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龙龙：《乱诗》，把汉语诗歌抬到一个胡说八道的高度

《乱诗》

此诗间接献给钱云，会、力,虹、滕,彪等中国人


在我的国
亲爱的，我得杀死你
亲爱的，用不着重 型车碾，那个太笨，也招摇
你没有被'拘，不能刑'讯逼'供
我在探'头面前双腿会发抖，抖成筛子
你去过幼儿园
但你不是吃巴巴的
我的菜刀一定会发光，砍不下去
在我的国
没有比孩子们更无邪的了

亲爱的，在我的国
你不是警'察，我无法和你对射
想杀死你
必须带领一群人暴’动
那群人都有深 仇大恨
然后夺取政'权；然后把你的家产、土地分光
你的罪名就在前面等着你
像电影里的地雷
在我的国
你无处藏身

亲爱的，你爱我就是爱一个流氓
被我玩被我欺辱
还要破 处
戴高'帽，绑高'压线
在台上进行批'斗
发配边疆。这一切都是你自愿的，对不对
你从心里崇敬我，泪水是感激的源泉
红'旗其实是血和布支一根竹竿
祖国需要奴'隶
需要你的死
证明我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流氓

在我的国
亲爱的，不需要跟维,权律'师废话
否则汉语还会少很多不是敏'感词的词，诸如被 喝茶、被 自杀……
这些都是你主动的
洗脸时被水呛死
挂衣服时被钉子扎死
吃饭噎死，打呼噜憋死，拆'迁时愿意被砸死
我失去最宝贵的东西叫你死
如果你不死
亲爱的，那我也广袤地挖'坑埋人

在我的国
金牌第一，谎言也第一
你也是第一，第一次死，死得生无所息
不用催,泪弹，那个是外国人的专利
不用绞 索，那个只给萨;达姆
亲爱的
你自费开个网站试试
给网站起个名字叫“爱 琴海”试试
爱 琴海上有帆，有自;由，有海盗，有不同声音，试试
亲爱的，你试试吧！
你不怕被封、被抄 家、被判 刑、被保 释住院
你就试试。在我的国
没有被 删,帖的博客不能称为博客
没有被国,保叫去谈话的人在朋友面前抬不起头
在我的国，坐在家里饭,醉
也是犯罪

贪,官贪污的是钱
我贪污的是
我的国。古时居中现在跑到悬崖上的我的国
我自己明白得很
将来一旦有事我们全完
我已经有好几手准备；你放心去死吧
无论先奸后杀还是杀人不见血
无论轻于鸿毛还是重于泰山
那一刻，我们显得多么无辜啊
人类能达到的境界
竟是三个有特色的俯,卧撑
那一年，不写盛世不写国,殇
那一夜，地球在转，我的精子在游

亲爱的，核弹不能爆你，坦克不敢撞你
我就用开花弹追你
在我的国，不仅有流血的广,场还有流血的百姓
他们把戒,严令当成聚会游,行的宪,法了
我还有警,棍，通电后叫你求死不能
要不然我拿匕首
反正面对的是手无寸铁
我的国有你这样的屁,民我就不愁在世界上无耻
颠倒黑白了
我的国说什么还要延续
它的血泪史，拖泥带水地奔向共.产;主,义
亲爱的，我抱紧你，不让你喊
不让你反抗
只在你唇上轻轻一触
你就死去

转：诗人刘强本之《立冬，十月初二》

立冬·十月初二

無法形容這個陽光飽滿的早晨，滿地金黃的落葉在風中嬉戲的哀愁。
我想哭的淚水卻在遠方停留。
我想抽出滿身的骨頭交給你，交給某處的你。
何處清醒，何處安身。初冬，立冬。
火車穿過楊樹林。大雪緊緊珍藏在日瓦戈醫生的口袋裏。
西伯利亞，那些流放者的命運還在繼續流放。

此刻的北京卻是一座囚禁之城。
好人被軟禁家中。好人被押去了南方。好人被迫在網路噤聲。
天堂的隔壁是瘋狗院。瘋狗進城，徹夜狂吠，嚇到了孩子。
你是在不由分說之地。
你想像中的美好還在想像之中。
你想要的安寧還是一段音樂或詩句。

你看到自己上了歲數，長髮斑白，跟上了風霜雨雪蹣跚的節奏。
你看到你的暴怒到老也是一塊心病，讓自己一事無成。
你三十八歲前的沉默和你三十八歲的妥協，一樣的屈辱和苟安。
你從來不是一個鬥士，祗是語言迷宮裏最角落的蟲子，守著蛛網，風燭殘篇。
你看到路邊的人在燒紙，竟然以為那是為自己燒的。
過早到來的衰老和軟弱，也許正是他們希望的結果。
他們刪掉你手機裏的照片，封上你的嘴巴，以為這樣就可以控制一切。

一個銷贓滅跡的時代，讓你寫不出命運的紋路，也寫不出一個國家光明的前途。
你祗是深信，邪惡必不長久，奧斯維辛之後，依然有美麗的詩篇。
這樣一個立冬的節日，我們本該在一起火鍋，談天說地，過熱氣騰騰的日子。
我們本該為每一片落葉寫詩，告訴他們，冬天的犧牲會換來明媚的春日。
但願有一天你理解了這一點。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獻祭者。
我會這樣和你說，我喜歡劉曉波說的，生命不息，抗命不止。
我如此微薄，卻因為你的存在而強大了。

2010.11.7中午

原址：http://liuqiangben.blogcn.com/index.shtml

给游精佑兄弟 / 阿尔

给游精佑兄弟




兄弟

因为善良，你被关进了牢房

手铐在你的腕子上

而那条无所不在的黑色皮鞭

却时时刻刻抽打我们的心灵

因为在我们悲愤激荡的脉管里

每一滴血

都有与你相同的生命密码



兄弟

你不会感到孤单

因为我们每天

都在此起彼伏地呐喊

任何高墙都阻挡不了正义的声音

那是蓝色的一波又一波的潮涌

兄弟

你触摸到大海的气息了吗



兄弟

你应该感到欣慰

你勇敢的女儿

将你的善良

引为最大的骄傲

兄弟

那是一泓多么甘洌的清泉啊



兄弟

在不久的将来

你会看到

等待八闽那些恶吏的

不是耻辱柱

不是垃圾箱

不是一次迟到的公正审判



而是他们的儿子

天亮后知道了真相

扬起那带着鄙夷的脸庞

用冷峻的音调说：

爸爸

你曾经的行径

竟然是一个流氓

——这是、最好的刑罚



兄弟

让我们充满信心在墙里墙外掬月光酒共同笑饮

凶残的夜幕已千疮百孔

天 就要亮了

下一个该轮到谁？ / 秋蚂蚱

前面的话：“让魔鬼胜利的唯一必要条件，就是好人什么都不做。”（埃德蒙•柏克）所以希望本文能够被“游精佑案”的相关者读到。如对范燕琼、游精佑、吴华英三人的早日回归正常社会起哪怕是一条黄丝带的作用，我也会鞠躬致谢的。为了所有在这个国度生活的人，推一推吧，如有可能，请福建的网友设法把此文推给与这个案子有关的掌握公器的人。




接到王荔蕻大姐的邮件：“ 有时间就游精佑案写篇东西吗？如果不太麻烦的话，长短都行。”我回道：“一直想写东西来着，但心情太糟。知道自己文字再这样写下去，暴戾气太重，所以在反省。再加上儿子考雅思的事，时常闹心，泡网似乎就是一种龟策。我会重新考虑。能发一些有关资料来吗？”回完信，出门散步。一路走来，惶惶然。是那种——曾被别人无私相助借给你钱渡难关，事后你却玩了失踪。再被找上门，债主堵在门口，依旧和颜悦色提醒你，只要本金，不计利息。望着债主离去的背影，你如果还尚存廉耻的话——的惶惶然。

范燕琼、游精佑、吴华英等三位公民被非法超期羁押案中的任何一位都和王荔蕻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在案发之前她只认识游精佑——未曾谋过面的认识，算认识吗？然而她像他们的母亲一样到处奔走、写信、哭诉……多少努力、付出得来的是零，是Zero。焦急、无力感、无助的绝望心境，使她看见每一个被风吹动的活物都想象成是可能的营救游精佑们的绳索。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不分老幼、男女、身份、籍贯）网民。当网络成了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时，游精佑们的噩梦如没有人去喝断，下一个就是我。他们在我眼里还是孩子，当我听到游精佑、范燕琼的女儿的呼救声、抽泣声时，我的心一粒一粒地炸裂。更何况别人不说，但就游精佑，我只说几件事，我和他只是网上有交流，和你一样。一位父母在5.12地震中双亡的映秀姑娘，仅有的家庭财产又被亲戚侵占，悲伤加愤怒而萌生自杀。我得知后立即在网上呼吁在映秀的人去帮助她走出困境。游精佑看到了给我发来私信，说如果我要去映秀镇的话，差旅费归他。 在这之前就听老虎庙介绍过这个普通的靠工资养家糊口的一个桥梁工程师。他每个月也像很多丈夫一样把工资的一部分存起来，不同的是别人大多是为了买逍遥、养宠人，而游精佑却为了备有人求助之需。邓玉娇事件他给屠夫捐了大概1000元；云南小学生卖淫案也给屠夫捐了1000；许志永说，前几天查账，看到了游精佑在“公盟”出事时段捐的500…这一切，他妻子皆被蒙在鼓里，直到自己丈夫被抓出后才在网上得知。而他们的买房贷款还有十多万有待还，这一进去……在去年他们最困难的时候游精佑还在往自己的个人救助基金里存钱。这样的一个人坐监，我无法不哭不喊……

我无法从容面对这样一个母亲。我是一个父亲，我同样无法想象：有一天我的儿子因为用手中的笔、嘴里的舌而不是手上的刃、嘴里的牙去打抱不平时却遭国家公器羁押。真有那天的话，任何理性都将是一种麻木、懦弱和可耻。唯有广岛了！（谢绝联想，没有省略号）

作为一个监狱囚犯的家属——我的同父异母的弟弟现正在拉萨某个监狱服刑。这个身在西藏、长在西藏、身边几乎都是藏族朋友、娶了藏家的女儿、生了一个叫云丹久美的藏小子的弟弟，无论是外表还是内心已经完全藏族化的汉人，因纠纷而用藏刀砍了一个汉族矿主。我同游精佑们的家属一样，能体味那种亲人在狱中的那种绞痛，尤其是听说在牢里的亲人生病（范燕琼沉疴在身，我弟弟有严重的痛风）、躲猫猫事件、在监狱被自杀等，总是恶梦缠绕长夜。怕陌生人敲门，怕电话铃声，甚至怕门外生疏的脚步声……任何庆典的声响，无论来自国家还是邻居，对游精佑们的家属来说都是一种伤害；街上的每一个完整家庭的其乐融融的画面切入到他们的眼睑的过程都是一次次粗暴的揉搓，令他们泪腺痉挛，眼底出血……

为什么，为什么？我问。因为愚昧，所以可能善良；因为善良，所以贫困；因为贫困，所以施舍；因为施舍，所以感恩；因为感恩，所以忍受；因为忍受，所以和谐；因为和谐，所以肆无忌惮，因为肆无忌惮，所以愚昧……这是一根没有接头的社会链，你找不到叫做“公正”、“权利”、“诚实”、“尊严”的链条单件，谁有这“玩意”又不甘当会说话的畜生的话，你就有可能是下一个游精佑。

于是，普世价值在这个国度极可能是“犯罪证据”。扶一个跌倒的老人，被法判定“得”一个“恶母”而赡养；开车搭载一个病人，却不知成了合法路霸鸿门宴中的“清蒸鳜鱼”；为了下一个天灾来临时少一些人为餐具发生而作的调查，却遭受到了和岳鹏举一样的待遇；为维护被国家严重侵害而得不到国家赔偿的权利，却遭到刑拘……

有人说这是“道德沦丧”，如果就是这些，我还可以勉强承认这个国度有过一个叫“道德”的玩意。但紧接着刘笑薄被免费吃十一年饭使我的“勉强”显得有些可笑，使我坚信“道德”压根就是一个美丽的磨人的传说的是拜这个国家的官员马朝旭同志所赐。“1月2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回应记者询问高之声下落时表示高之声‘在他应该在的地方’。这是高之声一年前被从陕西带走后中国官方首次公开回应他的下落。”我不知道这种回答和活跃在阿富汗、巴基斯坦的塔利班绑架者回答人质下落有什么不同，更可怕的是“在他应该在的地方”这句话是我汗毛炸窝，我止不住该死的遐想：如高律师被害，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他在“停尸间”或者是更“应该在的地方”——“骨灰盒”。天哪，这跟“开膛手杰克”有区别吗？

听说“看《孔子》不哭不是人”的“浑天仪”发明后，我很欣慰：终于有“体检”是否是人的标准衡器了。张海涛，你硬生生地把自己肉做的胸膛拉“一扇窗子”就是为了恶心当局看你的金属肺，因为你看了《孔子》没哭。那些拉拉链（同你拉胸肉一样简单）就云雨的坐拥N个奶的大贪们一定是哭得能打湿祖国大地。李长江，你的属下和监管对象把婴儿当成活体注塑机，集体有意识地用化装成牛奶的液体塑料喂养、培育一个个肾结石的行为，请问，这跟纳粹经营达豪、奥斯维辛然后流水化屠杀犹太有多大的区别？三聚氰胺和毒气有多大区别——在人体——尚在襁褓的粉嘟嘟的年轻的刚刚为人父母的承载者全家老小几代人希望的人体内？作为一种姿态还是良心发现我不敢妄言，你走了，善良的人们并没有找你清算——他们总是一直在犯这种同样的错、罪。可不久你再一次出现在官场，似乎死去的婴儿，依然怀揣结石如挂着“通灵宝玉”的在苟延残喘的孩子们似乎都未曾影响过您的一顿胃口，几乎在您华丽转身的同时，上海又爆出了同样的三聚氰胺在可爱的牛奶里的丑闻，您可以欣慰地说，看，这说明什么？而另一个结石宝宝的维权者就太鼻屎了——和您一样，他也换了一个环境：从家到监狱。您哭没哭我也不敢乱猜，但我知道，赵连海因为孩子们的结石，泪腺已经罢工了。所以他进去也算是“公平”——他以及他的孩子以及所有结石宝宝都不配为“人”，否则没有天理让他们遭此厄运。

不对啊，那个把千万个网民心哭成碎片的一名大三的学生，名叫林静怡的尚未涉世的小女生如果不是因为她的妈妈范燕琼，一定会看《孔子》而哭的一塌糊涂的。凭什么她的沉疴在身的世界上最善良的母亲会坐在最伟大祖国的监狱里呢？打死她她也无法理解为什么“我的妈妈范燕琼是一位维权人士，长期关注弱势群体，竭尽所能的帮助他们，无偿帮他们写诉状，或出庭担任辩护，未收取任何费用。”（《【福建“诬陷门”】妈妈这起诬告陷害案的始末》http://blog.sina.com.cn/s/blog_64764c5d0100goni.html）会遭受这样的灭顶之灾。游豫璟也是一个会流泪的女孩：“爸爸说完这一席话，我听到法庭中有熙熙攘攘的三两个掌声。我的心里还是有些安慰的。原来这个世界，就在这个庭上，还尚存着人性的温暖。爸爸其实一直在回头看我，我知道，所以我不忍让我眼泪肆虐的脸被爸爸看到，我要他很坚强！其实我心中深知爸爸在里面，心中的压力其实是比外界更大的。我能做的，也只有尽己所能的让他放心。”（《游精佑女儿写的庭审纪实》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daf0ea0100fxtn.html）写到这里，我的键盘也哭了。就像我前面交代的，王荔蕻也一直在哭，每晚和推友道晚安的时候，她都要提醒一下，“晚安游精佑，晚安范燕琼，晚安吴华英，晚安……有他们在牢里，夜夜难安。”像极了一个现代版的“祥林嫂”，哪怕凌晨三点、哪怕只有一个推友，她还是向大墙外的道晚安后依旧向大墙内的道晚安。这个发现案件管辖地的最高长官居然也是女性的女人，幻想着“女性大都有一颗柔软的心，天下的母亲都会将心比心”通感会在福建省委书记那儿起化学反应，于是像个职业彩票赌徒一样定期给女性书记写信，迄今为止已是第六封了。（http://wanglihong3.blog.sohu.com/143032663.html）这个坚韧比之孟姜女毫不逊的女性能絮叨倒长城，哪怕一块城砖吗?这些所有为这桩奇案而潸然泪下的汇聚在一起， Is that working？




回过来再说游精佑。我姑且把游精佑归入“平庸的善”（相对于汉娜•阿伦特的有关“平庸的恶”）之类。据他的朋友描述，（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0d02c52382dfead2）这就是一个和你我差不多的平常的人，拿的是工资，做技术工作，有一个小家庭，为孩子的教育经费、为房贷、为尽孝而忙碌的人，要不是他有个“害人”的嗜好——读书、思考而是好色、好赌，要不是他有着一个普通人的尚未泯灭的所谓同样“害人”的良心而是像这个国家的“特产”做个技术官僚学点舔痔功，利用职务之便高点灰色收入，在官场染缸里比谁更黑等，他现在一定是某铁路建设指挥部指挥长了。（据传，由于游精佑介入严晓玲案，再一次在被即将提拔为某铁路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之前被取消了任命，游精佑仍然是某铁路建设指挥部负责副指挥长工作的高级工程师。——马民博）他的妻子应该和他讨论是再在哪个城市或者哪个地段买一套房子（前面的房贷早就清零了，现在根本不是居住的问题而是考虑投资了）；他的女儿跟他撒娇要到西藏或者巴黎去旅游和“败家”。然而，这个“平庸的人”（时下没有几套房子、没有20万以上的车子、没有至少一个情人、没有一年中只能在家吃三顿家常饭而把其余全交给豪华的饭局的人）却选择了行“平庸的善”。所谓“平庸的善”我的理解就是像游精佑那样，默默地做一些力所能及或事实已超出了力所能及的范围而自己依然去做的善事。这类事通常不会感动中央电视台，当然也感动不到全国人民那里。没有媒体会感兴趣一个把钱捐给有争议的人和事，更何况只是一千、五百的毛毛雨。这类事的付出通常不会有任何实质飞回报，有点甚至连受捐者的一声谢谢都不会听到。从经济学的角度恶无法解释游精佑所做的种种这类事的。在这个经济动物般的世界里，平庸就已经是无能了，再行善肯定是“脑残”了。就这样，这个本来完全可以“脱离低级趣味的人”因为人性的亮点把自己点着了，被扔进了深不可测的黑洞。我时常在想游精佑这样的人现在还有多少，是越来越多，还是相反。国家在计算“幸福指数”，没有人去想过如何去统计游精佑们的“良心犯”人数的升降指数。到底那一个指数更能左右这个国家的前途。昨天在推特上看到一条出自王怡的“推”——“这个国家正在变成世界的负担”，我被这句话夯懵了。

游精佑这样做到底值，还是不值，这是一个问题。如果我说值，我马上会问自己，值，坐监值得？这和极权主义把他人的死活至于国家利益、集团利益之下有何区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谁会为坐牢而奋斗？既然我不想，却去奖励这种行为，这已经超出了“平庸的恶”的范畴了，这根本就是老康德所说的“根本恶”。然而，但我读到他女儿的一封给狱中父亲信时，我相信游精佑是值的。“ 在这样的天气里，我想念你，父亲。但是你何时回家来？我只想近距离看你一眼，看看你换上拖鞋，喝一口茶那种满足的样子。我想告诉你一句话----不再是指责你自私不顾家----告诉你我会努力考上一所法律学校。你没说，但你做给我看了：正义从来不是私有品，而是公共财产。”（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daf0ea0100fq3x.html）道理很简单，我做专职父亲已有四年之久，我的儿子决写不出这段文字。

和游精佑一样，本身就是弱女子的范燕琼，却“自不量力”地去撑一片下塌的天，现正被超期羁押的她如不及时救治极有可能终身瘫痪。如此大的代价就是因为有着一粒（请原谅我的语言，我真的认为她现在的心已然不再是“颗”那么有力了）柔软的女性特有的怜悯之心。同样的问题，我却没有底气去判断了。和游精佑不一样的是，范燕琼的身体状况非常恶劣。如果可以抛却生命本身来谈什么“价值”的话，我就是一架冷血机器。但我还是想引用范燕琼的女儿林静怡给它妈妈的信的内容：“妈妈，其实很多话我没有机会和你说，我虽然埋怨过你，但是这和我对你的爱比，实在渺小的微不足道。我埋怨的不是你，我埋怨的是我这么多的努力，或许只换来一场徒劳。不管结果怎样，妈妈你永远是我心中的英雄。或许你是中国的唐吉珂德，执着的追求着在这个社会似乎存在着但却离我们那么遥不可及的正义与公平。”（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daf0ea0100fw4a.html）我想，如果范燕琼能读到，会是一种在地狱里温度。

我看了北京一帮和游精佑差不多的“平庸的善”的分子为了游精佑42岁生日而举办的一个主人不在场的庆生会视频。老实说，我不喜欢这种气氛。太压抑，party几乎是在游豫璟无法间断的抽泣声进行、结束。也不激动人心——毕竟一帮理性动物，没有罗伯斯庇尔、丹东、格瓦拉。但正是这种让人透不过气的氛围促人反省——如何尽力做一个不被同化的义人——像索多玛城中那个异样的背影。这其中有一个身影令我好奇。这个本来完全可以以自己的专长和资源稀缺性来跻身于上流社会。这种人，通常是属于“通吃型”的，又由于是可以合法地阴谋阳谋人和事，这类人人们无事时绕着他们走，有事时又赶不及地贴着他们走。和我的有关“平庸”的定义相反，这类人总是不平庸——哪怕自己出事还是以不平庸的面目。把这类人和乞丐、和“被压迫和被侮辱的人”联系在一起，只能在西方常见，而且通常是属于政府买单的刚从大学毕业的见习生。在贵国则很难见到——刘晓原律师。一个资深人士。为了有别于成龙、企业家行的那种在“善良号”太空舱交媾过的善的种子的善，更有别于余秋雨、利益集团那种干脆是恶的“善”，在民间奔突，贴着大地做着既有风险又严重得不偿失的“非资深”的事。唉，可敬的人通常因为长冒傻气。



现在该说“平庸的恶”了。

游精佑被抓，为了什么？很简单，为了帮助一个走投无路的老人。 为什么要帮？也很简单，除了我上面说的他有“庸人的善”之外，他还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在这个国家，除了信仰共产主义是“伟大的事业”之外，其他的信仰也都被允许——被允许这在日历的上一页是不可想象的。有宗教信仰的人都帮人吗？也是也不是。我在西方所经历的告诉我：教堂通常是走投无路的人的最后的庇护所；虔诚的教徒通常是诚实的可以托付感情的人。我在西藏的经历同样曾证明了上述的陈述——我用了“曾”字的原因是现在我找不到了，当然是西藏发展的太快，变样了，我的方向感又不好，所以容易迷路。“也不是”主要是指借宗教名义打开杀戒，灭绝一切异己。比如十七世纪以前的西方，那时没有知识分子；比如伊斯兰极端主义；比如斯大林时代以及他的中国老弟毛泽东时代等。

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是很难理解“信仰”的奥义的，比如我就永远无法理解共产主义，因为我连身边的人都讨不到喜欢，又如何去讨全世界人民欢喜？衡量一个人是否具有独立精神的标志之一就是他是否“是精神太平生活中的捣乱分子”，（刘易斯.科塞），而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是自由的国度的标志之一就是有无行走在大地而不受迫害的这样的一群。我相信基督徒是因为我有和他们共事几年的经验；我喜欢藏传佛教徒也是因为我有这样的朋友。在我居住的这个除了“共产主义”信徒的城市，我一个其他的信徒都不认识，所以我很尴尬，老是想逃。我想认识像游精佑这样的人，就像我在国外一样，跟他们在一起有安全感——现在看来这是一个梦了。

像南京的那个小伙子扶起一个老太“炸弹”差不多，游精佑们也帮了一个“炸弹”。唯一的不同是前者的帮扶对象本身是“庸人的恶”，而后者却被当成了“破坏和谐”的炸弹，被“庸人的恶”收拾了。

我不会写游精佑们是如何冤枉，被长期羁押是如何违宪等。一，我活了五十年，冤枉的事见的比公平的事多——我麻了。二，违宪的事连国家主席都是其受害者，还因此一次性丢了老命，他的子女都没追究，我等草民（刘晓原这类律师也应该算是）更是“骨质疏松”了。最近看了一个网民的帖子，是托“ 方滨兴”之名质疑希拉里：“我们连自己宪法都不遵守，凭什么遵守国际互联网审核制度？”我总是说，在说话被打折扣的国家，思想家肯定是在民间。三，除了在法庭上必要的程序，我觉得这桩案子本身的任何民间的鸣不平都显得滑稽：一个黑白完全公然颠倒的迫害怎么就成了“案子”呢？所以，我不想谈这个所谓的鸡巴（原谅我的粗鲁，我的流氓尾巴夹的太久，疼）“案子”，（案件详情请看刘晓原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239085290_0_3.html）只想说说为什么会发生，谁在发疯干怎么无耻的事？（我只是浅谈，展开来本文将会达到难以驾驭的规模）

为什么会发生呢？我突然觉得这个发问非常愚蠢。发生就发生了，有为什么吗？在这个“运动”总是以川剧“变脸”的速度和频率以及各异的造型出现的国度，“为什么”也和川剧“变脸”技巧一样是属“国家机密”。听过“非法拥有国家机密罪”吗?所以“为什么”如果以小沈阳的犯贱声发问才是安全的，否则很难说。行文至此，不得不佩服米兰•昆德拉。他在一次访谈中曾说：“极权的世界，不管它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就是什么都有了答案的世界，而不是提出疑问的世界。”我年轻时读过的书不好，中了卡夫卡、卡缪的毒太深，心理有毛病，再加上又不幸患上了眼底黄斑性病变，以至于我看这个世界总是灰蒙蒙，且扭曲变形（在国外的几年经过一系列的治疗好多了，世界也渐渐清晰起来，能看清更能感应到每个人脸上友善的微笑，执镜自顾也不再觉面目可憎——在此感谢英国这个伟大的国家。不幸的是，回来后我痼疾又复发，而周遭的脸又恢复成了一副债主的模样），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就是瞎了，这个世界不会因为我的看不见就不荒谬。我没有把这篇文章写成檄文的意思——这恰恰是我力图避免的，但这个国度，真的越来越像一个现代化的食人大部落，草民们唯一可以奋力争取的就是推迟、再推迟自己被推入九鼎内的时间而已——谁都不知道谁会在哪一天、以何种理由被挑选、被谁推入等。跟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犹太人有所不同的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不但对此浑然不知，而且还大啖他肉。更有为数可谓庞大的参与者，在九鼎旁添柴、鼓风、架人、投放、下料、搅拌，整个流程，井井有条，丝丝入扣。文革期间我们已经“出色”地证明了这个系统运作的高效性。有一段时间我们有希望动摇这个系统，但那些曾经是这个系统的受害者一旦接管这架他们已经很熟悉的机器后，哪些在机器下的呻吟很快就被操纵的快感所替代——毕竟握有权杖的君临天下的感觉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于是，在经过了坦克履带的碾压下，“地面”变的更平整了，人心也被压成了乔布斯的logo而起不了皱了。

为了防止国民在恐惧的真空期里陷入沉思和反省，这个国家开动了另一架机器，就是制造物质享乐。他们甚至不惜暂时抛却他们自己都不信的所谓“信仰价值”而领跑在通往金元帝国的路上。人们得到明示或暗示：有比自由、民主更有价值的其他东西，那就是舒适和金钱。“讽刺的是，如果认为舒适或金钱比自由更有价值，那么舒适和金钱也会失去。”“如果一个国家认为有其他东西比自由更有价值，这个国家会失去自由”。（毛姆语）一个没有自由的国家，被随时剥夺就成了常态发生。经年才拥有的，一夜就可能失去。远看禹作敏、近看黄光裕。人们对自身的安全再次陷入恐惧当中，于是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开始自保——“为了生活”，他们说。“绝对的事物由于互相促成而互相损害。”（约瑟夫•布罗茨基语）“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王夫之曰）中国吏治传统的“儒表法里”，在2009岁末的“体位”可谓是"淋病尽致"。厉行法禁对准了一头头欲冲碎中华大地青花瓷的公牛，恐怖在贵国天空挥之不去。所有这些疯子的行为在一群有组织的冷血指挥下，有条不紊地深入着。而执行者就是被称为“普通的法西斯”或“平庸的法西斯”。 这个专制制度培养出的一大群人，“他们并非专制权力的当权者，只是专制机器上的细小零件。他们并非没有自己的思想，但是正义、良知、真理不会成为他们的行事准则，他们的心目中只有个人利益，把服从和执行专制的指令当作谋生的职业，对自己行为进行开脱的理由就是‘要吃饭’，心安理得为专制权力充当工具，去从事政治迫害等行为。这种‘普通的法西斯’，汉人中有，藏人中也有。‘普通的法西斯’平时看上去是善良市民、慈爱父母或是和气的邻居，然而正是这些小人物，保持了专制机器的运转，维持了专制制度的稳定。如果没有他们，专制政权一天也存在不下去。当一个民族长期被专制政权统治时，正是因为有培养和生长这种‘普通法西斯’的土壤。而让人不乐观的是，中国社会的这种土壤十分丰厚。”王力雄先生很准确地阐释了阿伦特定义的“庸人的恶”。冉匪说，中国是一个互害的社会。这提供了一个文本，为这个文本提供景深的是李海鹏：“我们在寒夜之中彼此仇恨，问题的根源却远在天边。”连续剧在这块大地的东西南北中热播，主题只有一个：加害与受害以及相互加害最终以相互受害而进坟墓。

游精佑案是这个连续剧的其中几集，“剧情”如何发展不得而知，只是他的亲人着急，关心他的网民着急，他的教会也一定着急，上帝肯定也在天上看着。毕竟是监狱，我可以设想狱警中有的制服里暗闪着人性善良的火光（但愿能在暗中提供一些人性的温润支撑着游精佑们），但我无法不担心同在一个囚室的其他刑事犯的人性恶——很多人在外面是游荡的畜生，在里面是来回踱步的恶棍。他们被制服外都笼罩着人性恶的另一群畜生操控着。下集开拍的主创者是法官、检察官，在此，我提醒一下，你们已经超期羁押了游精佑们很长时间了！将心比心，你们约会对方迟迟不到，还没有招呼；飞机晚点，不知何时能登机、子女高考，成绩分数下落不明等等，都会让你们生气、骂娘、甚至发疯。可是，所有的这一切不确定都不会是你们获取一杯热茶、一床肉搏、一顿美餐、一场幽会、一台联欢的障碍。可是，由于你们在行使职权时的冷血和自私以及懦弱，同样应该享受你们这一切的游精佑们却什么都被剥夺了——nothing！他们中的你们的和你们子女、姐妹差不多大的范燕琼不仅如此，还被重病所折磨而得不到人道的“保外就医”，生命岌岌可危。我不能想象你们依然可以谈笑风生，做一个好父亲、好母亲、好丈夫、好妻子、好子女。还有，有两个花样年华的女孩子，一个叫游豫璟，另一个叫林静怡。她们这一代在未来的20年肯定是这个国家的栋梁，现在她们的父母所遭受的一切对她们的心灵、人格的影响往大了说是决定这个国家的未来走向，往小了说也是几个家庭的灭顶之灾。想想两张曾经灿烂的青春面庞吧，看看她们的信吧，听听她们的哭诉吧。她们和你们的女儿、妹妹一样，是吧？快要过年了，人心是肉做的，我妈常说。我一直记着。“人心是肉做的”，你们的母亲说过吗？一定！你们记得吗？

我有一本小说，如果你们需要打发时间，你们知道（肯定）如何联系我，我一定会寄给你们。我推荐它，是因为这是一本给成年人读的儿童小说，叫《穿条纹衣服的男孩》（这篇写完，我准备就写它的读后感），故事很简单：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司令的儿子在一个为了打发极度无聊的日子里遇见了一个在铁丝网里的犹太同龄人而成为朋友。司令的孩子最终在一次孩子的“冒险计划”中把自己送进了父亲苦心经营的焚化炉里。

真正促使我写这篇文章的是一个网上的段子：“ 送了《老妈蹄花》给其中一位警察，跟他说不妨把枪口抬高一寸，然后讲了审判东德警察的故事，一个警察说：你在威胁我吗？”对这个警察我同样想推荐一篇一个叫萨尔的德国人写的短文。这个从纳粹德国流亡到美国的作家在他的《架在脖子上的刀》里叙述了一次遭劫的经过。他说到，我理解劫匪的处境，因为是自己曾是一个被欺凌、被侮辱的人，他的愤怒和绝望心情对我绝不陌生。因而我准备照纽约警察对市民的告诫里所说的，不试图反抗，我甚至可以主动地把两张弗拉基米尔•霍洛维茨音乐会的包厢票给他，也许他会对肖邦感兴趣。或者也可以以双倍的价格卖出去，“人与人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的仇恨该结束了”。但当“一只手臂从背后扼住我的脖子，一把折刀弹开了。我要挣脱开，想把我事先准备好的话对他讲。但是，我感到愤怒，我受到了虐待，我的人权遭到了践踏，我忘记了我想的事，我觉得我在反抗。”我不愿低估那个警察的理解力，但为了不引起歧义，我还是想解释一下：我们愿意守法，哪怕它其中的部分属于恶法范畴。但人比狗要高贵一些，至少在尊严上。狗被逼到死路会跳墙，跳不过去，它会怎么办？杨佳的“你们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们一个说法。”就是和萨尔所说的“人权遭到了践踏”时的“人”的反应差不多，唯一不同的是前者以一条血性的年轻的生命捍卫了尊严——其代价对死去的警察和同样被执行死刑的杨佳来说太大、太大了。而萨尔却是得到了纽约警察的一个微笑。“您运气不坏。”警察对萨尔说。




上帝保佑中国。阿门。




2010-1-27

林静怡的来信

按：这是刚才收到的林静怡的来信。自从我和老虎庙到福州见了林静怡，说服她接受好心网友的捐助，并在博文《福州见闻之二：我的妈妈是英雄》http://wanglihong3.blog.sohu.com/140123598.html里公布了她的账号后，从12月22日到1月25日她已经收到了五千多捐款了！谢谢温暖人心的网友！谢谢心中怀着对不幸人的关爱的好人！谢谢了！

     

这是我收到的各位网友的捐助：

2009.12.22  网转 500￥

2009.12.22  跨行  200￥

2009.12.22  汇款  200￥

2009.12.23  汇款   100￥

2009.12.23  ATMT  200￥

2009.12.25  现存 100￥

2009.12.26  汇款  1000￥

2009.12.27  现存  200￥

2009.12.27  网转  50￥

2009.12.30   网转  100￥

2010.01.04  汇款  1200￥

2010.01.04  跨行  500￥

2010.01.20  汇款  500￥

2010.01.25  汇款  1000￥

总计  5850￥

感谢各位网友的捐助！若生活上没有很大困难我不会轻易将钱取出，我想妈妈以后治病肯定需要许多钱，那时这就成了妈妈的救命钱。谢谢你们，我衷心的感谢！林静怡

（请发到博客，也让老虎庙伯伯转发下，谢谢阿姨。）

    

我家房子被拆了 /老虎庙视频

   按：每当看到有自焚的消息，总是不能自已！我无法做到在一旁平静地看着自己的骨肉同胞在烈焰中翻腾而无动于衷！无法！每当看到有以自焚相“威胁(其实是最悲惨而凄绝的最后的祈求！)”的无助者的旁边总有或冷嘲热讽或煽风点火的冷血恶徒的时候，我的愤怒总是冲破一切理智，直想冲到现场指鼻痛斥；良知何在！不管你是戴着钢盔还是开着推土机，你总还是人吧？是血肉做的吗？仅仅是为了五斗米就可以做置人于死地的凶手？还是你的心中就埋藏着最无耻的恶，被那些钢铁支撑着而无限扩大？

    所以，接到许志永的电话，说长沙市民戴建明准备以自焚抗议对他家的强拆，要急速找到他予以制止的时候，我们心急如焚。和阿尔赶到南站和许志永博士汇合，和阳光公益的刘安军带来的十几个志愿者汇合，寻找戴建明！呼唤戴建明……（请看视频：http://v.ku6.com/show/87_Cbe2dzIy4Hx0_.html ）

    我们找到了，然而又失去了。又找……在漆黑的夜里，在雪地里、寒风中寻找，在温暖的推特上呼唤……

    终于，戴建明打消了以自焚抗争的想法。以一个公民的清醒，以一个公民的勇气和智慧，走上漫长的也许是终生的维权之路！

   戴建明重生了！希望所有被剥夺了家园的同胞们，不要被绝望击垮！希望所有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公民们，拿起法律的武器，为自己维权！

    为自己维权，也就是为整个社会的真正和谐做出最实际的努力——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权利都不敢维护，还谈什么为他人、为社会做贡献？还谈什么公民社会的成长？

    老虎庙在博客里说“又一个维权勇士诞生了”，是的，有时活着维权比死更艰难。我们向公民戴建明致敬！向维权勇士戴建明致敬！

    

 

 　　长沙市民戴建明以死抗拒城市强拆，充满悲情。而戴之欲死，仅发生在成都市民唐福珍赴死后不多的几日里。两者同样的目标，同样的路径，却最后走出了不同的结果。是悲是喜，究其原有，世人能不为之嗟叹？
　　其实你就是死了也罢，欲死不能也罢，在一些人眼里早已淡漠，这当然因其属性相关。本不代表谁又怎么可能要求为你而代表呢？更可怕的是不代表你却要标榜代表，事情因此极具欺骗。
　　在戴建明赴京欲死不能，亦为其妻儿老小缠绵顾恋之际，在京城四处奔走营救他的是谁？在其家破人出走，流离省外街头时，又是谁晓之以情，明之以义，在寒风中送戴以人间关怀？
　　现在我不能不记起最早的资讯只是在推特上的一行短消息……那消息我读过，也只是唏嘘一番，望窗外大天寒夜，嗟叹天下尚有不尽人民露天栖息，又有谁人有回天之力？
　　戴建明赴京城欲自焚，长沙家里的强行拆迁照样继续。戴建明在京城面对救援者坦诚自己有愧于家、妻、儿，一切不在自己能量范围，只好独自哭泣，长沙那边的姐姐面对强势，登楼欲以死相对，最终却被杀人者“营救”……弱者，弱者啊!
　　采访戴建明的视频制作完成后，我照例连夜一一上传，却又被一一删除，最终保留下的这个，是我重新编辑，于结束部分加入了这样一行“又一个维权勇士诞生”字幕之后的东西。难道我们尚可说话的最后领地也都将面临掠夺？【看不到可到这里http://you.video.sina.com.cn/b/28636601-1349012454.html】

 

我家房子被拆了

 

北京快闪族发布：快闪，快闪，快快闪(图)/转

北京快闪族发布

一，在推出我们的计划之前，先介绍一下快闪和快闪族：

快闪是都市时尚文化中的一种，是现代人在忙碌之余和世界开的一个善意的玩笑，目前快闪活动已风靡世界。罗马、东京、香港、台湾等地，都可以见到快闪族的身影，以及他们类似于行为艺术的表演或娱乐。而成都、杭州、哈尔滨和长春等地都有人玩过。“快闪”是许多利用网络联系的人，约定一个指定的地点和时间同时做一个指定的不违法却很引人注意的动作，然后赶快走人。

快闪族又译“聪明暴民”、“暴民”、“快闪暴走族”等。快闪族是一群互不相识的人，透过因特网相约在指定时间和地点集合，然后一起做出一些无意义的动作，例如拍手掌、叫口号等。开“快闪”先河的是美国一名文化工作者，他认为自己是纯为搞笑，他形容参加者都是“莫名其妙的一伙”。快闪族用自己的方式丰富了各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的文化生活。

快闪案例一：在日本曾有闪客约定穿上黑色西装或套装，白衬衣，打黑色领带，戴黑色墨镜，在同一时刻出现在某广场上，然后一起拿起手机边走动边做打电话状。当上百号人按约定出现时，周围的人们都惊呆了：仿佛突然进入了“黑客帝国”一样。正当人们还在愕然时，突然哨子一响，“黑客”们迅速从四面八方撤离现场，10来秒钟的工夫就无影无踪了。

快闪案例二：苏城街头，某天观前街玄妙观广场上突然聚集了百余名身穿橙色上衣，头戴火焰型面具的年轻人，他们在广场上逗留了一会后相互击掌，然后迅速向四面散开，整个过程不超过10分钟。这是首次出现在苏州街头的“快闪行动”。

快闪案例三：在西单中友百货门前，12名自称“快闪族”青年男女突然手持玫瑰单腿跪地向一名女孩求婚，路人纷纷侧目，然后快闪族又迅速消失。这是北京快闪族成功策划的活动之一。

快闪案例四：2007年11月11日，50名网友聚集在武昌新世界大门口，突然一声号令，大家集中起来大喊“快闪”，随后各自从不同的方向离开。短短几秒钟，原来嘈杂的大门口顿时安静下来，当路人回头看向他们的方向时，一群人却瞬间散开。这就是江城快闪族的第一次活动，效果很轰动。

二，本次快闪行动的律例如下：

时间：2010年1月31日1点31分31秒；

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马甸南路，福建大厦周围方圆50米之内；

行动：提前到达者自行游荡等待准确时间的到来，于1点31分31秒准时大呼一声：“由京幼”，呼叫完毕即自行离开。本次行动结束。

说明：1.本次活动无组织无领导，网友凭兴趣和热情自动参与；2.参与者必须提前核准手机和手表的时间，务必绝对准确；3.参与者要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不要影响交通秩序；4.参与者在行动完毕应迅速散去，不许相互攀识；5.外地来京参与行动的朋友请提前做好出行计划6.有兴趣参与本行动的人请通过QQ和推特等网络工具积极宣传，以使行动的娱乐意义充分显现。

三，准确地址和行车路线，附图如下：

去马甸桥西站，有以下19条公交线路可以直达：123路，340路，345路，361路，367路，671路，919（区间）路，919（支）路，919（支2）路，919（支2）路，919（支3）路，925（区间）路，954路，957路，967路，998路，运通101路，运通104路，运通201路，在——马甸桥西站——下车，向西行15米左右即到马甸南路路口，至此向北拐300米即到福建大厦。

附图如下：

原文地址：http://www.rlwlw.com/frame.php?frameon=yes

张辉：声声入耳就要事事关心

无锡东林书院门前的对联写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我们好多国人上小学和初中的时候就把这个对联熟记在心，很多人为此塑造了自己人生的理想。但是，东林党人们下场极其可悲。东林六君子不光丢了性命，死后还被刽子手们割下喉骨，各自密封在小盒中，敬献给大太监魏忠贤。魏忠贤竟然将六人的喉骨烧化成灰，与太监们争吞下酒。



“东林六君子”不是第一个被割喉骨的，也不是最后一个。张志新因为批评毛泽东被判处死刑，临刑前被几个大汉按倒在地，在颈背垫上一块砖头，不麻醉不消毒，就用普通刀子割断喉管。到今天，中国的专制手段花样翻新了，融入了一些文明因素，但是中国社会专制的本性并没有改变。从前因为言论，焚书坑儒是家常便饭，诛灭九族也司空见惯，现在呢，国人依然被变相割喉。

2008年2月，福州市闽清县女青年严晓玲突然死亡，警方做出“系输卵管妊娠破裂致出血性休克死亡”的结论。严母林秀英却坚持女儿系被多人奸杀，开始上访，要求“明查此案，严惩凶手，追究相关人员和部门的责任”。2009年6月，福州多位网民因用文章、视频的方式记录下林秀英的说法并在网络传播而遭拘留。近日，其中三位网民范燕琼、吴华英、游精佑在福州马尾区法院被推上了刑事被告席，涉嫌的罪名是“诬告陷害”。

这一事件发生后，因关乎公民的言论权利问题，而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海内声援四起，海外舆论大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根据《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人们不能不质疑福建省司法部门：我们的宪法号称高于一切，就你们的做法来看，它的权威性何在？我们是《世界人权宣言》的签字国，我们对文明世界的承诺又何在？

也许严晓玲案的真相并不明朗，也许严晓玲案并不如网络上传播的一模一样，但这并不妨碍人们表达的权利，因为言论自由是公民最基本的政治权利。我们认为政府部门做出的结论，普通公民完全可以质疑，就严晓玲案来说，严母完全可以质疑政府方面做出的结论，她有这个权利；严母的若干位网民朋友也可以质疑政府方面做出的结论，他们也有这个权利。如果要求人们的话语必须和政府保持一致，那就不是言论自由。

假定那些帮助严母进行记录并传播的网民说错了话，他们也是无罪的，这些发帖和转帖的公民不是什么应该被公诉的犯罪嫌疑人，恰恰相反，是福建省的相关司法部门在枉法作案，对这些善良公民进行恶意的报复。就古代来说，帝王将相都说错过话；就现代来说，政治领袖和某些政党都说错过话；就目前来说，周老虎、躲猫猫等事件中，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言之凿凿的结论，事后都被证明是错误的。甚至连一些政党都在长年封杀真相，谎话连篇，凭什么强求一些善良的普通公民每一句话都百分百正确？

我们看到，每每政府新闻发布会上做出错误言论，引起公众批评的时候，没有相关的责任人被以“玩忽职守罪”追究责任，现在我们又看到，福建省的司法部门却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触犯众怒，追究几个发帖和转帖的善意公民的刑事责任。每一个闻知此事的中国公民都在焦虑地看着这一切，等待司法判决，同时，我们也感到的是心寒意冷。如果严晓玲案中发帖和转帖的这些善意公民被判决有罪，那么我们会感到自危，因为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可能说错话，发错帖子，每一个中国人都因此而随时面临着被政府指控的危险。我们希望自己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度，我们不想封住自己的嘴，不想“道路以目”，不想人人自危。

法治的精神是平等与公正，司法独立是保证法治精神实现的根本途径，如果司法不独立，我们不相信它是公正的。我们希望司法能够独立，不要成为某些权贵打击报复公民的工具。如果法律不能给人们带来公正，人们的自由和权利还能通过什么保证？如果法律不能给人们带来公正，难道一定要把人们逼到街头？

公权是什么？在现代文明社会里，公权是公民权利通过正当程序的合法出让，但是思想权利和言论权利并不属于出让的范围，理应由人们保留。如果公权侵犯了人们的思想权利和言论权利，那么公权就属于越界，等同于对人们的奴役和绑架。每一个中国公民都希望政府和司法机关能够保护我们的权利，而不是非法限制和剥夺我们的权利。我们愿意遵守《宪法》第三十五条关于言论自由的规定，做一个合格的公民，我们也希望政府信守对《世界人权宣言》的承诺，做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合格政府。

思想权利和言论权利是中国人民不可被剥夺的权利，我们有必要为此警示和约束各种胡作非为的公权，使其尊重人民，尊重《宪法》，尊重《世界人权宣言》。为了宣示捍卫自由的决心，我们必须关心遭到不公正待遇的这八位公民，因为他们的命运里包含着我们的命运，因为他们的自由中也包含我们的自由。我们希望自己生活的国家是一个文明的国家，不要叫每一个国人在说话的时候，都下意识地去摸一摸自己的喉咙。

我们必须再一次要求，第一，要求福建警方和相关司法部门应迅速释放因言获罪的范燕琼、游精佑和吴华英等多位公民，并对以取保候审等方式释放的多位公民解除取保候审。对八位公民进行公开道歉，并及时给予国家赔偿。第二，要求福建警方和相关政府部门深入学习《世界人权宣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在学习中深刻认识公权的属性和局限，彻底停止并杜绝一切侵犯人权的非法举措，在此基础上扩充科学发展的视野，建立和谐稳定的文明社会。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天下事，声声入耳就该事事关心，事事关心就该口口相传，口口相传才能辨明是非，辨明是非才能科学发展。

《中国公民不应该的100种行为》/刘县书等

 

 

 

  中国公民不应该的100种行为

 

引言

       今天，中国很多人内心的迷惘、焦虑和无奈是空前的。明明知道身边的许多事不合理、不公正、不健康、不美好，明明知道有许多事情应该按照更进步的理念、循着更合理的方法取得更好的结果，但现实却偏偏不！似乎总有无数坚硬的、变态的力量在压迫、切割、扭曲着我们的人性和良知。不合理的现实不仅不允许被改变，更时刻禁锢和毒化着我们的身心。几乎每一个人都在做着言不由衷、身不由己、苟且偷安的事!

 

       我们痛感，改变中国人的这一异化与变态状况实在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关心我们族群前途的人，关心孩子命运的父母，关注自我提升的每一个灵魂，都应该听到自己内心发出的呐喊：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怎么办？我们不想把责任只推到环境和他人身上，不幻想恶劣的制度和潜规则会自己变好。在推动制度变革的同时，我们需要更多自觉自尊的个人。中国公民应当从现在开始，捡拾起自己的良知和判断，从自己开始做出改变!

 

       如果我们内心企盼生活在一个更加健康和公正的社会里，我们就有理由认清，作为一个称职的公民，什么行为是不正当的，因而是不应该去做的。有一些事我们要“从我做起”，有一些事则必须“从我不做起”。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一场“我不做”行动。

 

       当今中国，很多荣辱是非早已完全颠倒，比如“诚实”已等于“无能”，“欺骗欺压”称为“顾全大局”，“仗义执言”“为民请命”成为“扰乱治安”“颠覆国家”，腐败往往“不得不为”，贪官污吏大谈道德，黎民百姓仍在叩谢天恩，莘莘学子还在表演山呼万岁，安全校舍从不安全，放心食品从不放心……当此之世，公民何为？唯有通过“我不做”行动，方能宣示我们对这一切黑暗和丑恶的不认同、不妥协！

 

       我们相信，越来越多良性细胞的坚持和团结，终能改变整个机体的命运！这个社会属于我们每一个人。为了让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孩子能生活在一个健康美好的社会里，让我们从“我不做”做起！

 

       这里列举了上百项我们生活中司空见惯、严重腐蚀社会道德的行为。有些是针对一般公民的，因为正是潜藏在我们每个人行为中的不当，累积成了整个社会的堕落；另外一些是针对特殊身份人群的，他们承担着影响社会现实的重要角色，他们的行为更多地决定着我们社会的状况。

 

 

 

中国公民不应该的24种行为
1. 容忍对个人自由的压制，包括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2. 容忍对个人宗教信仰的压制，包括所有合法的宗教活动；
3. 容忍对自身权利的侵犯与剥夺，包括被非法跟踪、搜查、拘禁、传讯和收容；
4. 容忍对个人财产的侵犯与强占，包括非法没收、强制拆迁、无偿使用、强制征用等；
5. 参与或容忍损害社会公正和公共利益的活动；
6. 参与或容忍败坏社会道德和社会风气的活动；
7. 单纯追求物质生活的极大增长，仅仅关注一己之私；
8. 丧失对社会公正的认知，无视种种不公正现象，全盘接受一个弱肉强食的生存环境；
9. 对损害社会公德的人和事视而不见，不为改善社会风气出力；
10.放弃理性思考，采取人云亦云的奴才生活态度；
11.接受人格分裂的精神状况，阳奉阴违，口是心非，长期生活在虚伪和谎言之中；
12.接受利益至上、吃亏可耻的价值观，推崇极端的自私自利行为；
13.忽视人格价值，单纯以财富多寡、权势大小为成功依据；
14.无视他人的不幸和苦难，丧失同情和怜悯之心；
15.容忍和参与对政府官员、司法人员、教师、医生、企业领导、客户行贿；
16.容忍和参与严重浪费公共资源的活动；
17.容忍和参与破坏生态环境和耗竭自然资源的活动；
18.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违心话、官话和鬼话，做虚假的表态，不依据良心和常识说真话和人话。
19.参加各类虚假的、候选人被内定或强加的各类所谓选举活动；
20.参与各类选举活动时进行违心的、迎合式的虚假投票；
21.忽视孩子的独立人格和独立思考的培养；
22.容忍整个教育体系对孩子进行愚民式、灌输式教育；
23.主动迎合腐败的教育体制，参与对教师行贿送礼的各种活动；
24.放弃公民的参政权利，容忍各类不合理不公正的规章制度。

政府官员不应该的15种行为
1.忘记自身的人民公仆身份，习惯于发号施令和作威作福；
2.对民众的疾苦麻木不仁，却主动逢迎利益集团和财势分子；
3.对普通民众的呼吁和诉求采取不作为态度，对财富阶层的要求积极响应与配合；
4.依靠权势或以受托办事为由索要和收受财物；
5.依靠权势或以受托办事为由对他人性侵犯；
6.协助他人对政府官员进行贿赂活动；
7.参与买官卖官的各种活动；
8.瞒报各类重大事件、事故及其真实原因；
9.谎报各类虚假政绩或夸大政绩；
10.包庇和姑息给人民生命财产和公共资源带来重大损失的责任官员；
11.包庇和姑息给社会道德和社会风气带来极大损害的政府官员；
12.压制民众的各种合理合法诉求活动，包括上访、静坐、集会、写标语、写抗议信和大小字报、游行、示威等；
13.依靠手中的权力和公共资源，在娱乐场所享受声色犬马之欢；
14.疏于对家庭的教育责任，致使亲属子女在外为非作歹，行贿受贿；
15.选拔官员时任人唯亲，“择劣汰优”，将有能力、有才学、诚实正直的人摒除在外，助长阿谀逢迎、溜须拍马的败坏之风。

法官和其他司法官员不应该的7种行为
1.放弃秉公执法的原则，使司法公正遭到践踏；
2.向权力、金钱和美色屈服，不按法律和公平原则判案；
3.把个人利益置于司法公正之上，根据利益多寡衡量如何判决；
4.容忍行政权力对司法程序和结果的干预，出卖法官和检察官的良知；
5.无视弱势人群的艰难处境和维权诉求，恃强凌弱；
6.站在权贵和利益集团一边，对民众的合法权利实施压制；
7.心甘情愿使法庭沦为权势的工具，而不是保护公民权利不受侵犯的圣殿。

军人不应该的5种行为
1.对平民开枪；
2.动用国家军事资源参与经商谋私活动；
3.使用国家武装保障权贵和黑恶势力的非法利益；
4.枉法参与走私和买卖军火活动；
5.公然侵占和掠夺公共资源。

警察不应该的7种行为
1.不按法律执法，任意践踏法律的尊严；
2.利用职权压榨和盘剥普通百姓；
3.利用职权侵占人民财产和公共资源；
4.依附权贵和利益集团，主动放弃按法律执法；
5.忽视民众的疾苦，对人民采取敌对态度，积极镇压弱势群体；
6.通过收受贿赂为黑恶势力和权贵阶层提供保护；
7.利用非法手段欺压民众，包括非法关押、刑讯逼供、非法拘禁、恐吓、殴打、奸污、暗害等。

知识分子不应该的18种行为
1.无视大多数民众生活在痛苦、不幸、不公义之下的现实，只顾追求一己之私利；
2.容忍正义得不到伸张的各种事件、灾难、迫害与压榨；
3.出卖良知，与权贵和利益集团同流合污；
4.放弃自古以来知识分子对社会和政治进行批评的责任；
5.放弃开启民智、揭露不公、批判权贵、弘扬道德的重任；
6.放弃人道主义的基本立场，不尊重人的生命，漠视人的权利；
7.主动为权贵和利益集团献计献策，给人民生活带来更大的伤害；
8.参与损害社会公正、恶化伦理道德、毁坏生存环境、耗竭自然资源的活动；
9.鼓吹反人权、反民主、反公正、反法治、反自由的各种观点和思想；
10.参与压制和迫害持不同意见、不同观点的人；
11.鼓吹金钱至上、权力万能的价值观，瓦解社会文化道德基础；
12.偷换概念，用物质生活的改善取代基本人权；
13.推崇和散布玩世不恭的生命哲学，涣散社会风气；
14.鼓吹狭隘的民族主义，与世界各国为敌，制造混乱的意识形态；
15.宣扬肤浅的爱国主义，制造大陆台湾之间的紧张气氛；
16.宣扬和扩大民族矛盾，制造敌对心态，加剧汉族和各少数民族间的矛盾；
17.参与不法商业活动并获取利益；
18.为获得声望和个人利益参与和实施学术造假。

中小学教师不应该的6种行为
1.放弃良知和职业操守，利用职权收受礼品和贿赂；
2.充当学校鹰犬，压制学生身心的正常发展；
3.把学生当作奴隶随意驱使，鼓励学生告密；
4.随便打骂学生；
5.任意侮辱学生的人格，造成学生心理的严重损害；
6.压制学生的独立思考，打击报复不服从老师权威的学生。

大学教师不应该的8种行为
1.不学无术、误人子弟、枉为人师；
2.放弃授业解惑的教师职责，利用职务便利大肆捞取财富；
3.为学生谋取不正当利益及不正当升学机会，并借机收受贿赂；
4.抄袭和剽窃他人学术成果；
5.为获得声望和个人利益而昧着良心制造虚假学术成果；
6.参与商业活动谋取个人私利；
7.用为官之道来代替为师之道，败坏学生的价值观和道德观。
8.纵容或默许学生在从事科研活动时抄袭、剽窃或弄虚作假。

演艺人士不应该的8种行为
1.争先恐后地参与欺骗民众、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宣传活动；
2.出演歪曲历史、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影视节目；
3.为了金钱和名声出卖灵魂，主动扮演卫道士和鹰犬；
4.为获得名声或个人利益而出卖色相；
5.为获得名声或个人利益而依附权贵与黑恶势力；
6.参与配合虚假宣传需要而非追求艺术价值的各种文艺活动；
7.追逐虚荣和名望，甘愿堕落，忘记公众人物应有的品德示范职责；
8.向压制屈服，放弃艺术创作的原则，主动进行自我审查。

新闻出版者不应该的7种行为
1.放弃新闻从业者的良知和职业操守，参与制造虚假的新闻报导；
2.参与制造粉饰太平、掩盖真相的电视新闻节目；
3.主动配合新闻审查，枪毙或删改真正有新闻价值的稿件；
4.主动配合内容审查，取消优秀出版选题或删改有真正思想内涵的作品；
5.忽略新闻本职工作，热衷于参加各种可以获得酬劳的商业活动；
6.对社会真实和人民疾苦麻木不仁，热衷报道财富和权贵阶层的活动；
7.在新闻节目中用虚假的个人煽情，诱导民众的同情心和判断力远离真相。

企业家不应该的13种行为
 

1.利用腐败手段勾结官员，获取非法利益；

2.利用腐败手段勾结国家银行获取贷款；

3.与官员和黑恶势力勾结，强取豪夺人民的房屋和土地；

4.利用政策保护，牟取市场垄断地位，破坏公平竞争机制；

5.通过贿赂官员和建立利益共同体，将公共财产占为己有；

6.依靠国企资金优势操纵股票市场，坑害广大股民；

7.钻营官场，利用权势在市场上进行不公平竞争；

8.以追逐利益最大化为由不守信用，随意承诺，破坏市场信用体系；

9.为达到利益最大化，牺牲产品和服务质量，损害人民的利益和生命安全；

10.忽视企业行为对社会及生态环境的影响；

11.作为雇主在企业里称王称霸，不尊重员工人格，随意辱骂和惩罚员工；

12.利用权力胁迫下属为自己做不正当的事，包括与自己发生性关系；

13.以工作需要为借口，沉溺娱乐场所，嫖娼和包养情妇。

 

（中国公民石涛、刘县书、张松、罗亚旗、严勇、门延文等起草于北京，2009年11月1日；敬请所有中国公民转发和完善补充。）

 

 

 

镜子与希望
——关于《中国公民不应该的100种行为》的几点说明
刘县书 张 松

★我们的目的是通过这种列举来认清我们目前环境的糟糕状况，认清这种糟糕状况怎样通过我们每个人的日常表现呈现出来。我们相信，通过我们自己和身边每个人的所作所为来确认我们社会环境的糟糕状况，比列举和咒骂社会个别恶劣事件来得更为深入。

★我们并不幻想人人都能自觉摈弃这些“不应该”的行为。要真正改变社会道德状况和环境，实现道德公约，决定性因素还在于政治的性质。当然，政治的改变又不能缺少人的改变和人的推动——从精神意义而言，每个公民对此都负有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但显然，其中有些人应在现实与历史中承担着并将承担起更大的责任。
如果你不能承担更大的责任，至少请努力保持自己的良知和独立头脑，不混淆是非美丑，不充当反动势力的帮凶。

★重申这些似乎不言自明的“是非”，是试图重新擦亮中国社会的镜子，也是企图燃起对一个更良好社会的公共希望。当很多人陷于困顿无言、逃避无视，当全社会谬种流传、万马齐喑，我们需要这种希望。

★对于中国千千万万沉默的多数而言，与其说这是一份“道德公约”，不如说我们只是想重新要回我们自己的精神尊严。用捷克思想者哈维尔的话来说，我们不过是想在他们的社会之外有一点我们自己的社会生活。

★对这些我们眼中的“公民不应该”行为，无论发出者或接受者，恐怕每一个身处其中者都能找到一堆理由为自己辩护。但如果人人都把所有罪恶推到体制和他人身上，自己却不担负对抗体制之恶的哪怕一点点责任，谁都等待别人创造条件，改变又如何可能呢？所以，让我们“从我做起”，或者“从我不做”起吧。

★“批判别人头头是道，你们自己能做到吗？”很多人会质问。我们也扪心自问。我们知道，中国社会有一种喜欢骂别人却不自省的流行病，也有一类对社会批评者格外苛求的道德家。我们不是圣人，不是道德家，不是革命家，只是普通中国公民，唯有努力以一个合格公民的要求自律自勉，并与您共勉。

★没有哪一个人天生懂得什么是有意义的人生，也没有哪一个社会一开始就信奉平等公正自由民主。我们相信进步的可能，从我开始，从一个个人的内心开始。如果我们自己相信，那么，就从我们开始，去一点点做好了，不问收获，不计路途有多漫长……


转自：阿尔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u/1272265584

少侠就义期年纪念/ 阿尔

少侠就义期年纪念

——给静梅大姐



燕赵多豪杰、少侠翘楚间

蒙冤讨说法、铁衙紧闭关

百般晓之理、无奈吏横蛮

绝路亦为路、勇踏后人宽

慷慨赴沪上、以命搏尊严

独闯阎罗处、众鬼皆胆寒

从容刀光舞、牛头马面残

激溅男儿血、挥洒大诗篇

斯人魂归去、音容在眼前

就义期年日、追思泪潸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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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2009-11-27 11:18:35

大姐：请介绍如何找到aiwwei

境外记者 能不能告诉我谭作人如何协助你们采访？

艾晓明


我这次去香港，没有任何放映活动，只是看退休的老朋友。我顺利去了香港，两天就回来了。你说我去采访记者，是的，搂草打兔子，顺便而已。不过和乌鲁木齐没有任何关系；我关心不了那么多。我关心的是谭作人，因为一审结束后，很快他面临判决。我想请教在地震时期采访过谭作人的香港记者，原因是起诉书上有这么一句话：“2008年‘5?12’地震发生后，被告人谭作人多次接受境外媒体采访，发表了大量严重诋毁我党和政府形象的言论。2009年3月27日，被告人谭作人被公安机关挡获归案”。（顺便请教起诉书作者：“挡获”什么意思？我怎么只听说过“抓获”？！）
我见到了采访过谭作人的香港节目制作人，他是优秀的编导，有过很多作品获奖。不过，他没有接受我的采访。
我承认，人们有自由选择接受、或者不接受一个体制外的、独立制片人——我的采访，我完全尊重这个理由。但是我没有预料到这位朋友不接受，因为，我接受过他的采访；我想当然地认为，作为媒体人，他理解我们彼此的工作有多么重要，我们多么需要共同努力来追寻真相。
写到这里，我还要强调，他并不反对我的这些想法；而他的婉拒，则使我想到了其他一些问题。我下面写的，就是我如何不理解记者不接受采访的依据：公司不同意、会对谭作人案造成负面影响、因为我们还要继续去大陆采访，接受你的采访，会使我们在大陆的工作更困难；更进一步，还有其他记者的补充说明：记者（作为不带偏向的、媒体生产者）不接受采访。
首先，我要说；我理解在大陆做采访的境外媒体工作者的困难，特别是报道问题新闻、有争议的事件时。但是，谈到这种困难和风险，我要补充的是，媒体工作者/贵公司老板，是否把被采访者要承担的风险考虑在内了？
举一个业界都知道的例子，当年公民吕邦列协助英国《卫报》记者采访太石村，被拖下车打得晕死。该记者后来写的报道说明了他自己被吓坏的程度，由此可见针对采访协助者的暴力之强烈。换句话说，如果境外媒体在采访某些问题时，得不到内地公民的帮助，他们基本上一事无成，至少难以作出深度报道；除非把自己的想象加进去。那么，对于这种一时的、参与了新闻作品制作过程的协助者，你媒体公司要不要承担伦理责任？据我所知，英国《卫报》机构是去到吕邦列养伤的家乡，支付了有关身体检查的费用的。
观察谭作人一案，也遇到同样情况。阅读四川成都市人民检察院对谭作人的起诉书可以看到：谭作人之罪并非因为他调查地震灾害，而是他就地震问题接受了境外媒体的采访。从起诉书措词我们看到的是“多次”接受，从浦志强、夏霖等辩护律师的辩护词里我们看到，法庭上提到的只有一家境外媒体：

三、关于控方指控的谭作人发表的5.12地震有关言论的问题法庭调查表明：2008年5．12地震发生后，被告谭作人多次接受境内外媒体采访，也多次为他们采访调查当向导，如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第一财经日报》、《人与生物圈》等杂志，及香港政府所属的香港电台。

那么，作为一个重要的、有广泛影响的案例，一个问题摆在中国内地公民面前，也同时摆在了境外媒体面前：当你去采访大陆公民时，你对他要承担的政治风险，要不要事先买类似旅游意外伤害的保险？要不要支付赔偿金？我这个推理实在有点荒唐，一个不需要思索的答案是：不要。你接受采访，你言责自负。但是，我认为媒体需要面对的问题是：你为什么要采访谭作人？你为什么要发表他严重诋毁党和政府的话（你为什么要害他）？假如他没有严重诋毁，那么他要被当作“严重诋毁”治罪了，你这个境外媒体是不是认同这个罪？假如不认同，你何以能够脱罪？“采访”、且让谭作人做过采访“向导”（律师辩护词语）的人，是否可以接受我的采访，说说当时的情形是怎样的？
说到这里，我需要表明一下个人态度：假如有人因为接受我的纪录片采访被治罪，我首先得承担责任。因为，如果他不接受我的采访，就没有机会犯罪。那么剩下的事情是，我要不要承担这个罪责？如果我认为这个不是罪，我只有一条路，就是讲出我的看法；讲出我的看法，也许不能救出某一个人，但是，一个法治社会可以有其他救济途径，我的证言，说清了我的责任。假如我不讲，原本是我们共同的罪，就变得要让被我采访的某一个人来承担。
现在的情况是，谭作人接受采访了，境外报道了。谭作人被抓了，境外又报道了；谭作人被审判，我相信，境外还会继续报道，甚至大热一场。谭作人成为消息热点，但他当初是如何接受采访/协助采访的（如何犯罪以及协助犯罪的）？采访过/被他协助过/引导过的人沉默了。
在我眼里，这里的理由（记者不接受采访、老板不同意采访、我们还要继续采访……），构成了一道消费链，它们是我以前不曾思考的，当然也使我第一次开始反思境外媒体作为信息生产者的另一面：为了采访地震去采访谭作人、为了继续采访谭作人被审判而隐身沉默；我觉得就像一部有关越王勾践的戏剧里西施的台词：你把我送到吴国是为了打败吴国，你打败了吴国是为了把我接回来。我看到谭作人变成一道菜、变成抢眼新闻的热点，作为肉体的谭作人，不见了。
不仅如此，我们所有这些曾经接受过境外媒体采访的人，还将面临谭作人同样的处境：今天我接受你的采访，明天我因此被治罪，后天你接着再采访我如何被治罪的……谭作人/我都是新闻消费产业上的一道原料、被利用的工具、境外观众消费的极权风景……如果我们只是这样的玩偶，还有必要接受境外媒体采访吗？
剩下的一些问题，我还没有机会问，在境外媒体之外，有境内媒体；在主流媒体之外，有边缘媒体；在媒体机构之外，有独立制片人。这些不同权力关系上的媒体人，能否彼此采访？是不是我作为独立公民，只能被动地接受采访，没有权力和渠道采访主流/机制内的媒体人？简言之，我再重复一遍：如果你不接受我的采访，我为什么要接受你的采访？你可以说，我不代表公司，所以我不能接受采访；但是，你代表个人的时候，能不能接受采访？你八小时之外，能不能接受采访？你采访谭作人的时候，是不是公司老板把谭作人的名字放在你的采访名录上、指定你去采访的呢？采访谭作人，和节目制作人的个人选择以及公司认同，又有什么关系呢？
谭作人案提出一个重要问题，也将确立一些重要原则，必将对中国公民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一个是六四能不能纪念？纪念六四就是犯罪吗？这个问题，不是本文的要点。本文涉及到的是起诉书中的第二个涉嫌犯罪事实：案犯与媒体的关系。对于相关罪责，我试图理解其要点在哪里：如果境外媒体是主要问题，那么不能接受境外媒体采访（否则要治罪）；如果地震是主要问题，那么不能谈地震（否则要治罪）；如果严重诋毁是主要问题，那么不能严重诋毁（否则要治罪）；如果党和政府是主要问题，那么不能提党和政府（否则要治罪）……
对于上述问题，我其实没有能力做深入的调研取证；我只是一个用影像讲故事的人。我只想想请当时和谭作人一起工作的人，讲讲采访的故事而已。我当然了解谭作人这方面的一贯作风，我认为他不会“严重诋毁”，但是他可能有所批评。如果他的意见是符合事实的，被贵公司节目编成了“严重诋毁”，那么责任不能由他负，而要由境外媒体制作人来负。不仅如此，而且，如果没有境外媒体采访，他没有犯罪机会；如果没有境外媒体播出，他也没有施加犯罪影响的机会。作为一个惯例，媒体人不能将“严重诋毁”当作专家证言来播出，如果你当他严重诋毁，那么是你这个媒体制作者犯了严重的判断错误，误导了香港观众，播出了他的严重诋毁。在这个问题上，无论如何，境外媒体无法脱“罪”。只有一条理由可以摆脱罪责：那就是回到事实的出发点——谭作人是如何与境外媒体人协助采访的、他又是如何接受采访的。搞清了这些事实，观众、法院，都可以独立判断。
最后，一个个人的理由：法庭调查点出了境外媒体的名字：香港电台。而当香港电台的编导前往采访时，给过我一个电话，问我在四川有没有朋友可以协助。我提供了成都读书会朋友的名字，他们就是这样认识了谭作人，谭作人等一批志愿者协助了他们的采访。当时地震刚刚发生，我身不能救人，心向往灾区，自以为责无旁贷地要为香港媒体界朋友提供线索，使他们顺利完成采访。他们的节目播出了，在香港必定产生了积极影响，大量来自香港的捐款源源涌向四川。而当时，我、谭作人，我们都没有想到，会有因此被治罪的一天。

2009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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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言者: 大红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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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2009-11-06 09:13:36

问的好！仗义执言！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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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言者: ra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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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2009-11-28 15:38:20

问得好！辨得好！究得好！尤其是倒数第三段关于“罪在何处”的分析，拷问了所谓“颠覆国家政权罪”之中的强权和强盗逻辑！

突发奇想：如果我天天跑到天安门广场用扩音喇叭喊：“gcd和中国zf腐败无能该下台！”那我是否犯有“颠覆国家政权罪”？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却犯有“扰乱治安罪”，那我自制一个横幅，撑起来不算扰乱治安吧？

如果不幸被境外媒体拍了照片或视频，并且播出造成了不良影响，那我是否就犯罪了呢？

如果境外媒体播出后，采用赞赏的角度播出，赞赏我国放开自由度，重视人权的精神，那我还犯不犯罪呢？

如果境外媒体怎么说决定我犯不犯罪，那我请境外媒体记者去吃饭，k歌，桑拿，让他们从好的角度报道，那又是否构成行贿罪呢？

如果上述做法不管外媒如何报道，我的行为本身就因为“攻击d和zf，而且影响恶劣”犯罪了，那么我把文字改成“部分地方zf和部门腐败现象严重，当局必须严肃整治，否则将损伤我d的威信，失去人民的信任！” 这样写是否还犯罪呢？

寻人启事

寻人启事

 

 

 

 

 

谨请公开转发全国网民、各级机关部门：

　　血性诗人马非，忧国忧民，热血沸腾，可能引火烧身。自十月大庆寿喜后，走失于网络半月有余，让网友分外担忧，故而遵循网民意向，进行网络搜索，寻找诗人马非。

　　记得九·一八纪念日，诗人为纪念九·一八休博一天也做了公告，由此认为诗人突然的失踪是不符合诗人风格的，因而我们丝毫不怀疑诗人的失踪属于非正常失踪，因而引发网民对诗人马非安危的担忧。诗人马非的博圈需要管理，因而呼吁全国数亿网民网页、网站、空间、博客等齐声呐喊，把诗人马非叫回来。

　　全国的网民们，我们或许素未谋面，却通过网络连接起我们的心灵，连接起我们的爱好，组成我们生活中实实在在的世界，而建设一个美好的世界是我们人类共同的责任！因而请求大家，让我们利用网络这一平台，为时代血性的诗人团结起来，让我们的呼唤把从失踪的诗人马非叫回来，我们坚信，众志成城，团结就是力量，以我们数亿多网民良知的呼唤，诗人无任在地球那个角落，都一定能够听得见！

 

 原文地址: http://blog.sina.com.cn/u/4cc18f820100fft0 [查看原文]

 诗人马非博客地址：http://blog.sina.com.cn/shirenmafei

 诗人马非博客圈子：http://q.blog.sina.com.cn/jnsr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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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言者: 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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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2009-10-29 14:37:00

马非，你妈，叫你赶快回家吃饭！你们什么时候才能厌倦啊。被失踪，真是罪孽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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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言者: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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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2009-10-29 15:43:05

1.
马非，你妈，叫你赶快回家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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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言者: 红与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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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2009-10-29 19:04:01

诗人马非，你在哪里？老百姓等你替他们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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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言者: 学做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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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2009-10-30 11:13:27

支持王姐的行动,一起呐喊,把诗人马非找出来

总理亲自接访又如何？（转）

作者 于建嵘




信访困境是制度性的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指出，“坚持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处理群众来信和接待群众来访制度，服务群众，化解矛盾”。此言一出，立即就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有媒体甚至不远万里来电询问。我的回答是，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接访制度的出发点应是好的，是希望各地领导干部能负起责任来，亲自解决民众的具体问题，以构建和谐社会，但实际效果可能并不一定理想。因为领导干部接待群众来访本身就是一种与现代国家管理职权化原则相背的制度。现代国家最重要的规则之一，就是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在这种规则面前，不是处理任何问题，都得主要领导干部亲自处理，甚至可以说，主要领导干部并非有权处理某些具体的纠纷。只有各司其职，才能各负其责。如果主要领导可以随意对下面职权部门负责的事情指手划脚，最终的结果就是无人负责。

为了说明这个道理，我们不妨假设，总理亲自接访。当然，凭着总理的威望和掌握的权力，有可能解决某些具体的纠纷，维护了某些人的合法权益，也可以让总理获得亲民爱民的好名声。但一个直接后果则是，就会有更多的人到北京来找总理解决问题。总理每天什么别的事都不干，也接待不过来。更为严重的是，总理并不能对任何信访问题都批示，有些问题就是批示了也不一定能解决。这样民众就会希望找比总理还要大的官。看病一定要找名医，上访一定要找大官是同样的道理。现在许多来北京上访的群众，为何坚持数年，就是希望有一天皇天开眼，能获得总书记和总理的批示，以求问题的解决。

为何就是总理亲自接访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众的信访纠纷，反而有可能产生更多更严重的问题呢？在我看来，这与我国信访制度存在根本性缺陷分不开的。

信访悖论的政治分析

我把当前中国信访活动面临困境的制度性根源称为“信访悖论”。我是从信访活动的参与各方来理解和阐述这个悖论的。在我看来，信访民众、信访官员、基层政府和中央政府对信访制度的理解和运用，无论是目标和手段都并不完全相同。在某种意义上，信访就是参与各方运用国家权力和实现利益的博弈，是参与各方追寻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制度平台。

中央政府在信访问题上面临的困境是多方面的。对此，学者李宏勃有过很形象的分析。他说，“在信访博弈中出现的国家常常会处在一个左右为难的困境中：作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与仲裁者，国家既要保证言语的畅通并以此抵制基层政府的官僚主义，但又无力应付有时汹涌而来的大规模的进京上访和集体上访以及因此对社会造成的冲击；国家既要为民做主保持其美好的形象，又要防止有人借机滋事无理取闹；既要对某些基层政府的违法现象进行严厉弹压，又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基层官员的既得利益以激励其执行中央政令积极性”。那么，为何国家会遇到如此难堪的困境呢？如果从中央政府设立信访制度的政治目标及其历史演进过程可以看出，在中国共产党夺取国家政权之初，国家的最高决策者所倡导的信访制度不仅具有诸如深化政权合法化、化解剧烈社会矛盾、贯彻政策和实现社会动员等功能，而且还可以实现对官员非常规控制。然而，中央政府马上就发现，这个非常规控制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问题向中央集中。早在1963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关于加强人民来信来访工作的通知”中就承认：“如此众多的群众来北京要求解决各种具体问题，这给中央机关的工作增加很多困难”。为此，中央要求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和人委，应当加强对信访工作的领导，“努力做到使群众的各种具体问题就地解决”，“地方各级组织应当认真处理上级交办的案件，并按期回报处理结果。对于中央、国务院交办并要结果的案件，应当及时处理，一般问题在三个月内向中央、国务院回报处理结果。个别案件复杂，一时难以查清，到时不能结案回报的，应当说明原因，并提出结案日期”，并通过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经常对各级党委和人委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进行监督和检查”。从此之后，各种信访责任追究制也就越来越具体和越来越严格。也就是说，中央试图通过对地方党政施压来消解大量民众来京求决的制度效应，以确保信访的制度性目标的实现。

然后，地方党政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采取各种手段消解来自中央的压力，并使信访的制度性目标发生异化，最后导致的是压力的转移到中央。中央要求地方政府把问题解决基层的要求，在地方党政看来，最直接的意义就是想尽办法不让民众到进京上访。因此，各级地方不得不把信访量作为最为重要的考核指标，以层层往下施压。而为了达到这些考核指标，各地方政府试图通过包括销号等方式减少进京上访的登记量。也就是说，中央对地方施加压力，本意或许是促使包括县政府在内的地方政府切实为上访民众解决问题、主持正义，从而舒解民怨，增进社会和谐，或者至少减少社会的不和谐。但是，面对中央的压力，地方政府往往并不是去解决问题，而是对上访群众采取的截访、销号、拘留、罚款、劳教、判刑、连坐等控制手段压制上访人员。当然，我们不是说地方政府根本不想解决问题，因为有很多问题确实不是地方政府能够解决的，也有很多问题是任何政府都不能解决的。但是，地方政府对于上访人员的压制常常激起更大的怨愤。有些上访人员，本来可能是无理上访，但是一旦被地方政府打击，比如劳教，那么因为上访被劳教便成了他们上访的有理缘由。中央的意图与效果南辕北辙的最好例子是销帐。中央建立和维持信访制度，本意或许包括借用民众的力量防范腐败。然而，中央加强信访工作的客观效果却恰恰相反。有些地方政府甚至用纳税人的钱贿赂包括国家信访局在内的上级信访部门，以求减少信访登记量。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信访民众是完全能够认识到地方政府与中央因不一致所产生的困境的。客观来说，他们的许多问题是由于基层政府的不作为或乱作为造成的，但也有些是由于中央的政策不符合实际带来的。对他们而言，如何利用这种困境和压力来保障自己的权益或获得制度外的利益也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因此，地方政府越是阻止民众进京上访，民众进京上访的动力越大。许多上访人员都相信一个行动逻辑，那就是被他们视为对手的地方政府怕什么，他们就偏偏做什么。他们的心理轨迹似乎是这样的：县政府不让上北京？很好，这说明县政府怕我们上北京，为了迫使县政府解决问题，我们就一定去北京。一旦群众突破地方的道道防线，他们不仅持续进京上访，还采用各式各样的“非正常上访，” 诸如到使馆区静坐，造访国家领导人驻地，甚至采取跳金水河和自焚等激烈手段，制造产生政治压力的事件。然而，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地方政府采取更为严厉的办法对待信访民众，而中央也为了自身的安全不得不默认地方政府违法行为。这样，也就不得不动摇全社会包括信访民众对信访制度的信任。这种情况表明，信访制度或许不那么有效，上访人员也不一定认为信访制度有多大用处。但是，至少在某些地方，来自中央的压力把信访制度从无用变成了有害。这样一来，信访制度就从减压阀变成了增压器。

信访制度改革的方向

应该说，我的分析已清楚地揭示了信访制度的重大缺陷。在我看来，这些缺陷最主要的根源在于信访运行的逻辑和规则与中国的集权政治体制一脉相承的，最集中的表现就是建立在压力体制之上的信访责任追究制。我认为，要从国家政权建设和执政安全的高度来认识对信访制度进行改革的重要性，并从政治体制现代化的视野来重新确定信功能目标和信访体制。具体来说，可以从行政、法律、政治三个层面考虑如何对信访制度进行稳妥而有步骤的改革。其核心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短期的行政治标之策是给各级党政部门减压和给信访公民松绑，以减小信访的规模和冲击性，维护社会稳定。具体来说，中央减少对地方党政领导的压力，不按信访量给各地排名，取消信访责任追究制，不要求地方政府来京接访；中央信访部门不再给省市开信访移办单；不对信访公民的信访级别作特别的限制；由信访地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因信访而发生的治安案件。在我看来，通过减弱信访的权利救济功能，降低群众对信访的预期，会迅速使一些信访案件平息，减少群众进京走访；而给地方政府减压，才能给中央减压，维护地方的政治权威,才能加强和巩固中央的政治权威。

第二、中期的法律治标之策是强化各级司法机关接受公民告诉、申诉及处理案件的责任和能力，由司法机关承办目前积压在信访部门的案件。具体来说，由上级法院和检察院下派一级设立告诉申诉案件受理机构；扩大诉讼受理范围，对关系到民众生活的案件可以考虑缓收、减收或免收诉讼费；加强新闻媒体和社会力量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克服司法腐败；司法机关对受理的告诉和申诉案件要在限期内给予答复；由司法部门依法查处信访人迫害案件；组织社会中介机构对群众告诉申诉进行法律援助；增加司法机构的资源投入，并在制度上确立法院和检察院的重要人员和经费均由上一级法院和检察院管理和保障。通过树立国家司法机构的权威，可以把社会矛盾的解决引导到正规的司法渠道，逐步减少信访以及伴随信访的非制度化公民政治行动。

第三、长期的政治治本之策是撤销各级政府职能部门的信访机构，把信访集中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人民代表来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并系统地建立民众的利益表达组织。具体来说，组织各级人民代表对本选区的重要信访案件进行调查和督办；公布各级人民代表的联系方式；建立全国信访网，并把一些重大问题的信访资料上网公示让民众评议。允许社会各阶层建立利益表达组织，以法律允许的方式让他们通过集会示威等方式表达利益。这样做的好处是，其一，使各层级各选区的人大代表有了一项新的具体职责，他们有法律赋予的言论免责权和调查权，也有义务对信访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并依据调查向成为信访对象的一府两院提出质询，直至向严重渎职、失职、甚至涉嫌违法犯罪的领导干部提出罢免动议。这样，不仅使信访工作获得一个权力主体，同时也使信访工作具备了应有的问责性，即向人民负责的特质；其二，将目前散存在各职能部门的信访资源合并到人代会将为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建设提供大量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和政治资源，将为人民代表逐步专职化和与此相应的人代会逐步实质化创造资源和职责两方面的条件；其三，把信访集中到人大后，可以建立一套统一的科学的信访登记体系和检索体系，不仅可以准确统计信访量，而且可以节约大量的社会资源，克服目前信访公民盲目投诉、反复投诉、多方投诉造成的巨大资源浪费和政治信任流失。其四，最关键的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方向要容许各种社会利益表达组织的存在，只有让社会各阶层都有自己的利益表达组织，才能产生一个利益相对均衡、社会相对和谐的现代社会。

（原题“‘信访悖论’及其出路”，刊《南风窗》2009年第8期）

原文地址：http://yu-jianrong.blog.sohu.com/1140140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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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言者: 莫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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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责. 解决问题. 这是唯一的办法

转箫瀚老师文

草泥马 草泥大爷 请广为转载(2009-07-31 12:09:45)

萧瀚

斧头帮要过生日，所以我就连文章也写不明白了（这文昨天被删过一次了），没事儿，咱们不能说话，但至少还可以微笑，还可以跟帅哥美女约会，实在不行每天还可以在家引吭练习说“草泥马”，直到说得字正腔圆、能够脱口而出：草泥马、草泥大爷。

绑匪与警服

萧瀚

1. 据公盟网站报道《许志永先生被警方带走》：“今日（7月30日），据许志永所住小区保安介绍，7月29日早晨5时，一位警察和五名便衣将某某某带走，去向不明。”（http://www.gongmeng.cn/sub_r.php?zyj_id=2566）

2. 自从昨天失去许志永先生的消息之后，朋友们一直“心神不宁”了两天，直到下午，大家才陆续知道，哦，原来他被绑架了。

3. 对于公盟上述报道，我是不太相信的，第一，保安并没有说他看到了警察掏出工作证验证过；第二，中国警察是人民警察，都是为人民服务的，绝不可能干这种鸡鸣狗盗之事——正常抓人是需要家属签字的；第三，正常的工作不需要弄那么多便衣帮忙，又不是黑社会，对吧；第四，如果他们是警察，怎么会搞不清楚是治安拘留还是刑事拘留，如果是治安拘留早该放人了，如果是刑事拘留，总得有许志永的家属签字。所以，从各方面情况来看，这肯定是一起绑匪假冒警察的恶性绑架事件。

4. 还是据上述报道：“从7月29日上午到现在，北京公盟负责人许志永与外界失去联系。同时失去联系的还有公盟咨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庄璐。……截止30日下午16时，还没有得到许志永、庄璐的进一步消息。”看来，有人把管钱的庄璐也绑架了。

5. 情况可能比较蹊跷，我不知道许志永是不是斧头帮成员，如果是的话，很有可能这次是双鲑（双鲑是斧头帮东西厂发明的刑讯逼供技术，工作方式是让你一天吃两顿鲑鱼，直到你吃得口吐白沫，受刑不过，就什么都招了，民间简称“双鲑”。）

6. 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启发。

7. 第一，现在居民小区的保安们增加了新的工作任务，就是保证小区居民被绑架的时候，一定要有记录，例如，可以这样记录这件事情：某年某月某日，本小区居民许志永被带走，带走他的人穿着警服，因带走他的人未出示证件，疑似绑架。

8. 第二，现在的治安状况很差，对小区保安一定要进行先进性教育，让他们搞清楚现实，绑匪越来越狡猾，穿上了警服外衣是很迷惑人的，绑匪很猖獗，穿着警服，他们就可以大摇大摆、肆无忌惮地绑人，不过绑匪嘛毕竟是绑匪，可能财力有限，绑匪人一多就可能不会个个都有警服穿，但无论怎样，穿警服的一定是首犯。

9. 本来没什么可写的了，但为了凑足三条，就再写一条吧。第三，这次的绑架，我觉得一定是为了钱，不过绑匪很笨，公盟又没什么钱，大户很多，干吗不找他们呢，郁闷，连谁有钱都搞不清楚。

10. 唉，现在的社会好没有安全感，绑匪到处穿警服作案，TMD叫人怎么过嘛！建议政府以后让警察都改穿便衣，这样大家可能反倒能分清楚谁是绑匪，谁是警察。

2009年7月30日於追遠堂

欢迎完整转载，敬请注明出处

http://blog.sina.com.cn/xhzyt

少女安妮告诉世界——翻译安妮杂文《给予》

少女安妮告诉世界



——翻译《给予》纪念安妮·弗兰克诞辰八十周年



艾晓明



译者按：犹太少女安妮·弗兰克，以其《安妮日记》闻名于世，这部日记是她在躲避纳粹迫害期间写的。安妮13-15岁时，在阿姆斯特丹的密室里度过了大约25个月，直到被人出卖，党卫军突袭密室，带走了隐藏在这里的八位犹太人。战后，只有安妮的父亲奥托·弗兰克幸存下来。

那一天是1944年8月4日，65年前。安妮出生于1929年6月12日，如果她活着，今年是八十周岁。


除了日记之外，安妮还在一个练习本上写了她的故事、童话和杂文，以下翻译的《给予》，是其中的一篇。美国大屠杀纪念馆在“作家安妮”的网页上展出了这篇文章手迹的照片，并做了幻灯和音频的演示。

当血腥和仇杀依然在当今世界蔓延，当种族、阶级、宗教、性别等差异依然导致惨无人道的群体性灭绝，这个少女的声音，这个穿透尸骨成山的奥斯维辛、贝尔森集中营而来到我们耳边的声音，多么值得倾听!


为纪念安妮八十诞辰、安妮日记出版超过六十周年，世界各地在今年举行了许多活动；其中包括苏格兰议员签署“安妮弗兰克宣言”，宣誓词为：



我宣誓：

为正义，并为反抗不公正和错误，我将挺身而出；

我将努力保卫那些无法自卫的人；

我将为这样一个世界而奋斗：在其中我们不会因其差异而被区别对待，任何人都将享有公正和同样的生活机会。



给予



（荷兰）安妮·弗兰克 /中文翻译：艾晓明



那些徜徉在自己温暖舒适之客厅的人们，可有人对一个乞丐的生活如何有所了解吗？



那些“善良”和“仁慈”的人们，可有人愿意知道他们周围如此之多的孩子和成年人吗? 姑且承认，每个人都在某个时刻、在乞丐面前掷下过一枚硬币，尽管他们常常是扔到乞丐手里，就把门砰然关闭。大多数情况下，慷慨的施主都会想：触碰乞丐的手多么恶心！这么做对还是不对？接着，过一会儿，人们还会惊讶地说：这些乞丐厚颜无耻！可是，如果你被人像狗而不是像人一样对待，难道你不是一样可耻吗？



真是可怕，实在骇人听闻。人们如此相待，而且是在荷兰这样的国家；这个国家宣称有良好的社会制度和众多体面、正派的公民。在大多数富人眼里，乞丐低人一等。他们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纠缠不休又粗野不文。但是，这些人可曾问过自己：乞丐究竟是怎么落到这一步的呢？



你应该试试，把那些乞丐儿童中的孩子和自己的孩子做个比较！有什么分别吗? 你的孩子干净、漂亮，人家的孩子肮脏、丑陋！就这些吗？是的，就这些，这是惟一的分别。如果你把这样的小家伙打扮打扮，让他穿上好衣裳，教他礼貌举止，那就不会有任何差异。



人人生而平等，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时，都是一样的脆弱无依、天真无邪。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中许多人信仰同样的上帝。然而……然而，对很多人来说，这么一点小小差别却是巨大的！差别巨大因为很多人从来没有认识到，所谓差别到底是什么；否则，他们早就发现，人与人之间是完全没有差别的。



人人生而平等，我们都会死去，脱离尘世的荣光。富裕、权力和名誉，都不过持续短短几年而已。为什么我们不顾一切地攫住这些短暂的东西不放？那些富人，钱多得远远超过自己需要，为什么不能把剩余钱财给予同胞手足？为什么有人在这生命短暂的世间活得如此艰难？



首先，有一种天赋，任何人都不该转脸抛弃——每个人都有善良的权利。为什么你对一个阔太太比对一个穷大妈更亲切呢？可有人探究过她们性格的差异吗？



人类的伟大并非在财富和权力，而是在个性和仁慈。人皆有缺点、瑕疵，然而，我们与生俱来的还有基本的善良。如果我们希望增加这种良善而不是使之窒息，如果我们赋予穷人以同胞手足的情感，其实我们要给予的并不必是金钱或物质，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些东西可以给予。



一切都从小事开始，在这方面你同样可以从小事做起。例如，在公车上，不要只给有钱的太太让座，也要想到没钱的穷人。踩到穷人脚趾时，也应该说一声“对不起”，就像你对富人这么说一样。



只要付出点滴努力，其意义非同小可。那些穷孩子，已然是一无所有，为什么你不能对他们表示一点小小的善意？



我们都知道，“身教重于言教”。所以，做出榜样，其他人用不了多久也会跟上。越来越多的人会变得善良慷慨，直到再不会有人鄙视没钱的人。哦，如果我们已经到这一步就好了！如果荷兰、接着是欧洲、最后整个世界都认识到，以前的状况是多么不公正，如果那样的时刻能够来到，那时，人与人之间坦诚相待，因为他们认识到了，我们都是平等的，而世间的一切转瞬即逝。



不必等待，马上开始，逐渐改变这个世界，这是何等奇妙！每个人、伟人或凡夫，彼此给予，共创正义，这是何等美好！



有那么多事要做，大多数人都在非常不同的岗位寻求正义且发出抱怨，因为他们自己得到的正义是那么的少。



张开你的眼睛，公平首先从自己的举止开始！给予你所能给予的！你总是能、总是可以给予的，哪怕只是简单的善意举止！如果每个人都能如此给予而不吝言辞，这个世界将会增加许多爱和公义。



给予而你会收获，获得比你能想象的更丰沛。给予，不断给予。保持希望，继续努力，不断给予！慷慨给予的人永不贫困。



如果你遵照这一忠告，只要几个世代，人们就再也不会为小乞丐心怀歉疚了，因为再也不会有这样的孩子。



世界如斯广大、丰富，有钱、有美。上帝为我们每个人创造了这些且让我们充分享有。让我们开始分享，让每一个人得到公平。



(译者附笔：上述译文如有表达不当之处，恭请读者朋友指正。)

英文译文：

http://www.ushmm.org/museum/exhibit/online/af/htmlsite/story_complete.html

英文朗诵：

http://www.ushmm.org/museum/exhibit/online/af/htmlsite/artifact_2_0.html


原文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ebe2100100ebtg.html

转滕彪博士文章：贫困地区的豪华办公楼

贫困地区的豪华办公楼(2009-05-11 13:37:13)


拥有三区九县，其中沂南县、沂水县，蒙阴县，平邑县，费县为国家级贫困县的沂蒙山区所在的城市——山东省临沂市，位于山东省东南部，面积1.72万平方公里，人口1000万，是山东省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行政区。在市委市府的领导下，南坊新行政办公区按照全国一流、国际水平的定位规划设计。新建的市政府大楼落座在新区的正中。该楼建筑面积12万多平方米，共23层（含地下两层），装有电梯18台。行政新区的办公楼建设，在2005年前后就已经开始，说一期工程，拆迁33个村庄；规划面积33平方公里；兴建楼堂馆所，行政单位办公楼30余座。耗资数百亿元。该工程，还有十大配套建筑，如华夏二十四桥，曼哈顿广场，威尼斯水城，埃菲尔铁塔，绿色金字塔，千里戈壁滩，国际游艇俱乐部，等等！！

http://bbs.ifeng.com/viewthread.php?tid=3665372&extra=&page=2

举报临沂“八星级办公大楼”的人遭刑讯致死！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5月09日 转载)





有可靠消息称，举报山东临沂市“八星级办公大楼”的张某已在昨晚被当地警察在家中抓获并进行连夜突审，希望找出幕后指使人。可能因为立功心切，警察下手重了些，今天凌晨起，张某就已昏迷不醒，早晨送到市人民医院急救，但回天乏力，在上午晚些时候死亡。



市委书记大骂警察笨蛋，张某死亡，让当局失去了追查幕后指使人的最佳途径。



自前几天网上出现曝光山东临沂市违规占用耕地超标建造豪华办公大楼的帖子后，临沂市委就极为紧张，市委书记亲自挂帅，动用了上千人，一方面抓紧追查发帖举报者，另一方面派人奔赴全国各地在各大论坛删帖。



目前已有多名记者到达临沂要求采访，但当地市委市府已动用上百名警察严防死守，严禁记者接近办公大楼，并严令任何人不得接受记者的采访。



当地有关部门已经派出很多人员携带数千万的现款前往各大论坛删帖。现在很多论坛已经不能再发相关的帖子，原有的帖子已被删除或锁定。



原文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d3c7fe0100ddcy.html

自由之子——林昭【转帖】

4月29日就要到了，那是一个应该永远铭记的日子：1968年的4月29日，我们民族的英雄，最勇敢的女性林昭被一颗罪恶的子弹夺去了年轻的生命。
每次面对这个神圣的名字，都禁不住泪流满面！感谢费心整理了下面文字的网友，感谢所有还记得有一位为了我们有一片阳光照耀而牺牲了自己全部光明和生命的圣女的朋友！转帖如下：

人民日报文章相关资料编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cc024f0100dcnk.html）
在我们熟悉的朋友中就有这样一位同志。这是一个勇敢纯真的南国女性，名叫林昭。由于她不愿意向风靡一时的现代迷信活动屈服，被关进了上海的监牢。但是，她坚持用记日记、写血书等种种形式，表达自己对真理的坚强信念，心甘情愿地戴着“顽固不化”的枷锁，过早地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人民日报 1981.1.27


（今天是清明节，花了一下午时间整理了这些文字，谨以此献给那些为自由歌唱的灵魂。
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f892b701009aaz.html）

自由之子——林昭

（根据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整理)
林昭（1932.12——1968.4.29）原名彭令昭，苏州人。父亲彭国彦早年留学英，1922年考入东南大学主修政治经济，1926年毕业论文是《爱尔兰自由邦宪法述评》，1928年9月在国民政府举办的第一届县长考试中获第一名被任命为苏州吴县县长，1960年在得知林昭被捕后自杀。母亲许宪民系苏州市民革委员、政协委员，早年参加共产党，后又参加国民党，抗日战争时期的巾帼英雄，偕同林昭一起坐过牢，后出任国大代表，大华报总经理，苏福长途汽车公司董事长。在林昭遇难7年后死于上海外滩街头，一说被人打死，一说暴病身亡。
林昭中学就读于苏州景海教会学校，并积极参加了共产党组织。1949年6月因不听母亲让她去美国留学的劝告与家庭决裂，后考入苏南新闻专科学校。1954年以江苏省最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并在《红楼》杂志任诗歌编辑。50年代初曾参与农村的土改工作，对共产主义抱着热忱的信仰，在给北大好友倪竞雄的信中说：“我现在真是一无所求，连对家庭的感情也淡多了。我心中只有一颗红心，我知道我在这里，他（毛泽东）却在北京或莫斯科，每一想起他，我便感到激动。”称毛为父亲。但很快对土改工作队的歪风邪气不满。
1956年北大学生翻译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学生张元勋、沈泽宜写了长诗《是时候了》以大字报的形式张贴，由此揭开了“北大5·19”民主运动的序幕。但很快他们就被打成右派。林昭由此洞悉了“反右运动”的内幕。在批斗张元勋的现场，她跳上桌子为其辩护，自称昭即“刀在口上之日”。
林昭随即也被打成右派。后被系主任罗列照顾安排在北京人民大学书报资料室劳改。其间结识另一右派分子甘粹（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资料室主任）并相爱，完成长诗《海鸥之歌》和《普罗米修斯受难日》。但组织不允许他们结婚。后甘粹被发配新疆，劳改22年。

后又结识因读了《海鸥之歌》慕名而来的张春元和顾雁（现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博导，原《星火》负责人），创办《星火》刊物，公然提出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和平、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国家。
1960年10月，在天水参与《星火》地下刊物的右派分子和当地群众30多人遭到捕杀，顾雁在上海被捕，判刑17年，关押20年；林昭在苏州被捕，张春元逃脱，几年后被捕并枪决，生前没有留下一张照片。
1962年3月，林昭因在狱中病情严重，为诱捕张春元，被批准保外就医。但林昭决意不走，她说，你们以为能把我保出来吗？还是要进来何必多此一举？不如把牢底坐穿。母亲无奈只好令强壮劳力将她强行拖走。
出狱后回到苏州老家后结识黄政，共同起草了改革方案，提出八项主张。因他们的活动早有人监视，于1962年12月再次被捕，黄政也随之被捕，判刑15年。
1968年5月1日下午，警察来到上海林昭家人住处索要5分钱子弹费，家人始知她已于4月29日被秘密处决，年仅35岁。
林昭的加刑报告中罪名如下：
关押期间，林犯对自己所犯罪行不但拒不悔改，并在被剥夺纸笔的情况下用发卡、竹签等物千百次地戳破皮肉用污血书写了《灵耦絮语》、《基督还在世上》、《不是练习，也是练习》、《练习二》、《练习三》、《鲜花开放在悲壮的五月》、《囚室哀志》、《秋声辞》、《自谏》、《血诗题衣》、《血衣题跋》等20余万字的文稿。包括诗歌、笔记、日记和血书，公开诬蔑社会主义制度是抢光每一个人作为人全部的一切的恐怖制度，是血腥的极权制度。她把自己说成是反对暴政的自由战士和年青反抗者，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各项政治运动进行了系统的极为恶毒的污蔑。
这在人类思想史上乃至人类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我们永远无法知晓林昭在狱中的种种细节，只有从她带血的文字中感受她不屈的抗争和曾经的痛苦磨难。
林昭的文字：
青少年时代，思想左倾那毕竟是一个认识问题，既然从那臭名远扬的所谓反右运动以来，我已日益看穿了那伪善画皮下狰狞的罗刹鬼脸，则我断然不能容许自己堕落到甘为暴政奴才的地步。
——给《人民日报》的公开信

我经历了地狱中最最恐怖最最血腥的地狱，我经历了比死亡本身更千百倍的惨痛的死亡。
——林昭文稿

双龙鏖战玄间黄，冤恨兆元付大江。蹈海鲁连今仍昔，横槊阿瞒慨当慷。
只应社稷公黎庶，哪许山河私帝王？汗惭神州赤字血，枉言正道是沧桑。
——《血诗题衣》据毛泽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而作
附毛泽东《七律》：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每当想起那惨烈的1957年，我就会痛彻心腹不由自主地痉挛起来，真的，甚至听到看到或提到那个年份都会使我条件反射似的感到剧痛。这是一个染满知识界和青年群之血泪的惨淡悲凉的年份。假如说在此之前处于暴政下的中国知识界还或多或少有一些正气的流露，那么在此之后确实是被摧残殆尽了。
——林昭文稿

在暴风雨的夜里，我怀念着你，窗外是夜，淋漓的雨滴，但是我的心啊，飞出去寻找你。
——歌曲《呼唤》（1958年作于北京）

每到我沉痛悲愤地想到那些自称为镇压机关或镇压工具的东西正在怎样的作恶，而人们，特别是我们同时代的人，中国的青春代在这条叫专政的大毒蛇的锁链之下怎样的受难，想到这荒谬的情况的延续，是如何断送着民族的正气和增长着人类的不安，更如何玷污着祖国的名字，而加剧着时代的动荡，这个年青人还能不急躁吗？
——林昭文稿

长期以来当然是为了更有利于维护你们的极权统治与愚民政策，也是出于严重的封建唯心思想和盲目的偶像崇拜双重影响下的深刻奴性，你们把毛泽东当作披着洋袍的“真命天子”，竭尽一切努力在党内外将他神化，运用了一切美好词藻的总汇与正确概念的集合把他装扮成独一无二的偶像，扶植人们对他的个人迷信。
——给《人民日报》的公开信

诚然我们不惜牺牲甚至不避流血，可是像这样一种自由的生活到底能不能以血洗的办法使它在血泊中建立起来呢？中国人的血历来不是流得太少而是太多。即使在中国这么一片深厚的中世纪遗址之上，政治斗争是不是也有可能以一种比较文明的形式去进行而不必诉诸流血呢？
光是镣铐一事，人们就不知玩出了多少花样来，一副反铐，两副反铐，时而平行时而交叉，最最惨无人道酷无人理的是无论在我绝食中，在我胃炎发病疼得死去活来时，乃至在妇女生理特殊的情况下，不仅从来未为我解除过镣铐甚至从来没有减轻比如两副镣铐中暂时除掉一副。
这怎么不是血呢？阴险地利用着我们的天真、幼稚、正直，利用着我们单纯善良的心与热烈激昂的气质，欲以煽动加以驱使，而当我们比较成长了一些，开始警觉到现实的荒谬、残酷，开始要求我们应有的民主权利时，就遭到了空前未有的惨毒无已的迫害、折磨和镇压。这怎么不是血呢？我们的青春、爱情、友谊、学业、事业、抱负、理想、幸福、自由，我们之生活的一切，这人的一切，几乎被摧残殆尽地葬送在这污秽罪恶极权制度的恐怖统治之下，这怎么不是血呢？
——林昭文稿

不不，上帝不会让我疯的，在生一日，他必须保存我的理智与同保存我的记忆，但在如此固执而更阴险的无休止的纠缠与逼迫之下，我几乎真的要疯了，上帝，上帝，帮助我吧。我要被逼疯了，可是我不能疯，我也不愿意疯呀……
——狱中壁上血书

四月十二日——沉埋在尘灰中的日期
三十七年前的血谁复记忆？
死者已矣，后人作家祭，
但此一腔血泪，
舅舅啊，甥女在红色的牢狱中哭您，
我知道您，在国际歌的旋律里，
教我的是妈，教妈的是您
假如您知道，您为之牺牲的亿万同胞，
而今却只是不自由的罪人和饥饿的奴隶。
——1964年4月12日悼念舅舅许金元（中共江苏省青年部长，1927年被蒋介石杀害于南京）

林昭确定了实行私人办厂的经济路线，妄图收罗各地的右派分子，在我国实行资本主义复辟。注曰：正确地说，是计划集合昔日中国大陆民主抗暴运动的积极分子，在这古老而深厚的中世纪遗址上掀起强有力的划时代的文艺复习——人性解放运动。
——1964年12月接到监狱起诉书后作了3739字的评注与批判

生命似佳树，爱情若丽花，自由昭临处，欣欣迎日华。
生命巍然在，爱情永无休，愿殉自由死，终不甘为囚。
—一一次绝食后于狱中壁上血书

我默默抠着墙上的血点，只有想到那么遥远而有那么切近的慈悲公义的上帝时，我才找到要说的话，这个满腹委屈的孤愤孩子无声地祷告过，天父啊，我不管了，邪心不死的恶鬼这么欺负人，我不管了，我什么都不管他们了。
——一次被女狱警毒打后书

昨天，你们，那所谓的伪法院，假借和盗用法律的名义，非法判处我徒刑20年，这是一个极其肮脏极其可耻的判决，但它确实也够使我引为叛逆者无上光荣的，它证明着作为一名自由战士的林昭——吾志、清操、大节、正气、公我必胜，自由万岁！
——1965年5曰31日，上海静安区人民法院判处林昭20年，接到判决书后林昭刺破手指当即在判决书的背面写下了判决后的申明

作为一个人，我为自己完整、正直而干净的生存权利而斗争那是永远无可非议的，作为基督徒，我的生命属于我的上帝，我的信仰。为着坚持我的道路或者说我的路线——上帝仆人的路线，基督政治的路线，这个年轻人首先在自己的身心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是为你们索取的，却又是为你们付出的。先生们，人性，这就是人性。为什么我要怀抱着以至对你们怀抱着一份人性和这么一份人心呢？归根到底，又不过是本着天父所赋予的恻隐、悲悯与良知，在接触你们最最阴暗，最最可怕、最最血腥的权力中枢，罪恶核心的过程中，我仍然察见到还不完全忽略你们身上偶然有机会显露出的人性的闪光。从而察见到你们心灵深处还多少保有未泯灭的人性。在那个时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
——狱中血书

友人回忆
沈泽宜（现湖州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北大时曾追求过林昭。）
打成右派期间，我在北大附近的一个小餐馆吃早餐时碰见过她，我感觉她比以前更加圣洁，脸色苍白，严肃。那是因为她经历了所谓“阳谋”，所谓“引蛇出洞”，那种内心的创伤。我们彼此对视了一眼，没有说话，万没想到那就是永别。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会想起山那边的一盏灯，在冷雾凄迷的夜晚，在白茫茫的雪地中央，孤地地，美丽地，凛然不可侵犯地亮着，以她的光，尽可能远地摒弃着黑暗。
北大同学
58年“除四害”，林昭打了一天蚊子，她说她心里暗自发笑，笑这个疯了的党。她的这个思想我们是没有的，至少那时是没有的。

张 玲（作家，英文翻译家，北大同学）
她是典型的苏州人，两条辫子从前面挂下来。穿一件白衬衣，工装裤，胸前一个布兜。有林妹妹的气质，我们都叫她“林姑娘”。

张元勋（北大5·19事件发起人，后被判刑七年，出狱后凛然忘死以未婚夫的名义去看望监狱中的林昭。）
她三分之一的头发都白了，穿一件破旧的白衬衣，当时是5月份，头发很长，头上顶一条手绢，上面用血写一个“冤”字，手上抱个旧布包，见到我时嫣然一笑，很从容。拿起我带的蛋糕说，我请你。还和狱警要水喝。托我照顾她的母亲和弟妹，这时开始哭。临走时打开破布包，送给我一只帆船。

李雪琴（北大物理系同学）
她和我们不同，我们是农村出来的，当时比较懵懂。而她代表的是中国先进的资产阶级，这场无产阶级革命她不能接受。她把漂亮衣服借给我穿，她的衣服是送到洗染店洗的，有精美的纪念册，有人给她题词，完全是一个俄罗斯贵妇的生活。但她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的反抗在当时必将遭到灭顶之灾，是注定无法成功的。

顾 雁（当时同办《星火》的战友）
牺牲是预料中的事，但总要有人出来说话，如果一个民族没有一个人出来，这个民族就没有希望了。

学人评价
钱理群（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她抱着理想来参加这个组织，她为了组织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但她有良心，这个基本的良心就是要反对暴政和奴役，包括对她的奴役。这就构成了良心和组织性的矛盾。57年反右以后她有个根本的变化，即对这个政权基本立场的变化，她以前是承认它，拥护它，在这个前提下提出批评。后来她发现她面对的不是一个个人，而是整个制度的问题，这时她的思想有了质的飞跃，那就是反抗极权。这一步不是很多人都能迈出来的。
她自称是奉着十字架作战的自由志士，她对自由有一种解释，她说，自由是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只要还有人被奴役，生活中就不可能有真实而完满的自由。这是在中国近50年的历史上，这样明确地定义自由的一个建树，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即使奴役他人者也同样不得自由。她一再反省自己是坚定而幼稚的，她反省自己幼稚的时候已经开始意识到青春激情有可能被利用的危险，所以她由此提出一个命题——当我们深受暴政的奴役不愿作奴隶的同时，我们自身作为反抗者，不能建立新的形式的奴隶制度。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的历史教训正好出在这里。

摩 罗（民间思想家）
林昭没有局限于马克思主义资源，而是找到了西方传统中更加深远的资源——基督教资源。一旦有了这样的资源以后，她的心就和上帝之爱连接起来了。“苦难”是她诗歌中出现频率比较高的一个词，她用上帝的圣爱来看我们，感到大地上有很多苦难。她有一种非常深厚和宽广的爱心。甚至对她所批判和反抗的对象，也是带着那种爱心，带着那种悲悯。

转帖：索尔仁尼琴：莫要靠谎言过日子

莫要靠谎言过日子




索尔仁尼琴



　　我们的办法是，决不自觉地支持谎言！
　　一旦认识到谎言的界限在哪里（这界限在每个人眼里还是不同的），就象避开瘟疫一样避而远之！
　　不为那“意识形态”僵尸涂脂抹粉，不为那腐朽的破衣烂衫缝补漏洞——那时我们将惊奇地发现，谎言必将一败涂地，徒唤奈何，而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

　　听到发言者的谎言、荒诞无稽的空论或恬不知耻的宣传，立刻离开会场、讲堂、剧院和电影院；
　　不订阅和不零买报道失实或隐瞒重大事实的报刊杂志。
　　假如我们连不参加撒谎的这点勇气都没有，我们真的一钱不值，无可救药了。那么，是我们，应该受到普希金的蔑视：干吗赐给牲口以自由？它们世世代代继承的遗产，就是带响铃的轭和鞭子。

转帖：朱学勤：《公民意识：中国的困难与曲折》

中国传统社会没有产生公民意识的可能。这是因为这样的社会结构中，政治权力人合法性不具有公共性质，政治结构与家庭私人生活直接连接，两者之间也没有一个既独立于政治权力又独立于家庭私人事务的公共性中间地带。

公民意识是近代宪政的产物。它有两层含义，当民众直接面对政府权力运作时，它是民众对于这一权力公共性质的认可以及监督；当民众侧身对公共领域时，它是对公共利益的自觉维护与积极参与。因此，公民意识首先姓“公”，而不是姓“私”，它是在权力成为公共用品，以及在政府与私人事务之间出现公共领域之后的产物，至少不会产生这两者之前。此前民间如有意识，只能是诸多“私”人意识的集合，相当于西方政治思想史上自然人状态，在中国，这样的“私”人集合状态有一个十分自然的名称，就叫“老百姓”。“老百姓意识”当然不是近代意义的“公民意识”。

“老百姓”是众多血缘姓氏的集合体，这一复数名词的社会学内涵是：人和人之间依血缘姓氏组织为家族单位，以此确立亲疏离合，而不是血缘纽带解体之后依经济、政治利益分殊而重新组合社会联系。它反映的是宗法制自然经济的观念残余。战争年代毛泽东在“老百姓”中游刃有余，他的军队本身就产生于“老百姓”，但在另一些时候，连他也为“老百姓意识”弥漫于他的军队而烦恼，曾不止一次地告诫部下，不许把自己混同于“老百姓”。但他的胜利毕竟来自于“老百姓”。“老百姓”这一说法至今还存活在中国广大的城乡，甚至包括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上海。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找不到其他单词来取代这一单词的位置。这一漫不经心却能在众人嘴中脱口而出的集体名词，再好不过地证明我们距离“公民”状态还有多遥远。

中国传统社会没有产生公民意识的可能。这是因为这样的社会结构中，政治权力人合法性不具有公共性质，政治结构与家庭私人生活直接连接，两者之间也没有一个既独立于政治权力又独立于家庭私人事务的公共性中间地带。西汉以来，国家意识形态儒教规定有“三纲五常”。“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是一垂直隶属系统，“仁、义、礼、智、信”是一横向交往系统，两者交织是独立的片面义务观，“五常”有双向的交互作用，但它基本是一种道德要求，不反映交往行为中的利益诉求和契约保障。在整个儒家政治、社会视野中，始终看不见独立于家庭结构和国家政治结构之间的公共地带，这是儒家学说中最为引人不安的重大缺陷。对此，中国近现代的自由主义者不断批判。但最有说服力的批判，还是来自对传统历史文化持保守主义立场的儒家自由主义者。

中国已故思想家、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徐复观先生说：“在儒家五伦的观念中，根本缺乏人民与政府相关的明白观念。于是儒家的千言万语，终因缺少人民如何去运用政权的间架，乃至缺乏人民与政府关系的明确规定，而依然跳不出主观愿望的范畴；这是儒家有了民主的精神和愿望而中国不曾出现民主的最大关键所在。

人民一旦与政府发生关系，即堕入于法家幽灵下的胥吏手中，受其摧残惨酷之毒。……两千年来，一直到现在，人民不敢轻易与政府接触，以避免与政府接触，为立身处世的要务。有人说，中国历史上，人民有过多的自由，这些人所说的自由，正指的是人民瑟缩于政治缝隙之间的喘息。”

到目前为止，这可能是我所读到的针对中国传统社会为何不能产生公民意识这一问题的最好论述。上述徐先生提到“有人认为人民有过多的自由，”不仅有著名史学家钱穆先生，还有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孙中山曾经引用著名的中要古代诗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于何有哉”，论证传统社会中有自由，而且这种自由过多，以至形成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状态。其实那样的“一盘散沙”并不是“自由状态”，对现代自由下的“公民意识”而言，是一种相反方向上的犬儒状态——对公众生活、公共事务的确冷漠与畏避。钱穆先生也有孙中山类似的看法。徐复观先生在一篇著名文章中曾予以尖锐的批语，那篇文章的题目就叫“良知的迷惘”。

所谓犬儒，就其本身的西方来源，是指古希腊伯利克里光荣时代结束后，以狄奥根尼为代表的一种生活方式，他蜗居于广场上的木器厂桶里，以幻觉中的精神胜利来麻醉自己在现实中的失败感。在中国，希腊哲学的翻译者将狄奥根尼这一派人译称为“犬儒”——像狗一样生存的知识分子，应该说十分准确。这可能是因为在知道狄奥西尼之前，中国知识分子就已经有“犬儒”及其所代表的精神胜利法。比如，在中国旧式文人的笔下，他们就经常将老百姓和自己的蜗居状态，描绘成非常美妙的田园牧歌，将“瑟缩于政治缝隙之间的喘息”，说成是一种优雅的自由状态。而在现代新文人的笔下，则将这种犬儒状态，套用西方学术概念，描绘成市民社会下“公民意识”的崭新萌芽。

1949年以后，在中国建立的是总体性社会（Totalistsociety）。其结构特征是：铲除市场经济，思想文化实行一体化意识形态统治，国家直接垄断并分配各种社会资源，从就业权力、食品供应直至受教育机会。总体性社会下的居民，被三项身份等级制分割：首先，城乡居民之间出现城市户籍制，城市居民在享受国家分配的各项资源时代优先于乡村居民，婴儿城乡身份随母亲身份先天决定；其次，在城市居民之间出现干部与工人的人事档案分别管理制，干部享有种种政治优先权；最后，在城市工人就业的经济单位之间还要出现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差别，全民单位中的工人较之后者在工资与退休金方面，享有稍为优厚的待遇。上述身份制度成金字塔型阶梯排列，通常人们只能有从上一个阶梯向下一个阶梯向上一个阶梯的进位（如有例外，多半出于对政治合作的鼓励）。这样的总体性社会，有国家无社会，已经没有严格学理层面的“社会”可言，如有之，只能以传统的“民间”这一模糊的说法给以勉强指称。因此，从1949至1966年，在民间，人们始终以传统的“老百姓”这一古老的自然人说法而称，几乎不知“公民”称谓，更不知“公民意识”为何物。这是一种非常天然且正确的反应，比任何学术名称更为到位。我甚至想说，这是一个已经消失的社会投在另一个虚假的社会上惟一的影子，而且恰好是正确的影子，它非常害羞地想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反应。类似“老百姓”这样淳厚而又准确的民间说法还很多，可惜至今不能引起中国那些热衷于向西方学术概念进行国际接轨的学者们应有的注意。

如果那时有人称中国“老百姓”为“公民”，听者一定会觉得滑稽，听上去有舶来意味，甚至有令人不安的西方资产阶级气味。这是因为在应该出现“公民意识”的位置，当时树立的是“驯服工具论”以及“雷锋精神”，以要求民众无条件服从国家安排，做一颗“螺丝钉”，随着国家机器的运转而运转。“文革”前上海市委在著名的前清首相李鸿章的别墅“丁香花园”，曾集中一批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成立市委写作班子以供驱使，对外集体称呼为“丁学雷”——丁香花园学雷锋。“丁学雷”与“文革”后期在北京成立的以清华、北大知识分子写手组成的“梁效”（两个学校）写作组，南北并称，一度成为中国路人皆知的知识分子御用班子。这些知识分子的专业造诣十分出色，例如“丁学雷”里的朱永嘉先生，是我的母校复旦大学历史系最为优秀的青年学者，当时已经展现出一个明史专家的学术前景。“文革”前夕，他刚刚拜谒吴晗为老师，兴奋不已，但是到了1966年，即按照毛泽东的意志撰写公开批判吴晗的文章。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这位杰出的明史专家当时的内心状态，而且他在后来被结合进上海市领导班子时，并无可以诟病的私德缺陷，要比现在我们所知道的陈希同之类的领导人腐败好得多，但当时，他无法真实流露内心想法，他的政治成功只会引起知识分子中的不少“老百姓”一阵阵羡慕。知识分子尚且如此，“老百姓”的觉悟程度就完全可以理解。因此，要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产生我们今天讨论的“公民意识”应该不难想象是何等的困难。

1966年以后，中国大陆出现文化大革命，目前普遍以“十年动乱”为其贬义指称。我也知道在座的各位美国教授已经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这一现成说法。但我还是想说，“十年动乱”这样普遍流行的说法，并没有经历过广泛的讨论，更谈不上严格的学术检验。这种流行语，恐怕是以“文革”语言来结束“文革”。造成“文革”悲剧的深层动因，实际上是以否定的“文革”语言在继续延续。首先在空间上，人们就有理由提出疑义：究竟是只有一个“文革”，上下合一？还是有两个“文革”，两者之间既无联系，又有对立？其次在时间上，人们也不是没有疑义：“文革”究竟是十年，还是更长，甚至只有三年？在上述两种疑义中，我都有倾向于同意后一种说法。

目前在大陆最为令人厌恶、也最为令人恐惧的，是当初“文革”中的底层造反行为与造反思想。但事实上，那样自下而上的民众造反，在1969年中共“九大”以后，无论在组织行为上，还是在思潮探索方面，就已经被“文革”当局镇压。即使在1966年至1969年前三年中，民众造反赢得合法存在的时间，也十分短暂。此后从1969年至1976年，“文革”的后七年，是处于极少数造反派得势的上层激进派集团与失意的元老派集团之间的拉锯状态。这一反复拉锯对经济秩序、文化思想的摧残，已不能由今天被指控的那些民间异端者负责，因为他们在此之前就已经被驱赶出局。如果一定要说他们和后七年有关系，那就是他们曾经作为这一政治锯条启动的祭品，首先被送上了祭坛。他们被牺牲以后，那一毫无建设性可言的政治拉锯才得以开始。这些民间造反行为在今天看来，也是不能肯定的，但是在否定他们的同时，必须指出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这些人在前三年对走资派和知识分子的迫害，远远不及后七年的“文革”当局对他们的迫害那样凶残。如果不做前三年与后七年的区分，笼而统之地称为“十年动乱”，至少会引起一个混乱：把后七年的烂帐全部归咎于前三年，却放过了真正的元凶。这种笼统而又混乱的说法，我以法国革命为例，各位或能较快领悟：如果有人把他在热月党人、尤其是拿破仑帝国时期遭受的政治迫害，继续归咎于此时已经被镇压驱散的雅客宾俱乐部成员，历史学家是否能接受？但在中国，大部分历史学家接受的就是这样一类奇怪的说法。在你们所看到的有关中国“文革”的电影、小说，则更充分着这些张冠李戴的描述。知识分子接受并传播这一混乱而又低能的说法，只是证明他们还不是知识分子，到今天还没有找到知识分子自已的语言；如果说与我们今天的议题有关，那只不过是预先证明，在中国要培养真正的公民意识，要比各位理解得更为困难，它所需要的时间比各位预料的要漫长得多。

所谓前三年“文革”，在北京中南海上层的政治地图上，十分凌乱，乏善可陈。与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相关只有一个事件，即1966年8月5日，刘少奇在一次被羞辱人格的批斗后，回到办公室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秘书口诉他的恼怒：

你记，我要抗议！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的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力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

这个故事在今天的中国大陆，被官方用来否定“文革”，成最好教材，经反复宣传，已路人皆知。这是一个很能赚人眼泪的故事，因为它遮蔽了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在此之前，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的1966年夏天，他向全国大中学校派出文化革命工作组，后者所到之处，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成千上万的学术权威、普通知识分子甚至未到法定年龄的初中学生跳楼自杀。刘本人理论作品史留下一本《论共产党的修养》。这本小册子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它首创了本文前述的反公民意识的“驯服工具论”。他只有在自己个人受到侮辱时，才会想到在《论共产党的修养》之外还有一本《宪法》，在“驯服工具论”之下还有“公民意识”以及“公民人身不可侵犯”，我们当然应该同情刘少奇后来的遭遇，同时对刘少奇“公民意识”的觉醒表示尊重，尽管它已经来得太晚。但是这一故事本身，首先具有历史的反讽，而不是像现在那样，把它说成一个庄严的悲剧。

不过，这一故事也有它的积极含义：那就是在文化革命的冲击下，连一些共产党高官都从自己的切肤之痛里，产生了斯大林毛泽东辞典中找不到的“公民意识”。我相信，这是邓小平、彭真等人在1976年复出后一度强调“法制建设”的原动力之一。

那么，在“文革”的前三年，在国家主席终于想起还有宪法的另外一端——远距中南海的中国底层民众——即“老百姓“中，公民意识又是怎样曲折萌芽的呢？

1966年北京“遇罗克大字报“事件应该算一次。它反对当时在高干子弟中风行一时的血统论，以曲折的语言要求公民意识的第一层含义——人的身份平等，已经触及本文开头所述总体社会的基本特征——人的身份等级制。遇罗克事件具有很高的思想史价值，但是如果以此推算大多数民众的公民意识觉醒程度，则有可能犯估计过高的错误。当时在民间，从“老百姓”向“公民意识”这一自然人到法人的进位，尚十分朦胧，以后的发展也历经曲折。他们一开始只能在毛泽东政治人权上的“右倾”政策与刘、周、邓经济文化上的右倾政策之间。作一种分裂性的选择，以此曲折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在这些分裂性利益诉求之间，需要十分耐心地挖掘，才能找到一点与公民意识有关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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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严肃的谐谑——从“草泥马”说到“草泥马”

2009-03-03 17:51:21)[编辑][删除]标签：草泥马 中国文学 拉丁美洲文学 脉流 陈行之 杂谈




严肃的谐谑——从“草泥马”说到“草泥马”

陈行之



1

对事态的感觉，因年龄、阅历不同而不同，年轻人或者小孩子认为很严重的事情，在大人看来通常都微不足道。但是，就事物的机理来说，你还不能就此认为大人的世界与孩子的世界截然不同，很多种情况下，小孩子恐惧的东西其实也正是大人恐惧的。 ( http://www.tecn.cn )
我小时候跟同伴在一起打打闹闹，经常会出现矛盾，发生不愉快，在所有这些矛盾和不愉快中，最严重的事态是你违犯游戏规则导致对方宣布说：“不跟你玩儿了。” 这意味你这个人不地道，没办法跟你玩儿，你在道义上处在了下风，而且，你将陷入孤单，对小孩子来说这是很可怕的事情。这时候你通常会用两种方式解决问题，一种是赶紧给人家道歉，宣布说从现在开始我将严格遵守游戏规则，咱们继续玩儿下去；一种是你指着对方的鼻子说：“不玩儿就不玩儿！老子还不稀罕跟你玩儿呢！” ( http://www.tecn.cn )
两种态度导致两种结果，前者把矛盾化解了，游戏继续进行下去，大家都很高兴；后者则意味游戏到此为止，双方视同路人，各不相干。一般来说，大家都竭力避免出现后一种结果，就是说，尽量不要违犯游戏规则，如果违犯了，赶紧给人家道歉，让游戏进行下去，这对谁都有好处。小孩子正是凭借这种朴素美好的人性保持他们那个世界和谐美好的。 ( http://www.tecn.cn )
大人的世界也有这种机理吗？
也有，比如前几年开始在网络上的“恶搞”，比如最近由于国家有关部门大张旗鼓反低俗而横空出世的“草泥马”，蕴含着的就是这样一种机理：人家不跟你玩儿了。 ( http://www.tecn.cn )
玩儿好好的，怎么突然就不玩儿了呢？
这里大有文章。

2

崔卫平女士在《我是一只草泥马》一文中对“草泥马”现象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我认为是深刻独到的，启发人想到很多问题。我想到的问题是：究竟是什么东西把人逼到了无法用正常语言建构正常语境的境地？ ( http://www.tecn.cn )
我经常使用的“强力”的概念，用以说明有一种横亘在人类社会中的不为人所控制和约束的野蛮力量，从最终意义上决定着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决定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精神图景。 ( http://www.tecn.cn )
在我的阅历中，“强力”有两个重要来源，一个是隐藏在卢梭《社会契约论》中“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后面的强制规定；一个是氤氲在卡夫卡小说世界中专横粗暴、无所不在、令人绝望的那种神秘力量。当然，我在使用“强力”概念的时候，不可避免要赋予新的内容，但其主要部分仍旧是卢梭和卡夫卡所强调的那种东西。 ( http://www.tecn.cn )
我认为，正是这种超级存在的强力决定了当前发生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而当前发生的事情又是过去发生的事情的延续，是一种新的结果。我固然可以在长篇小说中形象化地表达我的见解，这意味着我将以非观念的方式表达观念，但是具体到正在写的这篇文章，我则不能不直接用观念的方式谈论它，把它作为社会学或者说政治哲学话题来讨论，这样，不可避免就要说到国家，说到意识形态。 ( http://www.tecn.cn )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曾经得到过一段短暂的“活在真实中”，在真实中思索生活，在真实中展望生活的条件，因此形成了被人们概括为“八十年代启蒙”的黄金历史时期。在这个短暂时期里，中国文学勇敢地担当起了自己的责任，成为了人们精神生活的寄望，一些远远说不上有多么高文学价值却直接反映了人们内心图景的小说、戏剧作品被读者欢呼和推崇。 ( http://www.tecn.cn )
在那个历史时段，我在编辑一份大型文学双月刊，可以说直接见证了人性解放以后那种催人向上的氛围，那种充满创造力的活跃。 ( http://www.tecn.cn )
这种状况没有维持多久，“强力”就出来干预了：接连发生了“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两场政治运动，那些“活在真实中，在真实中思索生活，在真实中展望生活”的文学作品遭到了大面积否定和批判，中国文学健康的发展势头被遏止，不健康的东西却沉渣泛起，逐步构成了中国文学的主流，直至前不久有人断言说“中国文学全部都是垃圾”。 ( http://www.tecn.cn )
我从来不认为所谓“八十年代启蒙”是一个精准的概念。首先，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并没有达到“启蒙”（尤其是与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相比）的境界，它还是瑟缩的，拘谨的，还带着浓厚的国家意识形态色彩，所谓“启蒙”，只能说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粗略归纳；其次，就中国文学来说，也并没有成长到能够被我们骄傲地宣称可以代表一个时代的伟大作品，《伤痕》、《班主任》、《假如我是真的》等之所以被人们欢呼，主要的也不是其本身有多么高的文学价值，而是因为它们作为社会良心起到了为民众“代言”的作用。 ( http://www.tecn.cn )
然而“八十年代启蒙”又是那样重要，那样值得怀恋，这是因为，正是那些在艺术上并不十分成熟的作品，预示着中国文学非常有可能在对历史和现实进行深刻反思和审视的基础上发展成为真正值得骄傲的文学脉流。我把这种脉流称之为“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就像十九世纪欧洲文学那样。这意味着我们将会拥有一大批载入史册的文学巨匠和可以被称之为史诗的文学作品。 ( http://www.tecn.cn )
然而这一切都在强力干预下戛然而止了——在专制主义的传统政治文化土壤中，你是无法指望有新的绿色成长的，中国文学从此掉转过头，向另一个方向延伸，不幸的是，这个方向对于文学来说是错误的，甚至可以说是反动的。 ( http://www.tecn.cn )
最初它表现为形式主义，即所谓拉丁美洲文学的深刻影响。我曾经在另外一篇文章（长篇小说《当青春成为往事》后记：《文学应当有一条哲学的通道》）中说过，中国作家在借鉴拉丁美洲文学的时候，摒弃了内在精神，借鉴的不过是皮毛，仅仅是形式，这也是朦胧诗和谁也看不懂的小说大量出现的原因之一。这意味着文学正在小心翼翼地与生活拉开距离，文学所担当的东西正在成为文学的负担，文学千方百计要卸载掉这个负担，一部分向主流意识形态回归，一部分滑向虚假，滑向颓废，乃至于滑向色情……中国文学不再被我们所骄傲了。 ( http://www.tecn.cn )
精神成长一旦出现扰动，过程就会出现波折，并最终在其表象上显现出来。价值观混乱乃至于反动保守的歌颂帝王将相的影视剧和文学作品走红，突出说明了作家的尴尬处境——如果你希图走红，你就必须向强力妥协，强力会给你所需要一切，否则，你就将“不在”。当强力拒斥的东西完全退出人的文学视野之时，人们也就有充分的理由不再尊重文学了；换一句话说，如果文学不再反映民众的心声，民众也就不再寄望于它，他们自己会选择最便当的方式表达内心的见解。 ( http://www.tecn.cn )
问题是，民众与作家一样都处在强力的重压之下，当自然表达被扭曲的时候，人们就只好用自己的智慧扭曲地表达意愿——我们说民众的水平高于作家，强调的就是这样一种事实——这种意愿也许没有任何思想内容（即所谓“无厘头”），也许充满了无奈，也许是在“含着眼泪笑”，但那是他们自己的，他们有理由珍重那种表达。 ( http://www.tecn.cn )
“草泥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诗意一般出现在“马勒戈壁”草原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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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什么呢？
如同前面所说，这意味着一种触目惊心的社会现实：本来一直跟你玩儿的民众在遭受了很多愚弄之后，发现再也没有办法跟你玩儿下去了，于是宣布不再跟你玩儿了。 ( http://www.tecn.cn )
你是强力，你就像孩子堆里最强悍、最不讲理、经常把弱小孩子打哭的顽劣少年，如果谁直接跟你说“我不跟你玩儿了”，你不是得急了？你不是得抡起巴掌掴人家一个耳刮子？孩子都是聪明孩子，谁愿意让人家掴耳刮子呢？所以人家就不说“不跟你玩儿了”，装得很怂，很弱，脸上还带着笑，说：“我尿去呀！”就走了——最终还是不跟你玩儿了。 ( http://www.tecn.cn )
“草泥马”所蕴含着的社会学信息无法让我们笑一笑就过去，事实上这是一个严峻的话题，它说明了一个被强力控制的世界已经荒诞到了无法言说的境地，说明了人们内心的景象已经无限凄凉，他们除了用扭曲的方式表达内心图景之外已经丧失了任何让自己显现为“在”的方式，他们甚至连自己是不是真的“在”也心存疑虑，他们调侃的时候是含着泪水的，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本可以不这样，不说“草泥马”，也不说“马勒戈壁”，他们是在别的话什么都不能说的时候无可奈何地这样说的，他们并不真的想这样说。 ( http://www.tecn.cn )
我非常赞赏郭于华先生把“草泥马”现象称之为网络时代“弱者的武器”。
他介绍美国著名的政治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在对东南亚农民的反抗实践进行民族志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弱者的武器”和“隐藏的文本”两个重要概念，用以解释底层群体生存与反抗的逻辑，为人们提供了理解农民政治的灼见。 ( http://www.tecn.cn )
郭于华先生归纳说：所谓“弱者的武器”指的是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即农民同那些索取者、压迫者之间平凡的却持续不断的斗争。这些日常形式的反抗通常包括：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怠工等等。在斯科特看来，甚至受雇于农场主的打谷工在脱粒时敲打稻谷的次数都关涉到阶级之间的争夺。这些被称为“弱者的武器”的阶级斗争形式具有共同特点：它们几乎不需要事先的协调和计划，而是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社会网络，通常体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它们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对抗权威。这类几乎不着痕迹的“弱者武器”的运用是由于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对于多数下层阶级来说是过于奢侈了，那即使不是自取灭亡，也是过于危险的。 ( http://www.tecn.cn )
郭于华先生还介绍说，斯科特推出的另一个概念“隐藏的文本”指的是相对于“公开的文本”而存在的、发生在后台的话语、姿态和实践，它们避开掌权者直接的监视，抵触或改变着“公开的文本”所表现的内容。它们是千百万人生存智慧的重要部分。斯科特指出，每一从属群体因其苦难都会创造出“隐藏的文本”，它表现为一种在统治者背后说出的对于权力的批评，它使从属者可能破除“虚假意识”和神秘化的迷障。作为底层政治的“隐藏的文本”，有助于理解底层群体难以捉摸的政治行为和复杂情境中的权力关系。 ( http://www.tecn.cn )
据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草泥马”的出现是一场严肃的谐谑剧，它严肃过任何政治的社会的话题。
如果我们的政治家具备基本素养，应当从中看到极为可怕的东西。“哀莫大于心死”，当“草泥马”在“马勒戈壁”与河蟹争夺食物的时候，你应当看到现实版的你死我活，看到几乎处于绝望中的人含着眼泪笑的凄惨境况，看到这种境况背后隐藏着的巨大危险。 ( http://www.tecn.cn )
这不是危言耸听。

2009-2-26
天益首发：（http://www.tecn.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