民意识”而言，是一种相反方向上的犬儒状态——对公众生活、公共事务的确冷漠与畏避。钱穆先生也有孙中山类似的看法。徐复观先生在一篇著名文章中曾予以尖锐的批语，那篇文章的题目就叫“良知的迷惘”。

所谓犬儒，就其本身的西方来源，是指古希腊伯利克里光荣时代结束后，以狄奥根尼为代表的一种生活方式，他蜗居于广场上的木器厂桶里，以幻觉中的精神胜利来麻醉自己在现实中的失败感。在中国，希腊哲学的翻译者将狄奥根尼这一派人译称为“犬儒”——像狗一样生存的知识分子，应该说十分准确。这可能是因为在知道狄奥西尼之前，中国知识分子就已经有“犬儒”及其所代表的精神胜利法。比如，在中国旧式文人的笔下，他们就经常将老百姓和自己的蜗居状态，描绘成非常美妙的田园牧歌，将“瑟缩于政治缝隙之间的喘息”，说成是一种优雅的自由状态。而在现代新文人的笔下，则将这种犬儒状态，套用西方学术概念，描绘成市民社会下“公民意识”的崭新萌芽。

1949年以后，在中国建立的是总体性社会（Totalistsociety）。其结构特征是：铲除市场经济，思想文化实行一体化意识形态统治，国家直接垄断并分配各种社会资源，从就业权力、食品供应直至受教育机会。总体性社会下的居民，被三项身份等级制分割：首先，城乡居民之间出现城市户籍制，城市居民在享受国家分配的各项资源时代优先于乡村居民，婴儿城乡身份随母亲身份先天决定；其次，在城市居民之间出现干部与工人的人事档案分别管理制，干部享有种种政治优先权；最后，在城市工人就业的经济单位之间还要出现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差别，全民单位中的工人较之后者在工资与退休金方面，享有稍为优厚的待遇。上述身份制度成金字塔型阶梯排列，通常人们只能有从上一个阶梯向下一个阶梯向上一个阶梯的进位（如有例外，多半出于对政治合作的鼓励）。这样的总体性社会，有国家无社会，已经没有严格学理层面的“社会”可言，如有之，只能以传统的“民间”这一模糊的说法给以勉强指称。因此，从1949至1966年，在民间，人们始终以传统的“老百姓”这一古老的自然人说法而称，几乎不知“公民”称谓，更不知“公民意识”为何物。这是一种非常天然且正确的反应，比任何学术名称更为到位。我甚至想说，这是一个已经消失的社会投在另一个虚假的社会上惟一的影子，而且恰好是正确的影子，它非常害羞地想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反应。类似“老百姓”这样淳厚而又准确的民间说法还很多，可惜至今不能引起中国那些热衷于向西方学术概念进行国际接轨的学者们应有的注意。

如果那时有人称中国“老百姓”为“公民”，听者一定会觉得滑稽，听上去有舶来意味，甚至有令人不安的西方资产阶级气味。这是因为在应该出现“公民意识”的位置，当时树立的是“驯服工具论”以及“雷锋精神”，以要求民众无条件服从国家安排，做一颗“螺丝钉”，随着国家机器的运转而运转。“文革”前上海市委在著名的前清首相李鸿章的别墅“丁香花园”，曾集中一批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成立市委写作班子以供驱使，对外集体称呼为“丁学雷”——丁香花园学雷锋。“丁学雷”与“文革”后期在北京成立的以清华、北大知识分子写手组成的“梁效”（两个学校）写作组，南北并称，一度成为中国路人皆知的知识分子御用班子。这些知识分子的专业造诣十分出色，例如“丁学雷”里的朱永嘉先生，是我的母校复旦大学历史系最为优秀的青年学者，当时已经展现出一个明史专家的学术前景。“文革”前夕，他刚刚拜谒吴晗为老师，兴奋不已，但是到了1966年，即按照毛泽东的意志撰写公开批判吴晗的文章。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这位杰出的明史专家当时的内心状态，而且他在后来被结合进上海市领导班子时，并无可以诟病的私德缺陷，要比现在我们所知道的陈希同之类的领导人腐败好得多，但当时，他无法真实流露内心想法，他的政治成功只会引起知识分子中的不少“老百姓”一阵阵羡慕。知识分子尚且如此，“老百姓”的觉悟程度就完全可以理解。因此，要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产生我们今天讨论的“公民意识”应该不难想象是何等的困难。

1966年以后，中国大陆出现文化大革命，目前普遍以“十年动乱”为其贬义指称。我也知道在座的各位美国教授已经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这一现成说法。但我还是想说，“十年动乱”这样普遍流行的说法，并没有经历过广泛的讨论，更谈不上严格的学术检验。这种流行语，恐怕是以“文革”语言来结束“文革”。造成“文革”悲剧的深层动因，实际上是以否定的“文革”语言在继续延续。首先在空间上，人们就有理由提出疑义：究竟是只有一个“文革”，上下合一？还是有两个“文革”，两者之间既无联系，又有对立？其次在时间上，人们也不是没有疑义：“文革”究竟是十年，还是更长，甚至只有三年？在上述两种疑义中，我都有倾向于同意后一种说法。

目前在大陆最为令人厌恶、也最为令人恐惧的，是当初“文革”中的底层造反行为与造反思想。但事实上，那样自下而上的民众造反，在1969年中共“九大”以后，无论在组织行为上，还是在思潮探索方面，就已经被“文革”当局镇压。即使在1966年至1969年前三年中，民众造反赢得合法存在的时间，也十分短暂。此后从1969年至1976年，“文革”的后七年，是处于极少数造反派得势的上层激进派集团与失意的元老派集团之间的拉锯状态。这一反复拉锯对经济秩序、文化思想的摧残，已不能由今天被指控的那些民间异端者负责，因为他们在此之前就已经被驱赶出局。如果一定要说他们和后七年有关系，那就是他们曾经作为这一政治锯条启动的祭品，首先被送上了祭坛。他们被牺牲以后，那一毫无建设性可言的政治拉锯才得以开始。这些民间造反行为在今天看来，也是不能肯定的，但是在否定他们的同时，必须指出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这些人在前三年对走资派和知识分子的迫害，远远不及后七年的“文革”当局对他们的迫害那样凶残。如果不做前三年与后七年的区分，笼而统之地称为“十年动乱”，至少会引起一个混乱：把后七年的烂帐全部归咎于前三年，却放过了真正的元凶。这种笼统而又混乱的说法，我以法国革命为例，各位或能较快领悟：如果有人把他在热月党人、尤其是拿破仑帝国时期遭受的政治迫害，继续归咎于此时已经被镇压驱散的雅客宾俱乐部成员，历史学家是否能接受？但在中国，大部分历史学家接受的就是这样一类奇怪的说法。在你们所看到的有关中国“文革”的电影、小说，则更充分着这些张冠李戴的描述。知识分子接受并传播这一混乱而又低能的说法，只是证明他们还不是知识分子，到今天还没有找到知识分子自已的语言；如果说与我们今天的议题有关，那只不过是预先证明，在中国要培养真正的公民意识，要比各位理解得更为困难，它所需要的时间比各位预料的要漫长得多。

所谓前三年“文革”，在北京中南海上层的政治地图上，十分凌乱，乏善可陈。与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相关只有一个事件，即1966年8月5日，刘少奇在一次被羞辱人格的批斗后，回到办公室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秘书口诉他的恼怒：

你记，我要抗议！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的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力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

这个故事在今天的中国大陆，被官方用来否定“文革”，成最好教材，经反复宣传，已路人皆知。这是一个很能赚人眼泪的故事，因为它遮蔽了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在此之前，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的1966年夏天，他向全国大中学校派出文化革命工作组，后者所到之处，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成千上万的学术权威、普通知识分子甚至未到法定年龄的初中学生跳楼自杀。刘本人理论作品史留下一本《论共产党的修养》。这本小册子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它首创了本文前述的反公民意识的“驯服工具论”。他只有在自己个人受到侮辱时，才会想到在《论共产党的修养》之外还有一本《宪法》，在“驯服工具论”之下还有“公民意识”以及“公民人身不可侵犯”，我们当然应该同情刘少奇后来的遭遇，同时对刘少奇“公民意识”的觉醒表示尊重，尽管它已经来得太晚。但是这一故事本身，首先具有历史的反讽，而不是像现在那样，把它说成一个庄严的悲剧。

不过，这一故事也有它的积极含义：那就是在文化革命的冲击下，连一些共产党高官都从自己的切肤之痛里，产生了斯大林毛泽东辞典中找不到的“公民意识”。我相信，这是邓小平、彭真等人在1976年复出后一度强调“法制建设”的原动力之一。

那么，在“文革”的前三年，在国家主席终于想起还有宪法的另外一端——远距中南海的中国底层民众——即“老百姓“中，公民意识又是怎样曲折萌芽的呢？

1966年北京“遇罗克大字报“事件应该算一次。它反对当时在高干子弟中风行一时的血统论，以曲折的语言要求公民意识的第一层含义——人的身份平等，已经触及本文开头所述总体社会的基本特征——人的身份等级制。遇罗克事件具有很高的思想史价值，但是如果以此推算大多数民众的公民意识觉醒程度，则有可能犯估计过高的错误。当时在民间，从“老百姓”向“公民意识”这一自然人到法人的进位，尚十分朦胧，以后的发展也历经曲折。他们一开始只能在毛泽东政治人权上的“右倾”政策与刘、周、邓经济文化上的右倾政策之间。作一种分裂性的选择，以此曲折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在这些分裂性利益诉求之间，需要十分耐心地挖掘，才能找到一点与公民意识有关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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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严肃的谐谑——从“草泥马”说到“草泥马”

2009-03-03 17:51:21)[编辑][删除]标签：草泥马 中国文学 拉丁美洲文学 脉流 陈行之 杂谈




严肃的谐谑——从“草泥马”说到“草泥马”

陈行之



1

对事态的感觉，因年龄、阅历不同而不同，年轻人或者小孩子认为很严重的事情，在大人看来通常都微不足道。但是，就事物的机理来说，你还不能就此认为大人的世界与孩子的世界截然不同，很多种情况下，小孩子恐惧的东西其实也正是大人恐惧的。 ( http://www.tecn.cn )
我小时候跟同伴在一起打打闹闹，经常会出现矛盾，发生不愉快，在所有这些矛盾和不愉快中，最严重的事态是你违犯游戏规则导致对方宣布说：“不跟你玩儿了。” 这意味你这个人不地道，没办法跟你玩儿，你在道义上处在了下风，而且，你将陷入孤单，对小孩子来说这是很可怕的事情。这时候你通常会用两种方式解决问题，一种是赶紧给人家道歉，宣布说从现在开始我将严格遵守游戏规则，咱们继续玩儿下去；一种是你指着对方的鼻子说：“不玩儿就不玩儿！老子还不稀罕跟你玩儿呢！” ( http://www.tecn.cn )
两种态度导致两种结果，前者把矛盾化解了，游戏继续进行下去，大家都很高兴；后者则意味游戏到此为止，双方视同路人，各不相干。一般来说，大家都竭力避免出现后一种结果，就是说，尽量不要违犯游戏规则，如果违犯了，赶紧给人家道歉，让游戏进行下去，这对谁都有好处。小孩子正是凭借这种朴素美好的人性保持他们那个世界和谐美好的。 ( http://www.tecn.cn )
大人的世界也有这种机理吗？
也有，比如前几年开始在网络上的“恶搞”，比如最近由于国家有关部门大张旗鼓反低俗而横空出世的“草泥马”，蕴含着的就是这样一种机理：人家不跟你玩儿了。 ( http://www.tecn.cn )
玩儿好好的，怎么突然就不玩儿了呢？
这里大有文章。

2

崔卫平女士在《我是一只草泥马》一文中对“草泥马”现象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我认为是深刻独到的，启发人想到很多问题。我想到的问题是：究竟是什么东西把人逼到了无法用正常语言建构正常语境的境地？ ( http://www.tecn.cn )
我经常使用的“强力”的概念，用以说明有一种横亘在人类社会中的不为人所控制和约束的野蛮力量，从最终意义上决定着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决定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精神图景。 ( http://www.tecn.cn )
在我的阅历中，“强力”有两个重要来源，一个是隐藏在卢梭《社会契约论》中“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后面的强制规定；一个是氤氲在卡夫卡小说世界中专横粗暴、无所不在、令人绝望的那种神秘力量。当然，我在使用“强力”概念的时候，不可避免要赋予新的内容，但其主要部分仍旧是卢梭和卡夫卡所强调的那种东西。 ( http://www.tecn.cn )
我认为，正是这种超级存在的强力决定了当前发生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而当前发生的事情又是过去发生的事情的延续，是一种新的结果。我固然可以在长篇小说中形象化地表达我的见解，这意味着我将以非观念的方式表达观念，但是具体到正在写的这篇文章，我则不能不直接用观念的方式谈论它，把它作为社会学或者说政治哲学话题来讨论，这样，不可避免就要说到国家，说到意识形态。 ( http://www.tecn.cn )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曾经得到过一段短暂的“活在真实中”，在真实中思索生活，在真实中展望生活的条件，因此形成了被人们概括为“八十年代启蒙”的黄金历史时期。在这个短暂时期里，中国文学勇敢地担当起了自己的责任，成为了人们精神生活的寄望，一些远远说不上有多么高文学价值却直接反映了人们内心图景的小说、戏剧作品被读者欢呼和推崇。 ( http://www.tecn.cn )
在那个历史时段，我在编辑一份大型文学双月刊，可以说直接见证了人性解放以后那种催人向上的氛围，那种充满创造力的活跃。 ( http://www.tecn.cn )
这种状况没有维持多久，“强力”就出来干预了：接连发生了“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两场政治运动，那些“活在真实中，在真实中思索生活，在真实中展望生活”的文学作品遭到了大面积否定和批判，中国文学健康的发展势头被遏止，不健康的东西却沉渣泛起，逐步构成了中国文学的主流，直至前不久有人断言说“中国文学全部都是垃圾”。 ( http://www.tecn.cn )
我从来不认为所谓“八十年代启蒙”是一个精准的概念。首先，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并没有达到“启蒙”（尤其是与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相比）的境界，它还是瑟缩的，拘谨的，还带着浓厚的国家意识形态色彩，所谓“启蒙”，只能说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粗略归纳；其次，就中国文学来说，也并没有成长到能够被我们骄傲地宣称可以代表一个时代的伟大作品，《伤痕》、《班主任》、《假如我是真的》等之所以被人们欢呼，主要的也不是其本身有多么高的文学价值，而是因为它们作为社会良心起到了为民众“代言”的作用。 ( http://www.tecn.cn )
然而“八十年代启蒙”又是那样重要，那样值得怀恋，这是因为，正是那些在艺术上并不十分成熟的作品，预示着中国文学非常有可能在对历史和现实进行深刻反思和审视的基础上发展成为真正值得骄傲的文学脉流。我把这种脉流称之为“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就像十九世纪欧洲文学那样。这意味着我们将会拥有一大批载入史册的文学巨匠和可以被称之为史诗的文学作品。 ( http://www.tecn.cn )
然而这一切都在强力干预下戛然而止了——在专制主义的传统政治文化土壤中，你是无法指望有新的绿色成长的，中国文学从此掉转过头，向另一个方向延伸，不幸的是，这个方向对于文学来说是错误的，甚至可以说是反动的。 ( http://www.tecn.cn )
最初它表现为形式主义，即所谓拉丁美洲文学的深刻影响。我曾经在另外一篇文章（长篇小说《当青春成为往事》后记：《文学应当有一条哲学的通道》）中说过，中国作家在借鉴拉丁美洲文学的时候，摒弃了内在精神，借鉴的不过是皮毛，仅仅是形式，这也是朦胧诗和谁也看不懂的小说大量出现的原因之一。这意味着文学正在小心翼翼地与生活拉开距离，文学所担当的东西正在成为文学的负担，文学千方百计要卸载掉这个负担，一部分向主流意识形态回归，一部分滑向虚假，滑向颓废，乃至于滑向色情……中国文学不再被我们所骄傲了。 ( http://www.tecn.cn )
精神成长一旦出现扰动，过程就会出现波折，并最终在其表象上显现出来。价值观混乱乃至于反动保守的歌颂帝王将相的影视剧和文学作品走红，突出说明了作家的尴尬处境——如果你希图走红，你就必须向强力妥协，强力会给你所需要一切，否则，你就将“不在”。当强力拒斥的东西完全退出人的文学视野之时，人们也就有充分的理由不再尊重文学了；换一句话说，如果文学不再反映民众的心声，民众也就不再寄望于它，他们自己会选择最便当的方式表达内心的见解。 ( http://www.tecn.cn )
问题是，民众与作家一样都处在强力的重压之下，当自然表达被扭曲的时候，人们就只好用自己的智慧扭曲地表达意愿——我们说民众的水平高于作家，强调的就是这样一种事实——这种意愿也许没有任何思想内容（即所谓“无厘头”），也许充满了无奈，也许是在“含着眼泪笑”，但那是他们自己的，他们有理由珍重那种表达。 ( http://www.tecn.cn )
“草泥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诗意一般出现在“马勒戈壁”草原上的。

3

这意味着什么呢？
如同前面所说，这意味着一种触目惊心的社会现实：本来一直跟你玩儿的民众在遭受了很多愚弄之后，发现再也没有办法跟你玩儿下去了，于是宣布不再跟你玩儿了。 ( http://www.tecn.cn )
你是强力，你就像孩子堆里最强悍、最不讲理、经常把弱小孩子打哭的顽劣少年，如果谁直接跟你说“我不跟你玩儿了”，你不是得急了？你不是得抡起巴掌掴人家一个耳刮子？孩子都是聪明孩子，谁愿意让人家掴耳刮子呢？所以人家就不说“不跟你玩儿了”，装得很怂，很弱，脸上还带着笑，说：“我尿去呀！”就走了——最终还是不跟你玩儿了。 ( http://www.tecn.cn )
“草泥马”所蕴含着的社会学信息无法让我们笑一笑就过去，事实上这是一个严峻的话题，它说明了一个被强力控制的世界已经荒诞到了无法言说的境地，说明了人们内心的景象已经无限凄凉，他们除了用扭曲的方式表达内心图景之外已经丧失了任何让自己显现为“在”的方式，他们甚至连自己是不是真的“在”也心存疑虑，他们调侃的时候是含着泪水的，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本可以不这样，不说“草泥马”，也不说“马勒戈壁”，他们是在别的话什么都不能说的时候无可奈何地这样说的，他们并不真的想这样说。 ( http://www.tecn.cn )
我非常赞赏郭于华先生把“草泥马”现象称之为网络时代“弱者的武器”。
他介绍美国著名的政治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在对东南亚农民的反抗实践进行民族志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弱者的武器”和“隐藏的文本”两个重要概念，用以解释底层群体生存与反抗的逻辑，为人们提供了理解农民政治的灼见。 ( http://www.tecn.cn )
郭于华先生归纳说：所谓“弱者的武器”指的是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即农民同那些索取者、压迫者之间平凡的却持续不断的斗争。这些日常形式的反抗通常包括：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怠工等等。在斯科特看来，甚至受雇于农场主的打谷工在脱粒时敲打稻谷的次数都关涉到阶级之间的争夺。这些被称为“弱者的武器”的阶级斗争形式具有共同特点：它们几乎不需要事先的协调和计划，而是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社会网络，通常体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它们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对抗权威。这类几乎不着痕迹的“弱者武器”的运用是由于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对于多数下层阶级来说是过于奢侈了，那即使不是自取灭亡，也是过于危险的。 ( http://www.tecn.cn )
郭于华先生还介绍说，斯科特推出的另一个概念“隐藏的文本”指的是相对于“公开的文本”而存在的、发生在后台的话语、姿态和实践，它们避开掌权者直接的监视，抵触或改变着“公开的文本”所表现的内容。它们是千百万人生存智慧的重要部分。斯科特指出，每一从属群体因其苦难都会创造出“隐藏的文本”，它表现为一种在统治者背后说出的对于权力的批评，它使从属者可能破除“虚假意识”和神秘化的迷障。作为底层政治的“隐藏的文本”，有助于理解底层群体难以捉摸的政治行为和复杂情境中的权力关系。 ( http://www.tecn.cn )
据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草泥马”的出现是一场严肃的谐谑剧，它严肃过任何政治的社会的话题。
如果我们的政治家具备基本素养，应当从中看到极为可怕的东西。“哀莫大于心死”，当“草泥马”在“马勒戈壁”与河蟹争夺食物的时候，你应当看到现实版的你死我活，看到几乎处于绝望中的人含着眼泪笑的凄惨境况，看到这种境况背后隐藏着的巨大危险。 ( http://www.tecn.cn )
这不是危言耸听。

2009-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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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泪劝告刘晓原律师

含泪劝告刘晓原律师

昨天深夜看到刘晓原的博文，说他所在的亿通律师事务所要被打压，觉得有点不相信，又看到艾未未的博文，还是不愿相信，今早又给刘晓原律师发了短信，方证实了：司法局已经决定给亿通律师事务所停业半年的处罚，现告知亿通律师事务所有要求召开听证会的权利。

在俺们伟大的家里，“权利”这个家伙真是有点好玩，它很调皮，好像永远在跟你藏猫猫玩。一个威严的声音告诉你说，那家伙就在你的手里呢，可是我们一看，两手空空呀；一会又说在你的口袋里呢，可把口袋翻个底掉也没找出来。这真是一个玲珑剔透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家伙啊。

现在那个威严的声音对刘晓原的亿通律师事务所说：你有“权利”申辩。你信以为真去申辩了，可是你转回身，凳子还没做热呢，人家的裁决就来了，并且用袄袖子把鼻涕一擦，庄严而又堂皇地告诉你说，你还有要求召开听证会的“权利”。唉，谎言说到人人都能看出来的地步就没意思了。不好玩。

想起去年那个被“安康”精神病院强制“呵护”的母亲，11月21日最高裁决就批了，闷得儿蜜揣在谁谁的兜里，跟你玩猫猫，就不告诉你！到23日才把“刘亚玲”从“安康”提出来送到上海，隔着玻璃见到了马上要被执行的儿子，（多么仁慈啊！怕母亲知道了一不留神精神正常了吧，就不告诉你！）出来正遇见审判长徐法官，还不告诉你！逗你玩儿（马三立的娱乐精神多么深入人心啊）！当母亲说我刚放出来，还没说话，我还有话要说呢，人家徐法官果然是大官儿风范，气定神闲地说，你写出来啊；刘亚玲信以为真，24日一回到阔别四个月的家，顾不上打扫满地的狼籍，就开始写申诉，可25日晚上人家就送最终裁决来了；这时候刘亚玲已经变成王静梅了，不免有点急赤白脸，说，我还在写申诉呢！人家上海高院就是有涵养，非常耐心细致地告诉王静梅，你有权利申诉啊，你可以继续写啊，写出来直接递到最高法也行，给我们让我们转也行。真的。人家那态度，绝对是专业水平的，无比诚恳，不由人不信。可万万没想到，王静梅趴在桌上字斟句酌的时候，26日上午人家就把她儿子执行了。

唉，谎言说到这份儿上也真算是登峰造极了。这时“权利”已经不是藏猫猫了，简直就是跟那个母亲一样被失踪了。难道“权利”这个家伙也被精神病了？

话扯远了，俺就是在那时候知道的刘晓原，觉得这人是什么做的，这么能折腾？把人家办案中的、司法程序上的每一步漏洞都揭出来，昭告天下，你不是戳人家心窝子、肺管子吗？那还能有你的好吗？！心里不免存了一份担忧和一份好奇。

第一次见到刘晓原是在老虎庙发起的民间救助流民活动的一次会议上（见拙文《为了那些活在社会边缘的人（1）》）。以为在博客上叱咤风云仗义执言的侠义之士应该是一位彪形大汉呢，一见之下，却原来是一位个子小小的，面孔圆圆的，说话声音也文文的“小秀才”。怎么也跟他那些犀利博文联想不到一起去。唯一可以跟我想象中他的形象联系起来的是他的一脸的疲惫。是啊，这么忙活，怎么能不疲惫呢。尤其不能忘记的是他发言的时候说的“责无旁贷”，有点感动：人家都“责无旁贷”地搂钱，他却认为为没人理识的弱势群体、为社会最边缘的人们呐喊是“责无旁贷”！唉，傻人啊。

第二次见是在2009年元旦，（见拙文《一群傻人的欢聚》）本来是去跟流民们联欢的，大家都吃得高兴，唯有刘律师身边排起了队——那些流民中有冤屈的老大爷老大妈都拿着材料，等着刘律师给指点迷津呢。唉，这个律师当的，傻到家了。

前一段又听到刘律师的消息，是关于律师直选的事，听说这傻刘律师又在那傻乎乎当出头鸟呢。你说你一个律师，应该是头脑够用的吧，你难道不知道“直选”这个词是犯忌讳的吗？我们一直被教导说，我们国家的屁民们是没有直选的嗉子的，我们的嗉子跟人家西方人长的是不一样的。人家能消化民煮那东东，我们是会闹肚子的。正因为律师这个行当的人还都有那么点文化水儿，直选很可能会成功，所以才可怕，你直选一成功，万一大家都闹着要直选总统可怎么办啊？! 那不坏了菜了吗！这可是大事啊，能不整你吗？不整你整谁啊！

所以含泪劝告刘律师，歇了吧，就像你博文后永远跟着的那些辛辛苦苦的五毛同志们说的，小心啊，别折腾了，挣钱去吧——哦，忘了，律师事务所一停业，钱也没法挣了。

换个词儿吧。

含泪劝告刘律师，我们屁民都认了，我们婴儿喝三氯氰氨奶我们认了；我们女儿学雷锋做好事给人指路被猥亵我们认了；我们的儿子向110报警一不留神被警察打死我们认了；我们房子被强行拆迁我们认了；我们土地被霸占我们到处流浪我们认了；人家没经过我们同意就把我们的50个亿放了礼花我们也认了……

我们什么都认了：我们不认为我们生下来就跟高官们的孩子是平等的；我们不认为我们有权利在我祖国的土地上大摇大摆堂堂正正地骑自行车；我们不认为政府是仆人，应该关在笼子里；我们不认为我们的孩子将来也应该有一个好的嗉子可以手里拿着决定国家命运的选票！您就别“折腾”了，等将来有一天人家“折腾”够了要“和谐”我们的时候再说吧——但愿那时候你还没有被“和谐”！









附艾未未、刘晓原博文：

要刘晓原停业整顿六个月 09.02.17 (2009-02-17 21:46:35)法律 律师事务所 海淀区司法局 刘晓原 分类：文字
海淀司法局找刘律师的麻烦，事务所面临被“停业整顿六个月”的危险。一个为了天下不平大声疾呼的小事务所，致力于缩短司法改革艰辛泥泞的黑暗路途的天真的人，将要被迫走上维护自己基本生存权利的抗争之路。

在公民缺少基本的权利保障的地方，官要找民的麻烦，那还真是个事。大多数的民是没有足够的成本来抗争的，你将面对的不只是一个，权力是不会一个人在战斗的，永远是以黑帮的形式存在。百姓只要是为了过的平安，即使再有天下的理，也没有几个愿意招惹是非。

这是为什么，世界是如此的不公平少正义。在一个恶劣的世道，行善要付出的成本过高，足以使大多追求幸福的人想都不敢想。

恶是不可征服吗，显然不是，恶因为虚弱才来势汹汹，不敢打开天窗说亮话，才躲闪回避，才隐瞒和欺诈，才需要中央电视台的存在。因为，只要是大多数站在善的一边，只需要一分钟，它就死定了。

刘律师遭恨，是因为他是一个普通的律师，同时是为正义信仰付出的人。他不信世上可以永远玩没有公平和正义的游戏，他不谄媚，无视权力，光明磊落，堂堂正正，总是为无力的弱者申诉，他清楚弱者真正需要他的帮助。由于争取律师协会的直选，得罪了视任何民间选举为敌的势力，若是律师协会都无望实现直选，几遭暗算，更何谈中国的民众。

认识刘晓原，是因为杨佳的事，关心一个冤死在浑噩体制下的年轻人的命运，一同见识了二十一世纪中国司法的荒诞和黑暗。见过四五次面，浓重江西口音常常让我躁动不安和走神，讥笑他为“刁民”，有赞誉和羡慕的意思。如果可能，我也会作他一样的律师。在哪都一样，刑事诉讼律师都是累而不讨好的。有些人静呆不住，他属于这种人，同伙人李劲松则不然。

刘晓原，井冈山人.北京的亿通事务所，在西客站附近的一栋商场楼里，可以想象那是些怎样的客户。间刻不停的电话没有闲着的时候，哭诉的，告状的，呼救的，天下的冤假错案，首先想到的是他。他的一口江西话，成为北京上空为数不多的专为受欺凌受侮辱受迫害人群说话的方言。信仰和同情之心，执着和坚持，杨佳终是死得其所。为那些倒霉的人说话，在许多人看来，这些人躲都躲不及。刘晓原说，不挣钱也要把道理讲清楚了，对他来说，把道理讲清楚就是尽了律师的职责。今天，海淀司法局要砸刘晓元的饭碗，尽管那是只常常是断顿的空饭碗。

这样的一个人，谁怕他呢。只能是那些寄生在司法的阴暗角落的人，那些不想让老百姓赢的人，那些要借助邪恶势力违非作歹的人，那些指望中国永远是少数人的天下，没有可以说理的地方的人。

为刘晓原说话是在为每个人自己说话，只有有了正义，我们才不需要他人为我们说话。我们要向伟大的国家爱护央视一样的保护坚持正义的人们，否则就真的再也不会有人为你说话了。


附刘晓原文章：忆通律所面临打压，请媒体予以关注！ (2009-02-17 14:54:35)

昨天下午，海淀区司法局来了六人，给了本所一份“告知书”，告知书中称，本所存在“尚未取得律师执业证的人员违法执业提供便利的行为”，必须在17日上午十二时前提出申辩意见。早在去年该局来过三人，进行所谓的调查取证。

他们所指的人员，就是李苏滨先生。李苏滨原是河南省执业律师，因为前些年起诉河南省司法厅乱收律师注册费，而被当地停止了执业。他的注册费案，引起了众多媒体关注。后来，李苏滨来到了北京。在前几年，他来本所做了工作人员。

为了接转他的律师执业关系，全国律协还过问李苏滨的执业问题，表示要帮助予以解决。与李苏滨提起过同样诉讼的李午汜律师，他的执业问题得到了解决。也许是李苏滨与河南省司法厅打了几场官司，河南方面就始终不予以放行。迫不得已，李苏滨只能以工作人员身份，到一些律师事务所做辅助工作。

按照相关规定，律师事务所是有权聘请工作人员的。

现司法局拿这个问题来说事，这只是表面上的理由，背后真实原因，应是北京市律协换届直选之事。

去年下半年，原在本所执业的律师程海、温海波、杨慧文，工作人员李苏滨等人发起了直选的倡议。倡议发出后，得到了律师同仁的广泛响应。这一下事就闹大了，引起北京市司法局和市律协高度关注，为了压制直选就限制本所律师转所。基于各方面的原因，程海、杨慧文最后离开了本所，李苏滨也与本所解除了聘用关系。

但是，民主直选之火点燃后，烧到了人家的要害，忆通所自然成了“罪魁祸首”。找不出其他问题，就拿李苏滨来说事。

按照昨天的“告知书”要求，今天（17日）上午十一时多，本所三名人员到了海淀区司法局递交陈述意见书。想不到的是，今天下午二时五十分，海淀区司法局来了四名人员，将处罚告知听证书送来了，行动之迅速令人感到吃惊，要本所提申辩意见，完全是走过场而已。

当时，我正在接受电话采访，与媒体谈司法公正和公平话题。其他律师没接告知书，我打完电话后，大声质问道，上午递交的申辩意见书，你们领导看了吗？他们吱唔着不回答遛走了。

司法局如此打压，无非是逼律师们转所，最后达到整垮忆通律所的目的。记得当年高某的律师事务所也也是这样被整垮了。

律师事务所有“毛病”，司法局应当予以处理。但律协存在的问题，你们重视了吗？律师执业得不到保障，你们重视了吗？

（作者：北京市忆通律师事务所刘晓原律师）

转帖：陈行之《老三届：一个沉默的句号》

2009-02-11 00:41:43)[编辑][删除]标签：知识青年 插队知青 老三届 陈行之 北京 杂谈 分类：杂谈
老三届：一个沉默的句号





陈行之





如果把离开北京的日子作为纪念日，那么，2009年1月25日，我作为“老三届”去陕北插队就整整40年了。个人的节日往往也是你所从属的那个群体的节日，结果，在北京就有了延安市政府召集的“北京知青赴延安插队40周年”纪念活动。活动在几个层面展开，我参加了我插队的那个县的纪念活动。

赶到会场已经快到中午11点钟，急忙报到，急忙签字，急忙交60元钱（午饭AA制），然后被放进去了。会场很小，人也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多（当年我所在的县至少有2000多个插队知青），大约也就是一百多人的样子，这就是说，这里来的人只占当年插队知青人数的不到1/10。令人惊讶的是这项大张旗鼓开展的纪念活动是由中共延安市委、延安市人民政府以及所属各县分头组织的，而我似乎没有看到延安市或者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倒是听见两个北京知青站在麦克风前，反复说：“回去看看吧！多回去看看吧！”怎么听怎么有“看一眼少一眼”的味道，于是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开始注意观察与会的知识青年。

我看到的所谓“北京知识青年”竟然全部是满脸沧桑的老人！

这就是当年高举红旗离开北京、高唱革命歌曲进入延安的那个充满了革命狂热的群体吗？这就是当年在文化意义上给闭塞的陕北造成极大冲击的那个意气风发的群体吗？这就是当年“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誓言“扎根农村一辈子”，彻底改变陕北贫穷落后面貌的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那个群体吗？这就是由于精力旺盛搞了很多匪夷所思的恶作剧，被当地老乡称之为“能日鬼”（方言：聪明、调皮捣蛋）的那个疯不够的群体吗？

如果把40年浓缩成一个瞬间，那么我看到的就是这样一番情形：岁月在一个人身上恶意地揉捏了一把，这个人的脸马上就皴裂了，眼睛就浑浊了，肢体就僵硬了，话语就含混了……毫无疑问，自然逻辑在这里发挥了残酷无情的作用，我们都老了。不仅老了，有的人已经走到生命的尽头，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在我的同学中，就有好几个因为患了恶疾而离世的人，听来令人唏嘘不已。

奇怪的是，这样一些“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人，竟然仍旧被称之为“知识青年”。我们当然知道，那只是对我们过去身份的概括，这个称谓于我们今天的现实存在没有任何意义，如果我们不因为特殊原因走进同一个空间，我们是什么呢？我们只是一些被勒令买断工龄的人，是一些在极为苛刻条件下不得不下岗的工人，是仍旧拥挤居住在城市大杂院里的退休教师，是拿了经济适用房房号、正在为凑集房款而心急火燎的大爷大妈，是被子女很瞧不起、基本上已经被证明人生失败了的父母……当然，我们当中也有混得很好的人，不是有人开公司赚了大钱吗？在延安插队知青中不是出了四十多个部级干部吗？不是有人还当了国务院副总理吗？如果你现在还把这些人统称为“知识青年”，显然就有了一点儿问题：下岗工人不是知识青年，国务院副总理也不是知识青年，他们甚至连一个群体中的人也不是，你怎么能够用一个简单称谓去概括这些人完全不同的现实人生呢？

所以，“知识青年”这四个字仅仅是一种粗略的归拢，你是不能很较真儿地在内心询问“我是谁”的，否则你将无法在那个空间呆下去，你有属于你的地方，那是你用40年生命延续到达的地方，凄苦也罢，幸福也罢；贫困也罢，富足也罢；有权也罢，没权也罢……都不能改变了。这是一盘下完了的棋，在“知识青年”这个棋盘上，所有的棋子都丧失了意义。

“丧失”是一个过程，但是它绝不仅仅是一个自然过程，它更是一个社会过程，我甚至可以说，所有耐人寻味的东西都包含在后者之中，正是后者使我们逐渐褪掉了我们曾经共同拥有的“知识青年”身份，使我们得到了一幅不可更改的专属于我们自己的人生图景。

尽管这样，人作为天地之灵也从来没有把自己放到动物水平去混吃等死，总还渴望被尊重，渴望获得赞扬，渴望交流，渴望对过往和现在发生的事情问一句“为什么”，渴望在一种有意味的生活中找到意义，于是有了很多知青网站，吸引很多知青到那里谈天说地,或者借助于青春记忆重温生命的诗意与辉煌，或者陶醉在洒下汗水的青山绿水间让自己相信一生没有白过，或者徘徊在思想的小径上左顾右盼试图寻找到某些形而上的启示。

任何个体都弥足珍贵，当你从虚拟空间看到知青群体中有那么多人用灵魂诉说之时，你会感到亲切，你会对他们极为珍重，你似乎能够从他们的“在”中直接意识到自己的“在”，因为，至少在精神气质上，你和他们属于同类，而同类之间总是渴望交流的。

就是在这种心态下，我于去年某个时候在一个知青网站注了册，建立了一个小家，根据网站的风格选择一些内容平实的文章在那里与知青网友进行交流。然而这种交流没有持续多久，我就不得不停下来，继而退出了网站。倒不是我的文章出了什么问题，我是从网站不断公布的信息中了解到我不适宜在那里言谈，尽管网站常常给我特殊关照，我仍然害怕给他们招惹麻烦。网站连篇累牍公布的提醒信息让我极为惊愕，完全没有想到即使“老三届”这个已经退出生活舞台的群体也被严密监视，绝不允许乱说乱动。

下面我一字不差把网站提醒抄录几条如下——

▼再次提醒知青网服务器各用户注意，我们的论坛都未得到时政类审批，政府规定禁止发表时政类帖子，今天监管部门发现我们的网站出现敏感时政类帖子，本服务器管理员再度受到限时删帖警告，虽然今天技术员已作了及时处理，但为避免服务器受到关闭整顿的处罚，各网站应向湖南网、广东网学习，加强自我监管杜绝违规发帖。

▼北京网的朋友务请高度重视，你们是首都的知青，消息灵通，时政消息传输快，但这一切不符合我们服务器管理规定，凡在本服务器的网站，不管正反类型的时政贴子，一律不能发，请谢绝转贴，有些帖子一转来后跟贴跟出大麻烦。今后若是哪家网站再出现此类情况，我们将先关闭有关的网站，处理完毕再开通。

▼没有办法。湖知网为禁止全部时政贴子，因删除一贴正面报道9.18的帖子，引起自成立以来的大震动，直到现在方平息，消除误解。没有办法，建议所有网站删除时政帖子，严禁转贴，知青及生活话题转贴除外。

▼无奈，我们现在的口号是：要讨论知青话题请进来，要讨论时事政治请上强国论坛。

▼为了论坛生存，请大家注意这个问题，不要发讨论时事政治的帖子。

提醒都是善意的，你甚至能够从里面感觉到温馨，但是，如果我们把这种提醒中涉及的那种力量置放到“老三届”这个羸弱的群体面前，你就会感觉到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惧——那是一头巨兽，它目光炯炯，无比威严，严密监视着已经失去青春岁月、只是想回忆过往时光或对眼前生活说一点观感的人，它如临大敌，倘若你多说些什么，它“哞”的一声就会扑上去把你撕碎！

撕碎就撕碎吧！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被它撕碎的人还少吗？问题是，我偏偏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我深深地知道，这整整一代人被蛊惑、被欺骗、被愚弄、被蹂躏成了目前这个样子，有的已经走了，不为人知地走了，还活着的人，多说两句又怎么了？怎么就不能容忍了呢？

在“北京知青赴延安插队四十周年”纪念活动会场上，我百感交集，一个无情的事实是：这个群体就要消失了，没有留下任何声音，就要消失了，犹如一个命运坎坷的人，临终之际再也没有愿望和什么人说些什么了，他紧紧地闭住嘴巴，眼看着这个世界在眼前暗淡下去……暗淡下去。

老三届，就这样画上了一个沉默的句号。



（转引自陈行之：《如果你还坚强，何必如此虚弱？》）

知青的江湖，江湖中的知青

知青的江湖，江湖中的知青



1975年，我终于离开了早就想离开的家，来到了广阔天地，见识了陕北广袤的黄土高原，见识了淳朴善良的陕北人民。原来只是在图画中见到的景象呼啦啦铺排在眼前，不但有壮阔和悲凉，还有狰狞和残忍；原来只是在歌中听到的热烈场景被亲亲热热地感受到，不但有亲切和温暖，也有许多无奈。

是啊，生活并不是图画和传说，谎言的毒雾在真实的太阳照耀下散开，锣鼓喧天中昭示的“真理”露出了欺骗的本质；课堂上被冠冕堂皇宣讲的辞藻竟然被陕北老农一句“宣谎”揭露出了肮脏的底色，原来生活并不是如我们听到的那个样子的：

延安，这块“革命圣地”，淳朴善良而又充满智慧的陕北老乡们在调侃中说，这实际上是“革命剩地”——“革命剩哈的地方”。她就象被抽干了骨髓的奄奄一息的老娘亲，没有了如瀑布般的长发：森林；没有了顾盼生情的毛眼眼；没有了青春丰腴的机体，只剩下象被拔光了毛的鸡一样的光秃秃的褐黄色的裸体横陈在天地间。他的子孙们还在她的褶皱中忙碌着，竭力地吸食她所剩无多的汁液。

生活就是这样从老乡的饭碗里，从老乡褴褛的衣衫、从老乡无奈的玩笑中，从生活在最底层的老知青的牢骚中，……显露出它的残酷的。



而当生活充分显露出它狰狞的一面的时候，我们发现，在浊浪翻滚、险象丛生的江湖中还有一种力量，抵抗着严寒，在最弱势的群体中间传递着让人能够生存下去的温暖。而那时感受到的每一点温馨就会被刻骨铭心地记住。

这其中有那些最基层的村、乡干部和淳朴善良的陕北老乡在尽可能的情况下给予我们宝贵呵护。还有一些，来自那些也属弱势群体的老知青。

在我记忆的深处，在当时留在陕北的老知青们中间，有一些不成文的法则，有一些无须语言的默契，让我们在彻天彻地的寒冷中，在没有法律、没有道德规范、几乎没有最基本的人性约束的丛林中，感到了些许温暖和安全。



回家的路



经过了真真实实“战天斗地”的洗礼，原来要急急逃离的家，忽然变成了一个美丽而遥远的童话。尤其到春节，越临近年关，留在村里不回家就越变成了一个非常荒唐的想法。而这时，就有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干了一年，除了分粮食，还剩下10元钱。当初信誓旦旦要改天换地的勇士，连春节回家的车票都攒不够，怎么办？不能老是跟家里要钱啊，那太丢份了。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要从陕北回家，得先从县里坐长途车到铜川，再从铜川或坐火车到西安或再倒长途到西安，到了西安才算是到了回家的起始点了呢。

我们很快就从老知青那里学会了蹭车。70年代中期，已经有很多老知青被招到延安汽车运输公司，我们想回家的时候就到县城去，让县里的老知青帮我们打听有没有顺车；有时候想走得急，就自己到县运输公司的停车场去转，一听到是北京口音，就上去搭话，两边京片子一对上口，莫嘛搭，就算搞定了。到了铜川，再找运输公司的停车场，再转，听到京片子就搭话，一般是没问题的。

有一次，我落了单，到了铜川买不上火车票，不知该怎么办了。以前和组里的同学一起走，都是他们去联系车，我在组里基本属于“没嘴的葫芦”，“外交事务”都不用我出头的，这时只好自己找车了。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停车场，看着停车场里的一辆辆装满货物、蒙着帆布的解放卡车，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太阳青青白白地挂在那，一点也感觉不到温度，只有风刮得一阵比一阵紧，卷起地上的雪渣，毫不留情地打在脸上，生疼。我仿佛都能听到骨头缝里发出的冰碴相挫的声音，感到冻得已经快灵魂出窍了。

可是停车场里人都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在外面修车的两个人一看就不是北京学生。我心里不免害急起来，难道今天走不了了？那可糟糕了，没有住店的钱啊，兜里只有够买一张火车票的钱，要是走不了就只能在火车站候车室猫一夜了。可是那时的铜川火车站候车室，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地方，我曾经在那里丢了或说是被抢了最后的5块钱。心想无论如何不能再在那过夜了。

这时候，从一排排车辆的深处，摇摇晃晃出来一个人，穿着个不知是什么颜色的皮大衣，大衣扣没系，羊毛往外翻着，头上的帽子歪扣着，帽翅一个耷拉下来，一个支楞着，被风刮得不停忽闪。手里提着个水壶，看着那“满不吝”的做派还真有点象“那一类的”北京学生。

那时候回到北京作报告的先进知青都是我们崇拜的偶像，到陕北以后，我们知道，除了他们，还有一部分“比较落后”的知青，他们的形象在当时是属于比较“颓废”的吧，好像牢骚满腹的那种。但对真实的他们了解得还很少。

我直瞪瞪地看着他走过来，经过我身边的时候，他好像扫都没扫我一眼，就那样漫不经心、摇摇晃晃地走过去了。这肯定是北京学生！一看他象“我们院大孩儿”的那种好像对什么都满不在乎的“狂”样，我一分的把握变成了九分。可是看着他那不动声色的面孔，我又不知怎样搭讪，犹豫着悄悄跟在后面。来到一辆估计是他的车跟前，他停住了，车前站着两个陕北人，一男一女，女的还抱着个孩子。男的点头哈腰地递上根烟，在说着什么，我一想完了，这两个人一搭车，就没我什么事了。果然，那疑似北京学生的人手一抬，那陕北男人马上把地上的行李往车顶上放。这家伙回过头来瞟了我一眼，还没说话，我只好硬着头皮，话也直撅撅地：

“你走西安吗？”

“是啊，咋？”（果然是知青）

“我想搭车。”

“早不说，没看见吗，满了。”

“我，……是老乡嘛。”（有点赖皮了）

“老乡咋了，这是我们头儿的亲戚，昨天就说好了。你想让我砸饭碗啊？”

“……”

“你再去别地儿看看，”转过头去，油了吧唧地念叨：“饭碗是不能丢啊”

我在心里暗暗嘟囔，“真不仗义，饭碗算什么啊。”（其实这时候我已经初步知道了饭碗的重要性了。其实话是应该这样说的:仗义算什么啊，饭碗才是重要的呢！）

但还能上哪去看呢，就这么大地方，我已经转了几圈了。不知是要走的车都走了，还是今天决定都不走了，好死气沉沉的停车场啊，除了风就是地上被风卷起的雪霰，还有那个“没情没义”的“老插”，一切都让我从心里往外发冷。

无奈地在停车场又转了一圈，还是回到这辆破车跟前，站在那，呆呆地看着，不知该怎么办。

车已经发动了，我看见那个老知青和那个老乡还站在车前在说着什么，那老乡还朝我看着，难道与我有关？我凑前去，

“你一个老爷们儿怕什么？那是我妹。”

“啥妹子啊，明明刚刚才认识的嘛”

“刚刚认识的也是我妹，你想让我爹打断我的腿啊？你没看那傻女子恓惶得吗？”

“嘿嘿，俄也恓惶哩嘛。”

“你丫恓惶个啥，你两个小时马上到家了，那傻丫头片子恓惶得到了西安离家还有好几千里地呢。”

回过头来看到我，朝司机楼子指了一下，好像不耐烦似的说，上去。我一句话也不敢说，慌慌爬上驾驶室，悄悄坐在抱孩子的陕北婆姨旁边。

他们又在外面鼓捣了一阵，老知青司机把自己的皮大衣也脱下来扔了上去，才坐到驾驶位置上。

车终于开动了，我坐在陕北婆姨旁边，连谢谢也不敢说。车在沉默中行驶了一阵，老知青司机才对那个婆姨说，“没事，上头我给弄得好着哩。”

“没事，受苦人嘛，一哈哈就到家哩么。这北京碎（小）女子可不行，一哈（下）就冻坏哩。”

驾驶室里比外面暖和多了，我慢慢感觉着鼻头、手脚的知觉的恢复，感觉着全身从麻凉麻凉的木僵状态到热麻热麻，到有点晕眩的暖意袭遍全身的惬意。

一阵剧烈的颠簸把我从迷迷糊糊中唤醒，不知睡了多久。因为昨天还在农田基建工地上拼命完成每天十方土的任务，今天从早上出发，到上了这辆车才算彻底放松，所以不睡着才是不可能的哩。

也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那两个陕北老乡下车了。

“你哪个学校的？”这才算开聊了。

“石油附的”

“看你一满小嘛，跟哥哥姐姐一起来的？”——满嘴的京片子腔，满口的陕北词儿，来到陕北后我们也早领教了，这也是留下的这帮老知青的一大语言特色呢。

“哦”不想解释为什么75年还哭着喊着要到陕北来，就简单地应了一声。

“咋你一个？”

“哦”

“你女子娃娃出门要相跟上大人嘛”嗬嗬，他倒充起大人了。

“丫头，你还小哩，要想法子办回去，想办法念点书呢。”

“哦”，怎么说话象我爸似的。

“车豁子、店、脚、牙，没罪都该杀。我们这伙子是完蛋喽。”

“啥意思？”

“老话，开车的、以前是赶车的，开店的、脚夫、掮客，——社会最底层的，什么事都敢干，所以说，没罪都该杀。”

不知该说什么，只好听着。

“想当年，看不出来吧，咱也是尖子学生呐，我从小的理想是当科学家的，哼哼，你看现在！就是一个臭车豁子。”

“……”

“我妹妹还在村里呢”

“……”

虽然搭人家的车就有义务跟人家聊天或听人家聊天的，可是我实在是太困了，一开始还强睁着困倦的双眼，在暖暖和和的驾驶楼子里，在车子的大颠小簸中听着他的絮叨，不知何时就又一次进入梦乡……

车停了，我也醒了。

“到了。”

睡得懵懵懂懂的，我揉揉眼睛，赶紧下车。他也下了车，朝车底下看了看，踢了踢轮胎，又上了司机楼子。

我看着他，还有点没醒过来似的，不知说什么好。

“丫头，长点心眼儿。以后出门别睡那么死，操心让人把你卖了。”

“……”

车开走了。这时我才想起来，我始终没有跟他说一声谢谢！

当然了，他根本也没准备听我说那一声谢谢。都是知青，这是应该的，他连这句客气话都懒得说。



当年我们在回家和返回陕北的路上不知搭了多少便车，并没有觉得什么。三十多年过去了，不知为什么，最近想起来，心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在当年的知青中间传递的相互关爱的默契，对弱小的看似“不经意”的呵护，其实闪现的是一种多么可贵的人性光辉啊。

在那个年代，“知青”，是被强大的力量挤压，被抛到社会最底层、最边缘的一个群体，就像被抛进险象环生的丛林，完全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的原始人类；而这些在险恶的丛林中警觉地维持着生存平衡的弱小们，一旦遇到更加弱小的同类，他们仍然会挺身而出，瞬间为我们支撑起一把爱与善的巨伞，遮风挡雨。

这就是我们知青的江湖。

在那个灰暗的年代，在那个瞬息万变、浊浪滔天，父母、亲人都不能给至爱以保护的时代，知青自己的江湖法则就是：相互关爱，大呵小，强护弱。

这就是江湖中的知青——仗义相助、潇洒帮扶。



2009年1月，为了纪念北京知青赴延安插队40周年，延安市政府来北京举办活动。这些当年或欢快、或悲戚的少男少女，而今大多已是两鬓斑白、带着满脸的沧桑甚至蹒跚步履的老者，又聚集一堂。看着这些曾经潇洒、美丽、朝气勃发的“知识青年”们，看着这些曾经拥有那么鲜活的爱、恨、努力、挣扎、欢笑和眼泪的一代人的相聚，心中不免万千感慨：我已经认不出曾经搭过谁的顺车，认不出究竟谁曾经“冷冰冰地”、“不经意间”呵护过我、我们了。

这个曾经给予我宝贵呵护，而现在又“无可奈何人老去” 的群体，我该怎样面对呢：曾经的“滴水之恩”，我又拿什么来“涌泉相报”呢？我的曾经的“知青”哥哥姐姐？

或许只有用我的笔，记下你们的美丽瞬间？你们顽强挣扎的步伐？你们被剥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曾经？

知青江湖不再，知青情结犹存。

或许，在一片“青春无悔”的劝慰、喧闹、呵斥声中，我只能保持沉默？

转帖：张自力：《我看“上山下乡”运动》

2009-02-02 13:11:42)[编辑][删除]标签：政治 知识青年 知青 文革 张自力 中国 插队 杂谈 分类：杂谈
我看“上山下乡”运动



一.历史的困惑


1968年开始的上山下乡的经历，已经过去了四十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们一直将它像梦魇般深深地埋在心底，不愿触及。然而，一旦启开"知青"这个话题，或者在不经意间遇到知青插友，那不堪回首的往事便历历在目，清晰地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中。事实证明，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这一段经历是刻骨铭心的，我们永远不会将它忘记。
　　在连续十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中，绝大多数的知青都被改变了正常的人生轨迹：该深造的得不到学习的机会，该就业的找不到地方参加工作。我们在农村接受着原始落后的生产力的"再教育"，近十年的时光，使得大多数人的文化水平很低，即便是后来回城，许多人已经不适应曾经生养我们的城市了。我们中的大部分人由于学历太低，回城后只能从事体力劳动，并且，往往只能去集体单位工作，有的人甚至根本就没有工作。许多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就是曾经"上山下乡"的知青，他们成为一个最不起眼的，备受社会冷落的社会群体。
　　连续十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使许多在科技领域有才华的青年失去了求学的机会，他们的聪明才智被埋没了。这不仅使他们失去了发展的机会，"改革开放"后，当国家的建设需要科技人才时，才发现一代（十年）科技人才的匮乏多么严重地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按理说，这一使一千八百万知识青年彻底改变了人生命运，给中华人民和共和国带来巨大灾难的"上山下乡"运动应当被彻底否定，钉上历史的耻辱柱。它的唯一功效，就是被当作历史的反面教材，给后来人以警醒。
　　然而，四十年过去了，始终没有谁给出一个权威而客观的说法。尽管"文革"已被否定。
　　极少数政治上的成功者（俗称"混"得好的人），他们歌颂"上山下乡"给自己带来的好处，称"上山下乡"的经历是自己的"精神财富"，他们具有更多的发言机会，大力宣扬"青春无悔"。尽管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否定了"文革"这一历史事件，由于批判很不彻底，"文革"衍生出来的"上山下乡"运动始终得不到应有的批判，很多人对此还津津乐道。他们挥舞着"青春无悔"的大旗，企图用这个最虚伪的词汇来掩盖"上山下乡"所造成的历史悲剧。
　　另一些人虽然不否定这段历史给自己、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的灾难，但对此却讳莫如深，虚荣心使他们不愿意把自己的青春描绘得那么苍白、凄惨，这些人尽量从以往的经历中搜寻出一点可以发光的亮点，羞涩地随着"青春无悔"的大旗起舞，在众多的质疑声中，最多说上一句：事情已经过去了，别提它了吧。
　　当然，也不乏一些头脑清醒的人士，他们不因自己"混"得不错而唱高调，他们不愿意欺骗自己，更不愿意恣意篡改历史，去附和那些时髦的口号。他们清楚地看到，知青这个群体所遭受的苦难，实际上要用整个民族的衰退来承担后果。他们不是将这一段灾难性的历史用极其虚伪的"青春无悔"来掩盖，而是在冷静地思考：为什么在这样一个人民已经当家作主的国度中，还会发生这样一种全国性的、毁灭性的灾难。
　　不同的人群，对"上山下乡"有不同的看法，在今天这个多元化的社会中是不可避免的，作为不同个人的感受，也无可厚非。但是，我们是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对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这一段历史，应当有一个站在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立场、站在历史高度上的认识，有一个客观的、科学的、经得住历史检验的结论。
　　这才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公民和执政者应有的态度。
　　



二."上山下乡"运动是历史的反动
　　

1998年，为了纪念"上山下乡"运动三十周年，由我倡议并和作家莫伸一起策划了一个关于（陕西）老三届知青的电视专题片，陕西的几个知青作家莫伸、商子秦、朱文杰和渭水共同撰稿，陕西老三届企业集团的王克良总裁（我的同班同学）出资四十多万元，我负责了这个片子的摄制工作。
　　摄制组曾经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随机采访了许多"天之骄子"们，对于什么是"知识青年"，什么是"上山下乡"，绝大多数人居然回答不上来。这使我们感到十分震惊，一段近两千万人被裹入的，涉及到亿万人口的如此深沉厚重的历史，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就被人们遗忘了！
　　难道，这段历史就这样消失了吗？当然不是的。
　　我们的摄制组专程到北京采访了中国"文革"史专家、中共中央党校的金春明教授，请他谈一谈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事件的看法，金教授说：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学了知识本领以后，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艰苦的地方去，改造祖国，建设祖国，这是完全需要的，这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五十年代需要，六十年代需要，九十年代也还需要，中国富强都需要。但是，作为一种政治运动来搞，它不需要，而这个运动今天从历史的角度来讲，它是逆向运动，它是反现代化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是需要现代化的，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一种全国性的运动，它是逆向的，它是反现代化的。因为从社会的要求来讲，越是现代化，职业越需要分工；越现代化，农村的、农村青年的人口，就要往城市里来，现代化的过程和城市化的过程是联在一起的。""（上山下乡运动）就社会发展来讲是逆向的，这种东西是违反人类社会发展总潮流的……"就一些人认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缩小三大差别的举措时，金教授认为："要到共产主义就要消灭三大差别，三大差别中有个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这个差别怎么消灭？是用什么办法消灭？是把体力劳动提高到脑力劳动这个水平使它来解决，还是把少数脑力劳动拉下来，拉到工农那个水平来解决？拉下来是一种逆向的方法，是左的错误办法。而我们在六十年代，在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恰恰采取的是拉下来的办法。中国知识分子是少数，从来就是少数，文革中真正够得上知识分子的，大概就两三千万人，在当时整个八亿多人口中，它是绝对少数。结果把这少数人拉下来，这个办法也是逆向的办法，是反现代化的办法。这个办法的结果不能解决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只能降低了全民族的文化水平。"我们可以忘记自己曾经遭受到的苦难，几个人没有能成为什么"家"也无足挂齿，我们不否认有的人真的从那段经历中得到了"锻炼"，为他们以后的人生道路作了铺垫。但是，这个与历史潮流倒行逆施的"运动"，将一代人打入社会的底层不说，还使得国家科学技术出现断层，使得中国的国民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使得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排名大大落后，这些不容否认的事实，才是"上山下乡"运动的主流和实质。
　　金教授是一位共产党的理论工作者，他是站在历史的、民族的高度上来看待这一历史事件的，这也是一位正直的学者对历史应有的态度。我们完全可以得出结论："上山下乡"是历史的反动。
　　



三.将"青春无悔"丢入历史的垃圾堆


据我所知，"青春无悔"起源于成都。当那些抱着"不回城、毋宁死"的决心，经历了割腕、静坐、绝食的斗争而终于回到城市的成都知青，要用那些真实的照片，举办一个影展来纪念那段叫他们永生难忘的生活经历时，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加上了"青春无悔"这一标题。
　　可是那些照片，张张都反映出在云南插队的知青所遭受到的苦难和非人的遭遇，反映出他们在绝望中的挣扎和呼喊，是极其真实的血和泪的记述，从一大堆这样的照片中，有谁真的可以看出"无悔"这两个字来吗？
　　即便是我们这一代生不逢时，"共和国的长子"理当在苦难中度过自己的青春，可是，我们全民族所遭受的灾难，我们整个国家的历史大倒退，也是可以"无悔"的么？
　　如果这个理论能够成立，那么，文革中，那么多被赶进"牛棚"，被送到所谓的"五七干校"甚至被投入监狱的老干部们，倒要感谢"文革"了，倒要给造成全国人民十年劫难的"文革"唱赞歌了。为什么同样是经历苦难，对知青们就是"精神财富"，就是"青春无悔"，对老干部们却是"无情打击"呢？这显然是十分荒谬的。
　　采访金教授时，谈到有些人认为"上山下乡"（使一些人）得到了锻炼，感到"青春无悔"时，金教授说：
　　"差不多十年，一千八百万青年，十年中用这样一种方式来度过，这个代价太高昂了，我们这个民族付不起。对于一个青年来讲，自己人生（最宝贵）的十年，他付不起，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讲，也承担不起，投入太高，产出太少，这种方式是不可取的，不能再搞了。"邓贤在《中国知青梦》中说：
　　"如果说青年是未来，是共和国的寄托和希望，那么我们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动员了全社会所有的力量，历时整整十年，牵动城市两亿人口和几千万个家庭的命运，难道就是为了发动这样一场'再教育'运动和制造出整整一代遍体鳞伤的'希望'来吗？"读了这些严肃的文字，难道"上山下乡"运动还"无悔"得起来么？
　　我并不反对有人立志农村的改造和建设，作为一种理想，这是他们个人的追求，值得敬佩。
　　但"上山下乡"对于绝大多数知识青年来讲，就像是在健康的肌体上被强制性的注射了一种毒素，引起了身体的红肿、发炎以至溃疡。现在，这个伤口结痂了，留给自己的是一个永久的伤疤和溃疡过程的不堪回首的记忆。有人在这个伤疤上贴上"无悔"的标签，似乎那不是伤疤而是一枚闪亮的勋章，让人看了有啼笑皆非的感觉。
　　如果说当时用"青春无悔"这个虚幻的词语来欺骗受到伤害的知识青年，有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执政者具体苦衷的话，那么，在"上山下乡"运动已经四十周年，这一批人即将垂垂老去的时候，则应该对那一段历史给出明确的、公正的说法了。作为知识青年本身，更应当抛弃强加给我们的"青春无悔"，将它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将真相告诉后人，还历史以真实的面目。
　　



四.专制是制造民族悲剧的根源


对于这一场历时十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原因，网友"西北一锅子面"在"青春四十年祭"中，对社会上流传的"接受再教育"说、"兔死狗烹"说、"经济困难"说等等做了分析之后，另外提出了"大处理场"的说法。我认为，从表象上看，各种说法都有一点道理，但都没有说到问题的根本。
　　毫无疑问，"上山下乡"是"文革"的衍生物。十年"文革"使全国都成了"阶级斗争"的大战场，那时不管是国家元首、开国功勋、三军统帅、文化巨匠，还是专家教授、黎民百姓，无一不受其害。有的冤死牢房，有的在"干校"劳改，被侮辱、被批判成了常事。就连我们中间十五六岁还未成年的中学生，还要到农村去接受"脱胎换骨"的"再教育"。在轰轰烈烈的"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人与人的斗争中，经济停滞，民不聊生，使得青年学生无学可上、无业可就，他们在城市里继续待下去对当时的政权构成了潜在的威胁，无奈之下，统统赶往农村，让广袤的山川土地去消化这些青年人的一腔"热血"。
　　"文革"能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呢？中共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写道：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毛泽东作为一个个人，为什么能够"发动和领导"一场将一个国家和近十亿人民拖入苦难深渊的运动？这分明是这个国家的体制出现了问题么。
　　我们的国家曾经有过几千年的封建专制，"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但是却并没有走出这个怪圈。蒋介石坚持"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独裁统治，继承了封建专制的衣钵，将国民党政权送上了孤岛。建国后，中国人民刚刚开始见到"民主"的曙光，但时间不长，就由一个人改变了成千上万烈士牺牲了生命而追求的"人民民主"的理想，"专制"继续笼罩着我们的祖国。"文革"中所发生的事，与封建社会中君主一旦取得政权就排除异己，滥杀功臣，累及人民并没有什么两样。
　　在我国的历史上，专制制度下虽然也出现过"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辉煌的时代，但历史证明，由个人、家族或一个政党实行的专制，不是一个好的社会制度。"文革"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发生，一千八百万知识青年之所以能够被强制性地改变人生道路，造成国家和民族的灾难，这样的事实就是最好的证明。
　　我们过去的"指导思想"，是坚持"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坚持"××阶级对××阶级的专政"的理论，这个理论实际上就是维护和坚持封建专制统治的代名词，继续信奉这个理论，就永远也走不出封建专制的怪圈。
　　而且，专制的社会制度一旦发生社会变革，它的方式就一定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一定是"革命"式的和"暴力"的。而每一次这种"暴力革命"后，这个国家一定会倒退数十年，遭殃的就是老百姓。
　　一千八百万知识青年，毫无选择地统统被流放到农村，是封建专制政治的产物，这种人为的"人造孽"行为，除了使当事者--知青饱受苦难外，随之而来的便是社会的大倒退，民族的大灾难。
　　



五.民主的曙光
　　

"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了。三十年来，我们的国家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中国的国力日渐强盛，中华民族的国际地位也大大地提高了。这些事实，有目共睹，毋庸赘述，我由衷地为国家取得的成绩而骄傲。
　　但是，我们的社会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如贫富差距拉大了、权力机构滋生了严重的腐败现象、看病难读书难等等。于是，一些人在鼓噪：还是过去（改革开放前）的时代好，那个时候就没有这些问题，这都是改革开放的过错。
　　我认为，以上这些问题，并不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恰恰说明"改革开放"还不够完全彻底。正是由于我们一直对"文化革命"遮遮掩掩，一直没有进行彻底的总结和批判，由于"极端的权力"并不是来自人民，也得不到人民有效的监督，这些毒瘤才得以滋生和扩大。也造成了部分人民群众，尤其是今天的年轻人认识上的误区，才会出现那种尽管物质条件远胜于过去，人们却"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怪现象。
　　我们在经济领域进行了全面的改革，邓小平顶着顽固派的巨大阻力，不辩论"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实施的却是我们过去批判过的"资本主义"的那一套东西。比如变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多种所有制（实际上是恢复了私有制的合法性），变计划经济为市场经济，对私有财产实行法律上的保护等等。结果是，国家发展了、社会进步了、人民富裕了。
　　问题是，我们在政治领域的改革开放做得还远远不够，集中的、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权力和金钱的勾结更使改革开放的部分成果塞入了"黑"窟窿，老百姓的受益大打折扣。这些丑恶的现象当然不是改革开放的主流，但是，却阻碍了社会的发展，激起了人们对民主政治的呼唤。
　　可喜的是，刚结束的中共十七大，已经提出了"更进一步的解放思想"推进我国的民主进程等问题，我也为这一进步感到欢欣，这说明，我们已经看到了"民主"的曙光。
　　我想，经济体制的改革成果已经说明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前途和美景，它是现行经济体制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要求和中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需要，这一步是非走不可的，也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那么，我们是迈着碎步或者进一步退半步地前行，还是甩开手，迈开大步前进呢？我们能不能接受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坚决置极左派、顽固派于不顾，少走弯路，奋勇直前呢？
　　我期望"更进一步解放思想"的进程更快一些。
　　坚冰已经破碎，道路已经开启，我期望在我的有生之年，能够看到一个真正民主的祖国、一个更加强大的祖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作者：张自力，毕业于西安交大附中高六七级，插队于陕西宝鸡县晁峪人民公社南岔一队。现已退休 Email:zzl480205@163.com

记忆碎片之：珍珍

谨以此文纪念我的知青生涯和曾经以他（她）们的善良呵护我们并给我们“再教育”的人民



珍 珍

我们这伙 “傻青”们，心中充满了“革命”的理想，干起活来也很拼命，可就是搞不定烧柴火的灶。蒸出的窝头中间总是夹杂着生玉米糊。所以村里的任支书派了一个婆姨来给我们做饭。

她叫珍珍。村里人还有叫她狗子婆姨的。她男人叫狗子。

珍珍的眉毛淡淡的。眼睛不大，细长的，眼泡稍微有点鼓，平时总是很温和的善善的有点无辜地望着人，而且往往只是一瞥，然后就很快地低下头去了。

在陕北呆了一段我才发现，陕北人的皮肤其实是很白的。虽然因为生活条件、黄土高原的烈日灼烤，人人脸上都带着“高原红”，尤其是长年在地里劳作的农民，看上去黑黑的。但那其实是太阳色，黑里透着红，且闪着健康的光泽。后来我跟女子们在背人的河湾里洗澡的时候，发现她们藏在衣服里的皮肤都白得耀眼呢。

而珍珍呢，肤色却有点发暗，黑里透着黃，闷闷不乐的颜色。

我不知道队里为什么派这么个婆姨来给我们做饭。她与那些咭咭呱呱的婆姨，嘻嘻哈哈的女子都不太一样。既不精明干练，也不快乐。全身上下的气氛都灰不塌塌的。日子已经够无趣的了，还要天天看着这个木讷的婆姨在灶房里晃悠，频添一份忧愁似的。

我们村是很有些漂亮快乐的婆姨女子的。人说“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其实我们宜川的婆姨女子也是非常好看的哟。比如我们村里的莲枝、桂花、水莲、桂香。还有一次我出民工，去修路。在工地上看到一个女子，是山里来的。老天爷，真的是惊为天人。白里透红的脸颊，好象一碰到就会出水似的。长长的睫毛，有半寸长吧往上翘着，真正的毛眼眼！我一个女人看了都晕，估计男人一定会倒下一大片的。怨不得刚来没多久，我们组的男生就说，如果给这里的女子稍事打扮，美女的比例肯定比北京大街上的多得多。我相信。

我喜欢陕北的女子。她们快乐，健康。象所有的女孩子一样，一天到晚叽叽喳喳地说笑着，好象有说不完的高兴事似的。我喜欢美丽快乐的陕北女子，她们一到哪，立刻一切都褪色。就连那些经常在地里说些荤笑话追逐打闹的婆姨汉们，一见到女子来了，立刻有人喊一声“女子们来了啊”。所有的不文明言语举动立刻停止。让位给女子们不谙世事的，如阳光一般透明的笑声。

贾宝玉说，女儿是水做的，真的没说错呢。不管是豪门深宅还是柴门小户，未出嫁的女子都是公主，就像是天在娇宠着她们，女儿家天然有一份高贵。一旦出嫁，马上变成奴隶。男人的奴隶，婆婆的奴隶，儿女的奴隶，生活重担的奴隶，日子的奴隶。这是中国女人的悲哀，尤其是农村妇女的悲哀。这悲哀已经延续几千年了。

但我们村的这些婆姨们，黄土高原的这些顽强的婆姨们，白天跟男人一起下田，回到家里男人休息，女人推磨、担水、做饭、喂猪、喂鸡、奶娃、纳鞋底……象被鞭子抽个不停的陀螺，飞快地转着，生命力却依然顽强，好象并不因做了奴隶而颓丧，在重重重担的压迫之下，仿佛总能找到各自不同的快乐。

只有珍珍不同。

我从没见过珍珍高声说话过，更没有高声笑过。她话很少，总是默默地做事，带一点惶恐的样子。与人走对面，总是她先避让。快快地闪在一旁，低下头，带点羞涩的笑意。生产队开会时，她只顾着低头纳鞋底，听到别人说到好笑的事，也只是抿着嘴角无声地笑笑。并不抬头。

珍珍做饭谈不上好吃，做熟而已。自然比我们做的夹生窝头好吃些了。话说回来，天天90%的玉米面、10%的豆面、荞面、高梁面，能做出什么好吃的呢。黑得象沥青的棉花油，烧起来冒浓烟象着火了似的。不烧得冒大烟又说有毒呢。不吃吧，肚子里实在没油水，寡得不行。哪管得了那么多呢。再说就这还是老支书特别优待我们知青的呢。普通社员想吃还没有哩。就是这么些材料，再高明的饲养员又能做出什么好吃食呢？没错，就是饲养员。不是笔误，是我们的一种无奈的玩笑。

看着珍珍默默忙碌的身影，我曾想让任支书给我们换个做饭婆姨。但是说什么理由呢？说她不快乐？终于忍下了。

有一天下白雨，弟兄们都 “睡雨觉”去了，江在猪场，青青不知去谁家打针去了。珍珍在灶口烧火，我坐在窑洞门口的小凳上，呆呆望着把天和地连成一片的白花花的雨幕，听着单调又生动的恣意展示野性的雨声，有一搭没一搭地跟珍珍聊着。不知怎么突然冒失地问了一句，怎么看你老不快乐呢？珍珍一下顿住了，往灶口添柴的手也停在半空中，两行泪顺着脸颊慢慢地流下来。和着淅淅沥沥的雨声，珍珍慢慢讲着她的故事，我的心仿佛也被淋湿了。

珍珍的娘家在十里地外的秋林镇。她是抱养的。在养父母家长大。养父母人很善良，因为不生养，抱养了她和一个弟弟。虽说是在农村，但养父母却一直把她和弟弟奉为掌上明珠。家里生活条件从当地农村来说又算是好的，所以她和弟弟从小都没受过委屈。十八岁那年她嫁到了我们村。哪想到一到婆家，像从天堂掉到了地狱。

不知为什么，婆婆永远看她不顺眼。坐着不顺眼，站着不顺眼，干活不顺眼，走路也不顺眼。晚上不让狗子跟她睡一炕，白天不让狗子跟她好好说话。

珍珍的男人狗子很懒，整天衣服穿得干干净净的，鸡屎绿假军便上衣，蓝裤子，裤缝笔直，一双白边懒汉鞋总是黑灯芯绒鞋面黑黑的，白鞋边白白的，哪像个下苦人！在城里，干净是文明的标志，但在农村，一个农民把自己打扮得流光水滑的，肯定就是个二流子。就没准备下苦的。

狗子在村里碰到珍珍，理也不理，甚至见到珍珍身后拖着的他的女子春红，也不理，说“谁知道是谁的？”，气得我们就想拿老撅拸他。狗子挺愿意跟知青套近乎的，但在灶房碰见珍珍却仍然摆出那个高高在上的鬼样子，一看到我们知青马上又换上一副热热的脸。真让人心生鄙夷。

珍珍的婆婆狗子妈我见过，黑胖黑胖的。虽然黑，但眉眼间还看得出来，年轻时还是有几分姿色的。只是说话时五官一起无规则的运动便显出几分妖娆和几分张狂来。狗子妈身体好，她那种身材在现在也是需要减肥的了。而七十年代！大家刚经过六十年代的困难时期，又迎来了伟大的文化大革命，真是饿得灵魂出窍的时候。绝大多数人都是“骨感”身材。而她，真不知是怎么保养的。身体好，底气足，陕北人讲话“高喉咙大嗓子”，骂起儿媳妇来全村都听得见。

有一天，我们知青在驻队干部李文浩那“谝闲传”，突然听见外面高喉咙大嗓子一阵哇啦，又一阵风掀起门帘。来了一个狗子妈。眼珠一转，扫了一圈，把我们几个扫在眼里又没看在眼里地，两只猪蹄把大腿一拍，脸盘上所有的设备都一起跳着大神儿，对着李干部就拉着哭腔诉起来：“哎呀，好俄那李干部哩，好俄那文浩哩嘛，那狗子婆姨骂我哩打我哩，说俄……”狗子妈这边厢屁还没放完，让李文浩一声断喝给生生地噎回去了：“放你娘的屁！说珍珍骂你哩打你哩，全村有人相信吗？世上有人相信吗？把你个老东西！你不要把人给（欺负）的太拶（za音。过意）哩！克其麻嚓（快快）给我往出滚！不要以为共产党不管你家务事，看哪天把你拉出去批斗一哈你就踏实哩！”

我们强憋着，憋得脸上的肌肉都在抖动着，一直等到狗子妈灰溜溜出去了，才一起捶胸顿足地大笑起来。太过瘾了！这个李文浩，就这么利落！干活不落人后，虽然是干部，农活的技术水平让老农民都翘大拇指。说话也利落，开会时三两句把话说清楚了就散会，从不车辘轳话来回说。今天可又开了眼了，没想到他骂人也这么痛快！

可是珍珍又惨了。虽然一连几天都听不见狗子妈的声音，可是一看到珍珍来做饭时那肿肿的眼泡，就知道她又受气了。果然，珍珍说，狗子妈一回到家就开始连拧带掐，一边动作还一边说，你不是抱上北京学生的粗腿了吗？你不是上了驻队干部的炕了吗？嗓门放低了，可手里却下了死劲。

村里人告诉我们，狗子妈原来是胡宗南一个团副的姨太太。胡撤退时，那团副不知是死求了还是忘求了，把这女人落在了这大山的屹崂里。那一年发大水，狗子妈被山水冲下来，正好狗子大在房顶上干活，顺手把她捞上来，救了一命。后来，因为她的“历史问题”也没人敢娶她，只有狗子大（爸）穷汉人，快四十了，没娶下婆姨，就和她结了婚。狗子大老实得啥似的，结了婚狗子妈也不回村住，就在县城开了个小卖部，而把老汉撵到离村十里外的一个废弃的小庄子住。


忘了是哪年了，狗子大没哈咧（死了）。这是我们第一次看陕北办白事。具体的细节早已忘记了，只有一个地方没忘：就是看狗子妈哭丧。狗子妈头上带着白孝帽，夭夭地拉着长声：“诶哟，俄那老汉咧……”正哭着哩，突然看到旁边一个孩子在捣蛋，不到一秒钟，把脸就摩挲下来，高喉咙大嗓子就骂上了：“我把你先人的脚后跟……”然后马上又不到一秒钟的时间就回过神，又接着“哭”上了。

我在旁边，看得几乎嘴都合不上了。
珍珍在这样一个女人手里过的是什么日子就可想而知了。





后来我们知青小组的几个人都上了学，离开了村子，可我还是惦记着珍珍。还记着那个下白雨的下午珍珍的眼泪。

我不断打听着她的消息。

从村里传出来的消息是她又生了两个娃，一个女娃，一个男娃。我虽然觉得她快累死了，但知道她生了男娃还是为她高兴，因为这样她在狗子家就有了地位了。

后来又听说狗子全家都搬到西安去了，村里只留下她种地，到打下粮食，珍珍就背到西安去。这珍珍简直真真正正是成了他们家的长工了。

再后来我回了北京，有了一个机会，我再三托人捎信，把珍珍叫到北京。象要跟谁谁赌气一样，我要改变珍珍的命运。

珍珍终于来了，我又见到了珍珍！我几乎不认识珍珍了！

不到五十岁的珍珍，背驼得象七十岁的老太太了。满嘴的牙也掉得没几个了。脸黑里透着黄，皮肤焦干焦干的。

这还是那个静悄悄文文静静的小婆姨珍珍吗？这还是那个总是露着羞涩的微笑的珍珍吗？这还是我时时刻刻在惦念的那个珍珍吗？

不是了。这是一个被恶毒的日子折磨成人干的，被卑鄙的命运捉弄得成了影子的游魂。我不知道人竟然能够被折磨成这个样子。我看着她几乎说不出话来。

唉，我的珍珍！



给珍珍安排的是一个类似看门的活。珍珍老是不适应，说“太颤活（舒服）了”。到发工资的时候，她又瞪大了眼睛说，一天停停儿坐在这，那么颤活，还发钱？怎么可以？不行。

珍珍在北京呆了几年，脸上慢慢好看了起来，腰也渐渐挺了起来。我领着她去镶了牙，她却老是觉得别扭，不想带。这几年应该是她人生最轻松的几年了吧。

然而，命运不知怎么老是和这个不幸的人过不去。珍珍脸发黄，到医院一查，是原发性的肝硬化！

为什么！为什么命运这么不公！

我想起来她常年的超负荷劳作，常年的营养极度缺乏，常年的慢性肠炎，想起在坐月子时甚至连盐都吃不上！

珍珍，你已经走了五年多了。你不过比我大三岁而已！

我还是没有扛过命运，我斗不过它。珍珍，我失去你了。我甚至在你弥留之际没有在你的身边！

珍珍，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写这些文字，我只是很想你，想念你羞涩而温暖的一笑，想你给我做的并不是最漂亮的鞋垫，想念跟你在一起时的踏实，就像左手和右手在一起一样。

也许我并不是想念你，我只是想念我内心曾经不带一点杂质的善良？我只是想念我左手和右手相握的温暖？

珍珍，你知道吗？我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