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的朱承志

我认识的朱承志


朱承志，湘人，祖籍邵阳，今年62岁，属虎。
初识朱承志在2009年。当时京城有一位网友“老虎庙”（现已被赶回原籍西安），在网上发了一个帖子，提出“民间救助——让天安门广场不再有冻死的人”（此前几乎每年冬季，在天安门广场地下通道等处都会有冻死的流浪者）。于是有一帮子京城“傻人”，从2008年底始，捐款、捐物在大兴的南小街为流浪者租了几间房子，以做冬季暂避之所。这伙傻人自称救助队员，每逢周末，就带着捐助物资向南小街聚集。
一日，在南小街，老虎庙说新来了一位救助队员。说着，从马路对面走来一位清瘦老者，中等身材，身姿挺拔，上身是中式对襟藏蓝隐花灯芯绒褂子，藏蓝裤子下是一双中式黑色便鞋。清癯的脸上最明显的特征是，下巴留着一把山羊胡子，一派仙风道骨的感觉。但老者一开口，却离“仙气”差得远了点：一是太爱聊天，北京人讲话：见面熟，逮谁跟谁聊；二是满口的湖南普通话中夹杂着诸多语缀，一句简单的话中间加上诸多“这个的话啦”、“是不是啊”、“对不对呀”“是吧、啊啊啊”，“那就是说”简直就让人云遮雾罩。加上语速那个慢……简直能让听者不顾礼貎四处寻找逃路——这分明是一个超级话痨～
老朱话痨，还表现在打电话上，不管谁给他打电话，他都不会主动挂断电话。所以，我一是怕跟老朱说话，二是怕接老朱的电话。不过话说回来，老朱跟我说话或电话时，却都是尽量简单明了。可能是老朱知道我害怕话痨吧。
老朱刚来北京，给人感觉像是个有钱的主。当时救助队比较棘手的问题之一，是流民小张残疾腿的治疗需要一大笔钱，老朱一上来就捐助了一万元。让流民自食其力，是另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老朱住在南小街，每天都去“流民营”了解情况、安慰流民，做一些琐碎的事情，空闲时间就到处寻找可以为小张治疗骨髓炎的医院。从这看他又不像个有钱的，因为他在南小街一个小旅馆每天的住宿费是30元，条件比访民好不了多少。
我喜静，所以见着话痨的老朱便有点怕。但老朱以他的长者风范和老黄牛般的耐性，在救助队员和流民中赢得了很高的威信。

2009年6月底7月初，“福建三网民”案发。老朱听说了游精佑长年关注公益、救助弱势的故事，三网友（游精佑、范燕琼、吴华英）为严晓玲的母亲林秀英仗义执言，挺身而出被构陷入狱的事迹，毅然决然加入了福建三网友关注团。
2010年“319”、“416”，老朱都自费前往马尾法院，申请旁听。“416”围观时老朱跟现场负责的警官耐心沟通，取得了警官的理解，对于平和理性和谐围观，做出了贡献，让我们看到他长者的冷静和睿智。当他听到三网友仍然分别被判两年、一年、一年时，老朱像个孩子似的嚎啕大哭，我们又看到他的一片赤子之心。

近几年每到4•29，老朱都要到苏州林昭墓祭奠林昭，并曾两次被请到当地派出所喝茶。老朱在喝茶的过程中，终于找到了过“话痨瘾”的感觉，跟警官们海聊，最后警官都求饶了，说老先生你可以走了！您猜怎么着？老朱说，这个滴话哩，不着急嘛，是不是啊、我还没说完呢，那就是说，是吧、啊啊啊……

老朱在云南和朋友一起开了个矿，因为经济纠纷，涉及官商勾结，已经拖延几年的官司，把老朱折腾得够呛。因为判决书被私自篡改，他曾愤而在云南高院喝农药抗议。老朱曾想让我写一篇文章，说说他的案子，可是我一则懒，二则因为算术超差，面对他一摞材料，始终没搞清那其中的来龙去脉，所以一直没动笔。现在想来，不禁惭愧。
老朱是个心宽之人，自己的案子没名堂，却也不大着急。一边委托了刘晓原、林洪楠律师做代理，一边该干嘛干嘛。遇到有其它访民咨询官司的事，便耐心地帮他们分析、解释、劝说。一通电话一说就是一两个小时。

老朱还是是好玩之人。对于电脑、网络、推特等年轻人玩的东东，怀着永不衰竭的好奇心。老朱还会开车，这不算奇怪，出人意料的是他会修车。听阿尔说，他们一起在云南飚车时，阿尔对于赖着不走的老爷车一筹莫展，是老朱三鼓捣两鼓捣——飚起了。所以朋友们都说老朱就像洪七公，嘿嘿，是个古灵精怪的老顽童。

今年6月6日，老朱的老家湖南邵阳出了大事。老朱的一位老同学被“自杀”了。
老朱的同学叫李旺阳，因为23年前的5月35日惨案，被前后关押了22年。出狱后双耳失聪，双目失明，贫病交加。老朱是性情中人，面对老同学的惨状，又动了古道热肠。去看望，陪聊天，更在网上公布了李旺阳的帐号，呼吁网友们给这位不是为自己坐牢的朋友以道义捐助。
当6月6日早上，老朱被李旺阳的妹妹叫到医院，看到在经历了22年的牢狱磨难后，老同学的尸体就那样蹊跷而悲惨地挂在窗户上，想起两天前他还跟这位老同学亲密交谈，他还在为老同学不屈的精神感佩；想起他还在为李旺阳到北京治疗失聪的耳朵而着急……侠肝义胆的朱承志，内心经历了怎样的风暴，只有他自己知道了。但他的行动告诉了我们他的愤怒：他用随身携带的相机拍摄了李旺阳出事现场的视频。
李旺阳的死亡事件引起了轩然大波。邵阳警方一定被上峰痛骂，于是控制了李旺阳的家人，并气急败坏地抓了老朱。
拍摄现场照片和视频的不只老朱一人，但为什么要抓老朱呢？原来老朱被要求写下不再关注他同学李旺阳的保证书，他不写，于是被拘留十天。6月18日是他拘留期满的日子，但他没有回来 。
老朱的妻子在拘留所外等了一天，没有见到老朱，第二天早上被告知，朱承志又被送到看守所。
没有书面通知。
善良的朱大嫂不知该怎么办。

朱承志，你out了：在这个神奇的土地上，古道热肠是有罪的。在我的国，你犯了“大声罪”、“大哭罪”、“制作视频罪”、“见义勇为罪”、“不作保证罪”“给官方添麻烦罪”……
话说回来，在现在的天朝，面对众生的苦难、面对一茬又一茬的恶行，还能淡然面对，习以为常的聪明人越来越少，像老朱这样的站出来说话做事的傻人日渐增多。众生平等，悲悯相扶，平静持守中体现了作为人存在的意义。
朱承志，在这个国家，做人居然有罪，这是何等恢弘的特色价值观啊。它们最不会放过的是像傻人那样站出来的人，你是傻人的一个代表，像老黄牛一样的一个代表。
老朱，这一段时间以来，很多人都在喊你回来，什么时候你才能回来？我们要像你一样，“那就是说”，像傻人一样，听你的唠叨。

三月

三月
        “三月是远行者上路的日子，他们从三月出发，就像语言从表达出发，歌从欢乐出发。三月连羔羊也会大胆，世界温和，大道光明，石头善良……”(苇岸：《大地上的事情》)
        2011年的3月，我上路了。不是奔向春天的原野，而是走进炼狱。
        三月，我从爱出发，被仇恨爱的力量带走；从温暖出发，被押向森冷之狱；从橘黃色的家里被带到漆黑的炼狱。
        3月21日，去年的今天，是我被带离人间的日子。【3月21日】，注定成为我此生不忘的黑色记念日。           在一个标着【909】的号子里，我度过了9个月。9个月、却经历了一年中的四个季节——由早春而夏，自夏至秋，从秋到冬。
        【909】号的9个月牢狱日子的回忆，是一场新的磨练。
        曾经在推特上看到一位推友说：二十年过去了，心理上才有了足够的力量，提笔写曾经的狰狞岁月。我理解。
        有朋友说，写吧，否则会忘记的。但有同样从炼狱归来的朋友说，刻骨铭心的记忆，想忘都不能。           聊以自慰的是，浴火归来，我依然在。所以我希望我的回忆，带着春天的笑意。
        浴火已过，重生在即。
        又一个春之季，去年早春被带离人间的朋友们，我内心的温暖依然如故——我爱你们！炼狱归来，每个人身体和心理都不可避免地留下了痕迹，但我们都熬过来了！毕竟春天是阻挡不住的，就像无论什么也无法阻挡人们对自由的向往一样。
        向所有为进去的我呼吁的朋友们致敬！你们从大江南北、冒着同样被押往炼狱的危险，给我送来了物质和精神上的慰藉；你们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方式，呐喊！呐喊！呐喊！那每一分温暖和力量，我都感受得到！
        更要向那些仍然在炼狱里的亲友们鞠躬致敬——你们还要在暗无天日的炼狱煎熬5年、7年、9年、10年……希望不要那么久！希望很快我们就会团聚！因为没有你们的日子是不完整的，因为你们在炼狱，我身心的一部分也在里面煎熬。
        实际上，我们过什么样的日子，是由我们自己决定的。我们拥有什么样的春天，取决于我们对春天的渴望有多么的强烈。
        仇恨春天的他们，怎么可能把所有的花朵都掐灭？

8天（三）

东拘•日子
　

　　东城拘留所简称“东拘”，是一个大约四或五层的白楼。坐落在昌平北七家地区，旁边就是东城看守所。区别据说是看守所由武警站岗，而拘留所没有。

　　作息时间：

　　早上6点起床，6点半吃早饭；然后“坐板”（在床板上端坐）；10点吃午饭；12点睡午觉；两点起床；又“坐板”；下午4点吃晚饭；周六周日下午6点半开始，可以看电视；晚上10点睡觉。

　　在里面睡觉是不关灯的，而且规定不许蒙头睡觉，怕在被子下面自己把自己解决了。而且在睡觉的时候，必须要有两个人值班，就是在两边通铺的中间走道溜达，防止有人打架、自杀。

　　伙食：

　　来提审的预审和出来后派出所的警察、国保都貌似关心地问我，里面伙食怎么样。还用问吗？还会怎么样呢？不过我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我来是坐牢的，牢饭就是牢饭，有什么废话的？咽下去就是胜利。所以我没有就伙食给他们提过意见。

　　回来后作家老鬼给我打电话也问我伙食怎么样，说他们那时候每天只有两个窝头。是啊，现在粗粮比细粮贵了，窝头比馒头贵了，所以我们在里面能每天吃馒头。应该算是进步了，至少是能吃饱的。馒头早上一个、中午和晚上各两个。我刚进去的时候每顿吃半个馒头，等临出来的时候一顿就能吃一个半了。

　　菜是白菜、圆白菜，隔几顿还会有土豆（8天里吃了两顿土豆），烹调方法当然是熬了。但我觉得，这里的厨子比外面省事的是，菜大约是不用洗的。那也罢了，最需要克服心理障碍的是，看着那菜盆上飘着的一层黄豆、绿豆大小白花花的油脂粒粒，其间还上下游走着一些可疑的黑色絮状物，要小心翼翼地把这些可疑的白色黑色漂浮物拨开，捞起被熬得绵软得入口即化的菜帮菜叶，吃下去，是需要一些勇气的。每次吃饭时我都不由自主地想象着：在给犯人制造饭食的灶间地上，扔着一堆不知道从哪收来的被扔弃的黑白油渣子，大师傅熬好菜汤，出锅前直接从地上捞起一堆，扔进锅里……。我有点佩服自己，每一顿我都把菜叶菜帮捞出来，吃下去。因为我知道，没有一点食物纤维是危险的，即便是不净的纤维，你也只好相信自己的免疫力。尤其是刚去第一天，就看到号友们跟医生索要“果导”——所有的人都便秘，有的要吃两片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决定，要使自己晚一点垮掉，必须把吃东西当做战斗来打。仅就吃牢饭这点来说，我是一个胜利者。

　　顺便说一句，最后那天（16日）的菜汤，没有黑色的絮絮，汤是淡酱油色的正常颜色，白色的脂粒也少了，我终于找到了人类的感觉了，莫非他们怕我一下跨出这个门槛会被外面当成走兽不成？谢谢啊。

　　放风：

　　放风是在楼下后院的天井，左边一个天井、右边一个，有时男犯在左边、女犯在右边。有两次和男犯同时放风，但我没戴眼镜，拼命眯着眼也看不到屠夫和常青。

　　天井面积大概有几百平米？里面摆放着一些像住宅小区里给老头老太太玩的那种体育器材。

　　我去的头两天都没有放风，有号友说，放风与否也要看管教的心情怎么样。她们已经好多天没有放风了。大概是我进去的第三天开始放风的，我却被提审，没有享用上。回来看守所政委和副所长提我时问我有没有放风，我说没有。从那以后，每天都有放风，

　　不管怎么说，有放风肯定比没有好。不但可以呼吸到新鲜空气，而且时间也过得快一些。有的号友们放风时只顾得呼吸外面的空气，感受自然风的吹拂，觉得站在天地间就是享受了；也有的在器材上慢慢转悠着；几个因吸毒进来的，就跟管教要烟抽。好像已经成了惯例，有男管教在，都会发烟，有时女管教带着放风，也提前跟男管教要几根烟，给她们发放。点上烟的，几个人就蹲成一圈，围着管教，一边吸烟一边瞎聊着。

　　而我，每次都抓紧时间在不大的天井里转着圈跑。放风的时间说是20分钟，但从感觉上总觉得只有十来分钟吧。后来主管王管教征求我还有什么意见，我说要是放风时间能再长一些就好了。16号最后一天放风，确实比每天时间都长。

　　阅览室

　　阅览室在三层，面积大概有十一二平米，虽然是朝北的房间，但光线还好。里面摆着四排桌子和椅子，桌子上摆着跳棋、杂志和扑克。北墙根并排两个书架，摆放着一些旧书。

　　刚进拘留所的时候，第一次和政委接触，我就问，有没有书？政委说，有个阅览室，那里的书都是很初级的。后来进去一看，果然，好像都是从废品收购站拉过来的。摆在那，什么内容都有，当马上要完全失望的时候，发现一本《外国情诗选》，86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翻了一下，竟发现了查良铮译的雪莱和余振译的莱蒙托夫，可惜普希金却不是查良铮译的。

　　书皮已经没有了，扉页上有钢笔写的“XXX购于王府井书店”。破损的、灰扑扑的书的外观道出它曾经的沧桑。在书面有两个部分重合的圆洞，一直打到一寸厚的书的三分之一处。看来这本满载外国情诗的可怜家伙，曾经被当做靶子（也许是气枪？因为弹孔比绿豆稍大）狠狠挨了两下呢。里面有打穿书页后的圆洞的碎叶，圆圆的，我小心翼翼地让这些圆圆的纸屑不要掉下来。显然它自从被当做靶子以来，就没有被打开过。翻动时书页之间都有些粘连，还有些微的霉味。后来去了三次阅览室，琴儿就直接帮我把这本书拿过来翻看。

　　号友们悄悄说，能去阅览室，都是托我的福，她们原来都不知道有个阅览室呢。后来又一个号友告诉我，有一个管教说连她都不知道还有个阅览室呢。

　　我们去放风和去阅览室的时候都有穿保安制服的小伙子架上DV，很认真地拍摄着。我在福建拍他们，现在被他们拍，突然想起了卞之琳的《断章》：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谁在装饰着谁？

　　狱警：

　　第一天接收我的是孙管教。个子不高，声音温和，动作利落。换囚服的时候，看到天很冷，让我把衬衣穿着（我的棉衬衣是有扣子的，一般不让穿进去）。让摘眼镜的时候，我吃了一惊，说我没有眼镜就和瞎子一样的啊。孙有点歉意地说，没有办法，这是规定，为了安全。让把钢板护腰摘下的时候，也是有点歉意地说，是规定，没办法。后来她在排值夜班的时候，就告诉我的号友们说，王荔蕻眼睛看不见，又有腰椎间盘突出，就不给她排班了。

　　第二天的管教好像姓严，个子不高，声音圆润，走路咯噔咯噔地，以为很严厉，却还好。排班时也没给我排，还补充一句,我也是腰椎间盘突出，站两个小时可受不了。

　　东拘的政委是女的，大概不到四十多？北京人。脸盘比较圆，属于那种面如满月的？因为看不清楚，只能凭感觉、大概轮廓。态度和蔼，说话有点像唠家常。11日上午第一次接触，说聊聊，但是一位女警官摆好架势很正式地在旁做笔录，DV机也一本正经地在拍摄，中间保安手举酸了，下楼去拿三角架，谈话就停了一会等着。聊着家常，很多问话也是和预审员提的一样。虽然声称拘留所只是“小件寄存处”，其实也有“深挖余罪”的任务。但我告诉她，我的原则是，牵涉到别人的我不会说的，我自己的事尽管聊。刚听我说时好像有点吃惊，但从那以后，再也不问其他人的事情了。

　　我跟政委说我的颈椎病比较厉害，老是保持一种坐姿是不行的，医生曾告诉我坐着比站着对颈椎的压迫还严重。于是政委说我可以在“小板”上坐着，不舒服了可以躺一下。“大板”上人都是端坐着的，如果躺下会显得很乱。

　　大概12号？已经睡下了，政委叫我起来，到十四所斜对面的谈话室，模模糊糊中有一个穿警服的坐在那，后来知道是拘留所姓李的副所长。李副所长说，有件事情要说一下，今天你儿子来给你送钱，当时值班的警察没有收据了，所以当时没有开收据，你儿子可能有点误会。

　　我说没关系，如果可能我给他打个电话，解释一下。

　　被允许给儿子打电话，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李副所长说，因为你没有在拘留通知书上签字，所以不能会见。要是签了是可以见面的。

　　事先约好不能说与案情有关的事情。同意，只要能让儿子知道我还平安就好。

　　找来一个卡，拨电话，没人接。着急。拨了三次。李副所长说，等一下吧。

　　电话终于回过来了，是儿子小齐。这时才知道什么叫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听着儿子的声音，忙忙地问着：

　　怎么样？对你怎么样？

　　我说没事，还好。

　　号友怎么样？号友怎么样？

　　很好，很照顾我。

　　那就行那就行。景山派出所那边是不是欺负你了？

　　我说先不说这个，回头再说吧。

　　说完了关于收据的事情，李副所长又接过电话解释了几句。回到监舍，号友们都睡下了，但都没有睡着。看到我回来了，都伸出头来说，跟儿子通话了？——原来她们都听见了。我还以为我的声音不大呢。有的就说好久没有跟家人通话了——让我不由得有点惭愧。

　　躺下没有十分钟，又叫我起来，出去，政委跟我说，她也和小齐通话了，解释清楚了。我说谢谢了。突然感觉，有儿子真好。

　　当然我知道，如果没有大墙外面大家的呼吁，有儿子又能怎么样？有多少囚犯都是有儿子、有女儿有亲人的，却不能得到关照。正是因为外面大家的呼吁，东拘的长官和管教们才会如此紧张：比如放风、比如阅览室、比如医生不停地过来问，没有问题吧？比如几次三番地征求意见……。

　　有一天政委半夜三更的来送袜子，因为我们好几个人都说没有袜子，很冷。我是8号穿了一双无腰的袜子，几天没有洗了，而且天很冷，脚踝露着，所以“黑猫警长”专门出去买了袜子（内部小卖部没有），劳烦政委送过来。

　　李副所长是七十年代生人，北京人，聊起来和我原来的家住得很近。谈吐间感觉是那种对人生有所感悟的人。不是像提审我的有一个年轻的预审，小小年纪张嘴就是气势汹汹教训口吻，生，没家教。想起推上对这种人的评价：“脑残”，不觉想笑。我只好说，你不是刑警吗，你问案子过程就行了，难道还要改造我的思想吗？

　　王管教，是主管管教。好像值班比较多，特别是放风、去阅览室，都是她带着。高个，梳个马尾辫，气色好，脸上红是红白是白的。号友们说她长得挺漂亮的。出去那天是她值班送我的，戴上眼镜一看，果然挺漂亮的一张脸。说话高声大气的，属于那种风风火火的人。

　　小杨警官给我的印象很好，号友们称她为秀才，说是这里面写字最好的，有一天政委谈话，她做笔录，签字的时候注意了一下，字果然写得工整。有一次放风的时候，有一个号友想换监舍，自己不敢说，让我跟管教说一下，所以近距离地看到了小杨警官，人长得很好看，眼睛大而温柔，尤其让我有点吃惊的是那气质，感觉像知识分子家出身的孩子。却不知道为什么当了警察，还是狱警。

　　“黑猫警长”，高大、面黑？号友们都这么叫他，有时候还跟他逗逗闷子。警长有点木讷，他主持了两次学习，一次是读报纸，学一个什么人好像姓郭的雷锋再世？还有一次是学“治安管理条例”。架着DV机，我感觉那过程对他也是一种折磨。不过号友们都有点“幸灾乐祸”，她们都知道这所谓学习是针对我的，而她们也乐得出来透透风，消磨一下时间。还好，每次都到我忍不住想发飙的时候，就宣布结束了。

　　印象：

　　对于“东拘”，我跟政委和副所长、警长们有过对话。

　　问：“你对我们的管理有什么意见吗？”

　　我：“我觉得总的来说，东拘的管理比较规范，有点现代化管理的意思，不像我原来听到有些监狱的情况。”

　　问：“你原来听说是什么样子？”

　　我：“比如倪玉兰律师在北京女子监狱的时候，她双腿不能走路，那里的头儿每天出操的时候，让她从五楼爬到一楼，还不让拄拐，等她到了一楼，别人都出完操了，又让她从一楼爬到五楼。我觉得像这样做的人就是没有人性的。你可以在监狱工作，但没必要这么折磨人。”

　　“我们这里没有这种情况吧？”

　　“没有。”

　　“没有克扣伙食的吧？”

　　“没有。”

　　“也没有牢头狱霸吧？”

　　“没有。”

　　政委说，“我们的条例都贴在墙上呢，我们都是按照条例做的。”

　　我说，“是啊，你们这里是严格按照墙上贴的条例执行的，但在很多地方、比如派出所墙上也贴着各种纪律、条例的，问题是有的警察并不按照条例执行，就像这次我遇到的，景山派出所和和平里派出所的那些警察，有必要那么粗暴吗？那只能表示他们个人内心有很多邪恶。

　　做警察就做警察，没必要那么凶恶。还有像西城那个朝着倪玉兰律师的头上撒尿的警察！这动作是派出所所长让你干的吗？是共产党让你干的吗？这就是个人的恶。”

　　相对于10月8日我看到的东城警察，东拘的管理者应该说是比较理性、规范的。号友们说，“东拘”号称是亚洲第一监。我问政委，她说我们是“一级”监狱。不知“一级”是什么概念，应该是最好的吧。

　　曾经听过倪玉兰的监狱故事、听过严正学的监狱故事，听过廖亦武的监狱故事、听过武文建的监狱故事，还有力宏、吴华英的弟弟吴昌龙……还有那些在各种各样的监狱、看守所、拘留所里躲猫猫死的、洗澡死的、睡觉死的、如厕死的、刮痧死的、做梦死的、高兴死的、鞋带死的……有这么多发生在监狱的酷刑故事和层出不穷的“创意死”，中国的监狱在世人的心目中还能是个什么印象呢？

　　前一段推上就刘晓波说锦州监狱人性化管理的动机和妥当与否，争论颇为激烈。锦州监狱也是一个“模范监狱”，而且刘晓波又不是普通的其他“晓波”，他受到的这种人道待遇究竟是极特殊的个例，还是全国绝大多数监狱都是如此，我一直存疑。很不幸，在55岁生日之前，我坐牢了；很幸运，对存疑的东东我有机会零距离解惑。虽然只有短短8天，荣幸的是，第一次坐牢就在“一级”拘留所。这里的管教很规范，没有辣椒水、没有老虎凳，也没有打骂克扣犯人的。虽然有号友说，你走后我们又会跌入地狱了。这话说得有点夸张了。我想在东拘，无论怎样也不会遭到像倪玉兰、严正学、老武、廖亦武他们面临的惨境的。

　　但我知道，号友的话有一定的真实性。因为即便是在“一级”的东拘，我也是一个“特殊”的犯人。我享受的是有点特殊的待遇。

　　由于我的到来，给狱警们添了诸多麻烦。她们给我各种照顾：给我开假条使我不用参加值班，只有我能在“坐板”的时候随时躺卧，狱医不断地过来问候，政委、警长们不断征求意见并且很快就得到实现。比如很快让小卖部推车来卖东西、比如按时放风、每天去阅览室，还给监舍门外安了个电子钟（虽然每次动作都要拍录像），最重要的是她们小心翼翼地不去碰触我的自尊心。

　　是的，对我来说，坐牢，吃牢饭、睡硬板床、甚至洗凉水都可以忍受，唯独不可忍受的是对人格的侮辱和对自尊的践踏。如果遇到那种情况，我知道我会死得很快。

　　虽然是短短的8天，我已经能充分体会到倪玉兰、严正学、廖亦武、老武们曾经的绝望。当你在里面像蝼蚁般被世人遗忘，当你面对的是一群冷酷无情的狱警和如狼似虎的牢头狱霸时，当电警棍抽打在你最脆弱的地方时，当你的人格被侮辱、尊严被践踏，你怎么能不绝望！

　　我知道，所有我享受到的照顾，一部分是因为这里的狱警遵守各项规定、纪律。在严格的规章制度下，人性的恶被抑制，善良就有了空间——曾经看过梁文道先生一篇文章，说的是美国的一个“监狱实验”，一些学生假装犯人、一些学生假装狱卒。他们那么快地进入角色，狱卒对犯人打骂折磨羞辱，犯人也承受这些，直到老师看到情况严重到不堪收拾，不得不中止实验。这个故事说明人性是不靠谱的，如果他们的权力不加以限制，没有严格的规章制度约束，一定会发生可怕的事情。所以不管怎么样，我都要感谢东拘的警官们严格遵守规章制度，严格到成为“一级”。也希望“东拘”的模式能迅速复制到全国所有监狱。让我们再也听不到酷刑、躲猫猫、刮痧痧、如厕厕……那些悲惨的消息。

　　在8天里我的尊严没有被践踏，除了感谢（我是真诚的——要知道，对某一类人来说，他的尊严是大于他的肉体的，比如杨佳）和我有“亲密”接触的警方，我还要感谢你们——我亲爱的网友、推友、草泥马们！你们在网上的呼吁、你们大老远从和平里派出所、景山派出所，从你们温暖的家里，跑到昌平的“东拘”来，我都能感觉到。是的，我没有手机、没有电脑甚至没有眼镜，但是你们的关注、我可以深切地感受到！

　　王荔蕻在此郑重向你们鞠躬致谢！

　　我被拘留8天，是我没有想到的，因为10月8号在地坛公园门口，我们没有影响交通秩序（有你们的录像为证）、没有“非法集会”（非法集会要50人以上，而我们只有十几个人）、没有“扰乱社会治安”（围观者寥寥，也是你们的录像为证）。我们去饭店，也不过是想“饭醉”，你们在饭店把我们“捕获”。如果硬要把“饭醉”指为“犯罪”，那么我犯的是“大声罪”、“自由表达罪”。如果你说“莫须有”，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我知道，在极权国家，要做公民、要大声表达自己的意志，就要做好坐牢的准备——有那么多好人在里面：谭作人、刘贤斌、刘正有、……（我知道他们不是在“一级监狱”），有越来越多争取公民权利的草泥马们在喧哗，去往监狱的路上，我不孤单。

　　按照规矩，出来的时候，不能和里面的人说再见，要说拜拜；在里面穿的衣服不能拿回家，要扔掉。但出了拘留所，又被监禁在招待所里的时候，我把在拘留所穿的衣服，洗干净，回家的时候带回来了。我把它们包起来，准备下一次进去的时候穿。

　　其实我真的不想再进去，就像我不想当下的中国是这种狰狞的模样。说实话，我可以从此不再“折腾”，我更想在自家的阳台浇浇花，读读书，打打瞌睡。但我不折腾了，你们还会折腾我儿子，我孙子的。一想到这儿，我自然想到了那身沾染着“晦气”的衣服——我不能扔，除非你们先把监狱用贪官污吏流氓打手填满。

8天（续）

监舍•号友
　　

　　我所在的这个监房叫“十四所”，在东城拘留所的二层靠东边（如果我的方向感没错的话）。大约有四十平米？铁门进去，右手是由八张床（每张床大约90公分宽，一米八或两米长？）连体排列一起，组成一个大通铺，叫做“大板”；左边一进去先是一个玻璃隔段的卫生间，里面有一个蹲坑、一个水龙头，大约七、八平米大小。卫生间往里有一米的空地，再靠里面是四张床排列一起，叫做“小板”。中间的通道有大约一米宽。在每个铺位上对应的墙上标着数字1、2……，那表示铺位的号。一般来说，睡第一板就是“头板”的犯人，是资格比较老的、可以帮着管教管理监室的犯人的。不过十四所的头板是在走廊的窗户下，风有点冲，所以我们监舍的“头板”是睡在8号位置——最靠里面的一个铺位上。

　　十四所的“头板”叫春燕，老北京，在旗，好像是正黄旗的。50岁，肤白，轮廓透着年轻时的俏。因吸毒进来，但我未见传说中的毒瘾在她身上发作。晃着一米六五的身条，似把监房一米宽的过道，一会当成T型台，一会又当成王府井步行街。她自称14岁就出来混，什么都见过。可能在更年期，老是燥得慌，囚服的尼龙搭扣粘不住，故经常敞怀，有时又会一边很认真地粘着扣子，一边说没有帅哥值班，留着给自个。

　　春燕喜欢唱歌。不唱时声音就好听，开了歌喉好听得紧，沙哑、磁性、性感，像惠特尼?休斯顿。她唱《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去看我的妈妈。我是妈妈的心肝宝贝，我不去看她谁去看她？我在这里受的苦啊，妈妈你可知道？吃的是凉馒头啊、喝的是白菜汤；含着眼泪啊，叫了一声爹和娘，点点滴滴辛酸的泪啊洒在了我的心上……”第二段不一样的地方是“住的是大楼房啊，睡的是光板床。”通常她一个人哼哼，其他人都前前后后跟进来。管教听到也不管。歌悲了一些，人又背了一些，两个“一些”就管不住泪腺了……，沉默的泪水，沉默的囚室，很长时间，等谁打破。

　　春燕对我很尊重，还让其他人照顾我，每次盛饭先紧我。吃完晚饭会有热水，有时热水够三个人洗澡，有时刚洗一个半人就没有了，春燕看我老不主动去用热水，有时就用凉水洗，便趁水热的时候，用她的盆子接了热水让我洗脚，如是者三。让我感动又很不好意思。

　　这个春燕，是拿着“取保候审”的票在里面住着的。（怕对她的案子有影响，不再说了，也许以后有机会再说她的故事）

　　十四所有一个年龄比我还大的，叫王绍荣（抱歉，最后一个字有点没把握了），1953年生人，家住西城区宫门口西岔51号。她的身份证号是110102195302171138。她69年曾到黑龙江兴凯湖兵团插队。

　　王绍荣面庞精致，美丽痕迹仍在。57岁的人，没有发胖，岁月只是使她失了曾经的挺拔。她说话温婉柔和，暖暖的似有春意；但说起“他们这样对待我是违法的”时，又钢钢的似有金属声了。下午“坐板”时，夕阳能有一瞬披在她身上，便很满足地笑着：“有太阳照着真幸福啊”。

　　下午四点到晚上睡觉的10点之间有漫长的6个小时，中间她会把馒头撕碎在饭盆里，再撒一点方便面调料，搅拌着说是“炒馒头”。之后把“炒馒头”，慢慢地一小口一小口地吃掉，看得出来这是一个把日子设法往精致里过的主。只有在吃东西的时候，管教才不理会你的坐姿，她才能有难得的放松，把馒头当成鲍鱼“伺候”是一个消磨时间的好方法。

　　王绍荣信仰“法轮功”，平日在家经常被邻居、居委会窥探、骚扰。今年8月4日在她家附近被警察挡住，从包里搜出法轮功小册子，又到她家里搜出法轮功资料。警察说她“利用宗教破坏……”，于是——两年劳教。

　　抓她那天，她正病着，阑尾炎在发作期，去看守所之前，警察带她去医院（忘了是隆福医院还是福绥境医院了）检查身体，验血血项很高，医院让她住院，警察说不行，硬是把她送到东城看守所。看守所检查身体后，不收，又从看守所带回医院；医生说要打吊针，警察很执着地把医生拉到一间屋子嘀咕，拿了几包药，又把她送回看守所。她现在拘留所等着被“下放”——送到劳教所。

　　我问，你受得了吗？两年劳教！

　　受不了又能怎么样呢？扛吧。

　　我出去后要不要跟家里说一声？送点钱？

　　不要连累家里了吧。我身上还有将近一千元钱呢。

　　可是！我听别的犯人说，到下面是很费钱的。没有钱，身体会很快垮掉的。

　　是啊，到了劳教所要检查身体，而检查身体的钱（据说要近两千元？）是要自己出的。还要重新置办洗漱用品等等，都是钱。

　　我告诉王绍荣，外面大家正在签名呼吁废除劳教制度，这个恶法。她礼貌地说，那很好啊。但看得出，她对此并不抱希望。

　　琴儿，湖北人，嫁北京。31岁。白领美女。披肩长发，眼睛大而妩媚，上嘴唇中间略略有点翘，很舒淇。一回提审回来对我说，她碰到屠夫了，屠夫冲她笑呢（我跟她们描述过我的“同案”的相貌，也给她们讲过邓玉娇的故事，屠夫在邓玉娇案子上的作用）。我哈哈大笑说，屠夫最爱看美女呢——谁不爱呢。

　　琴儿就职于一家著名房屋中介连锁机构，一聊工作就像刚充完电似的，看得出来她很敬业，收入也不错。因“溜冰”（吸食冰毒）被抓。据她说，那些天她压力很大、很郁闷，刚吸了一口就被抓了，派出所也说是有人“点”了她的。以前没有前科，第一次被处理就两年强戒，她觉得太重了，提出复议。希望改为社区戒毒，哪怕天天验尿都可以。但她的预审对她说：你申请复议就是想告我们啊？没用，不会改的，别捣乱了。

　　吴妹，温州商人，圆脸，胖乎乎、红扑扑的，烫发、一头闪亮的黑色瀑布，让人以为是二三十岁的人，其实也五十了。她走路轻轻慢慢的，像猫一样。她和丈夫在北京开一个印刷厂。某天其舅来京，让她去玩，到那板凳还没做热，警察进门，说他们赌博。她说我刚到、没有参加。警察说如果你不承认，会判你很长时间，可能要劳教，如果承认了，多大个事儿啊，一会儿就回家了。于是她说入了100元。本想早点回家，结果被拘留10天。身上的五千多元说是赌资，都没收了。

　　菱，黑龙江人，清秀、水灵，鼻梁挺直，嘴唇薄，呈粉色，脸上透着掩不住的青春光彩。22岁，大专学历，专业是居室设计。本来准备过几个月结婚，却因好奇心（是的，卖淫有很多原因，而这个姑娘却不是因为钱，也不是因为性，而是因为抑制不住的好奇心！）去卖淫，被现行。从宾馆房间到和平里派出所，一丝不挂，只披一被罩。做笔录时，给她照相，说留档，无奈忍了。但闪电般，门外冲进来十几个便服者，都拿着照相机、DV机。羞愤难当间问：都是警察吗？没有回答，静默中只听一片拍照片的咔嚓声。

　　菱从被抓现场到派出所、到宣布劳教半年，两天两夜，没吃没喝，也不让穿衣服。那几天很冷，尤其夜里，她在派出所房间里吹着穿堂风，哆嗦得找不到灵魂。直到押至东拘、换上囚服，才算结束了被罩下面的一丝不挂。问：我已经承认了，笔录也做完了，为什么不让穿衣服？没有人回答。

　　十四所的所有人里面，她的思想压力最大，一有机会就把头放在两个膝盖中间，悒悒。

　　王管儿，三十多岁，在洗脚屋谋生，个子不高，性格好，大家都爱跟她开玩笑。她说，那天几个姐妹在洗脚屋前台闲坐，突然警察冲进来把四人带到和什么里派出所。让她们承认卖淫，拳打脚踢，几人身上都或青或紫。还给她们嘴上捂口罩，三层，每层都涂上芥末油，连呛带憋，不是人受的罪。小王看到小姐妹被打成那样、非常害怕，于是招认有过“推油”。那几个咬牙坚持、打死不承认的姐妹，最后都“滚”了，只有她被判一年劳教。罪名是“以手淫的方式卖淫”——多有创意的罪名！

　　小甘，三十多岁，个小，胸部丰满。放风时让她跟我一起跑步，她说没带胸罩，颠得太厉害，没法跑。贵州人。嫁江西。头胎女儿，没想第二胎双胞胎，儿子。高兴归高兴，但养活孩子就是个问题了。两口子压力很大，要准备孩子上学的钱啊，于是小甘出来打工。因卖淫被抓。整天发愁，本来就没有钱，还劳教。劳教是很费钱的，（“俗语”说：家有万贯、养不起一个劳改犯）以后怎么面对丈夫和孩子？她希望尽快被送下去（到劳教农场），因为到了那里可以给家人打电话了。

　　12日，旋风般刮进来一位“孙二娘”，四十多岁，干瘦，脸上带着太阳的馈赠：黑。以为刚从田里放下锄头走出来，却是在北京站倒火车票的。老资格，干了十年了。问老江湖怎么被抓住了？大咧咧回说：“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看摸样听口音都以为山东人，其实却是江苏的，和山东交界处的徐州。进来三次，和管教都老相识了，这次拘留5天。

　　大约13日凌晨4点，同时进来4个女孩子，同案，都是是因为发小广告（淫秽广告）被抓。好像都是90后。她们刚到北京找不到工作，在手递手类似的一个网站（实在想不起那网站的名字了，好像是带着一个“勤”字的）看到招聘启事，就去应聘，到宾馆发小广告。刚进去还没来得及发就被抓了。拘留5天。号子里人都说那是个陷阱——招聘广告是陷阱、跟宾馆保安达成的协议是陷阱、内部人员出卖、警察迅速赶到也是个陷阱。对于这些经历，挨饿、受骗、拘留……这些初涉都市的少女，会在心里留下怎样的创伤？将来、又会以何为生？

　　14日，又进来两个“溜冰”的。有一个是成功企业家，拥有数家连锁饮食机构。漂亮、时尚、前卫，目光飞扬，与周围环境形成巨大反差，令人有时空分裂之感。她们都是5天。

　　据这几个“溜冰”的号友说，所谓吸毒人员其实分几类的，他们中间最看不起的是吸食海洛因的，因为这些人一旦瘾上来了，完全没有人格。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而“溜冰”就是吸食冰毒，这是一种化学合成物，据她们说这是不上瘾的。是白领、演艺界人士，因为压力大，还有打麻将连着几天不下台时偶尔为之的。但后来我在招待所时，“照顾”我的女警有一位是原来的缉毒警，她说冰毒一样是戒不掉的。对人身的损害、对人中枢神经的伤害可能更大。不过她也同意，吸食海洛因的人是最被看不起的。

　　15日，蹭进来两个农妇打扮的人，茫然、瑟缩、无语。额上写着生活的艰辛。她们是因在不恰当的时间、不恰当的地点炸不恰当的麻花，被不恰当的人碰上，改变了生活的轨迹——拘留5天——自己被当成麻花拧巴了。

　　据同号的狱友说，在我来之前刚走了一个68岁老太，因在天安门广场卖地图被抓。号友们看“大票”（拘留通知书）上写着：“扰乱社会治安……物证一元”。就是说，这老太卖地图刚卖了1元钱，就被英勇神武的淫民警察依法捕获了。老太不懂得，天安门广场是中国的敏感区，除了拥有者中南海，谁都不能碰的，哪怕你是一个垂垂老妪，哪怕你为了卖出一张只能赚几毛的地图。虽然我与她擦肩而过，却仿佛看到在那茫然怆然的老脸上，镶嵌着这个国家沟沟壑壑皱纹里卡夫卡的文字。

　　看来东城警察很敬业，几乎每天都有送进来的。号友们说，警察抓人是有指标的。虽然以前也听说，但在里面看到因指标被完成而不断有人被送进来，由此想到，我们伟大的国家61年来有过多少指标被完成啊——反右、清查、……而当自己也成为被指标网罗的人时（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那感觉、很特别。

　　在十四所一面墙上涂写着一些留言：“出去后要大吃10天”、“出去我要狂玩”、“希望在哪里啊？”“十四所的姐妹们，加入QQ群啊……”——写字的“墨水”是用卤鸡蛋的汁水做的。

　　我也在墙上留了几行字：

　　“人，生而平等

　　每一个生命都弥足珍贵

　　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希望。”

　　和墙上的文字比，我的有一点酸气，但我真的希望自我出去后再看到这段文字的人能够有所裨益。

　　8天，在生命的长河中，短暂得可以忽略不计。但10月9日到16日这8天对我来说，却是刻骨铭心。

　　8天中结识的这些号友们，我从未想过会在这里、和她们的生命发生交汇。她们从不同的生活场景被命运、被欲望、被指标、被……带到“东拘”、“十四所”。这些卑微的、被抛弃的人们，在艰难的日子里，小心翼翼地呵护自己残存的自尊的羽毛，还不忘给他人以帮助。她们有的出去放风时拉着我的手，有的吃饭先给我盛，有的给我打洗脚水；因为我不参加值班，有的人就要值两个班，每班两小时，有时在半夜最困倦的时候爬起来，在过道里走来走去，没有怨言。还有号友跟我说，出去后要以行动或资助的形式参加“王荔蕻爱心志愿工作室”——做公益事业，让生命有意义。

　　现在我出来了，回到大监狱。不知她们被洒落何处？愿所有我的这些卑微的、如蚁如蚊如尘埃的号友们好运！8天中，感受到她们各种爱和善良，我会珍藏。

　　无以为报，唯以此文记之。

8天

10月7日和几位朋友约定了，8号到位于旧鼓楼大街的凤凰竹餐厅吃饭，看看到底打赌双方（赌刘晓波能不能获诺奖）到底谁掏钱。


10月7日和几位朋友约定了，8号到位于旧鼓楼大街的凤凰竹餐厅吃饭，看看到底打赌双方（赌刘晓波能不能获诺奖）到底谁掏钱。
到了凤凰竹餐厅，门上已经贴着一张白纸：“因电路故障，暂停营业。”于是决定转移到地坛公园。
派了一个小伙子去联系饭馆，大家等在地坛公园门口。联系好了，准备去饭馆时，有人说，还差两分钟就到五点了（8号下午17点宣布结果），等等吧。于是又等了一下，传来消息：刘晓波真的获奖了。
大家高兴得拥抱、欢呼起来。有一位记者采访，我说主要是高兴国际社会有人在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这时不知怎么脑海里都是谭作人……
然后大家说唱歌吧，就唱起《国际歌》来。
有警察来了，我们就转移到找到的饭馆“新味火锅”。
刚刚坐下来，警察就进来了。先进来两三个警察，大家鼓掌欢迎。
有个为首的警察说，起什么哄？
我说，什么叫起哄啊，欢迎你们不好吗？有高兴事，大家一起高兴。
这时呼啦啦进来好几十号警察，而且态度非常粗暴。说把你的电脑先收起来。然后就开始动粗，强行把人们揪出去、推搡出去。
我的动作很慢，天天一直照顾我，帮我收拾，所以我和天天最后出来。坐到警车上，阿尔已经在上面了。车子来到和平里派出所，大家下车，我和屠夫、阿尔、小路、天天在一间屋子里。过了几分钟，把我和天天带到外面，开始以为是在别的屋子，后来出了派出所，让上一个警车面包车，说到别的地方。我和天天问为什么又带我们走，到什么地方。这时在院子里有一个穿黄T恤的警察毫无来由恶狠狠地破口大骂：傻逼。
我迎上去说：你说什么？
他也冲过来：你说什么？那架势好像要大打出手，被旁边的人拉住了。
这时听天天很气愤地喊着，干嘛打人！并且她穿的裙子都被扯上去，露出了穿黑丝袜的腿。天天喊着，干嘛看我的腿，干嘛耍流氓！我背着双肩包，也被凶猛地推搡着。
天天有心脏病，这个想要作为人的权力的女性却忘了自己的小命，何苦来哉？她笑曰，没有了作为人的权利，活着何苦来哉？事实上，东城警察差点“成全”了她。看到她被这样粗暴推打、还踢踹，心里真是非常气愤和心疼。
护着天天上了警车。在警车上，我的片警小刘打电话问我到了哪里？我说从和平里派出所又被押往景山派出所了。片警说我过去接你。
到了派出所，开始我和天天在一间屋子里。有个大个子警察很凶地说，瞧你那德行，那么大岁数了。我说这么大岁数怎么了，没做坏事。你呢？你以为你穿这身皮就了不起了？
那警察说，对了，就是了不起怎么着。
因为对东城警察的粗暴非常气愤，所以我一进派出所就跟那个为首的说：我对你们的粗暴行为非常愤怒，我强烈抗议。我跟你们没话说。于是保持沉默。此状态一直保持到宣布拘留8天。让我签字，我说我抗议、我不认可，不签字。

那个副所长让我上警车，说先去检查身体，我说我的背包呢，他说说会给你的儿子的。检查完了还回派出所呢。结果上了警车，就一路往昌平开去。
在车上那个派出所副所长，带着点得意说，你们纯粹是瞎闹，以后你要多看点书！你看我平常就爱看些书，我还爱看古书，比如《古文观止》。
我的眼镜没掉，也没心情笑。虽然我觉得他基本不会真的去看《古文观止》，就是看，恐怕也看不懂的。我只是说，你的知识结构太陈旧了，作为执法者应该读读《社会学》、《政治学》，你应该上网查查什么是“平庸的恶”。你们执法，为什么要那么粗暴呢？有必要吗？我也有当警察的朋友，也进过几个派出所，我觉得一个派出所的风气，和这个派出所的头很有关系。如果这个派出所的领导有人性，那么派出所的警察都不会对公民很凶恶的。反之亦然。我以为在皇城根的警察东城的警察会比较文明一点，结果这次可领教了。难道你们不知道什么叫文明执法吗。
派出所副所长（后来知道叫王冰）说：我认为社会上只有三种人：警察、老百姓、坏人。
我说，太简单了吧。你是不是认为所有不像羔羊一样顺从的人都是“坏人”呢？而一旦被你定为“坏人”，你们就可以随便处置、为所欲为了。这么说你是把我们都当做坏人了，所以你们就可以不择手段。
王副所长说，是老百姓说是坏人。
不是你刚才说的吗？社会上只有三种人：警察、老百姓、坏人？——不知道他们把中南海里面的那些人划到哪些人中了，是“警察”还是“坏人”？肯定不会是“老百姓”吧。
王副所长又说：你比如说吧，老百姓过日子呢，街上有几个流氓，身上刺着青，老百姓不怕吗？对这些犯罪分子我们能不处理他们吗？
是不是犯罪分子不能你们说了算吧
难道还要你说了算？
要法院说了算。要经过检察院起诉、法院判了才能算呢。不能你看着谁像“犯罪分子”谁就是吧。
不跟你说了。你这个人太偏激。将来你一定会后悔的，我把话放在这。你们这些人……
希望这次就我一个人（被拘留）。
嗬，你还挺仗义。（嗤笑的语气）

警车在八达岭高速上飞速行驶，路过我的家，又开了很远，到了拘留所。不知为什么，好像有一种到了家的感觉。也许命中注定要和这里发生关系？心里异乎寻常地踏实，我想这大概是那个副所长绝对想不到的。
拘留所“前台”的那个接待人员态度很好。没有那种丑恶脸。
在等待登记的时候，听到屠夫在门外叫“大姐！”
晕！怎么屠夫也进来了！他那天本来不准备来的，而且来了后也没有做什么很激烈的事情啊。如果屠夫都进来了，那么难道还有别人进来了？原来觉得只有我一个人进来的想法破灭了。顿时觉得很内疚。对屠夫喊了一句：抱歉啊！

登记完了，先检查身体。我的血压没事，别的都还好，就是颈椎病比较厉害，那几天正在吃药。还有腰椎间盘突出很厉害，腰里一直戴着钢板护腰。
检查完身体，去换囚服。棉服必须要脱下的，因为有拉链。那天天很冷，里面的衬衣和秋裤被允许穿着了。外面套上了囚服。护腰是不允许带进去的。
没有想到的是，眼镜也必须摘下来。我的左眼600度、右眼675度，摘了眼镜就跟瞎子一样了。可是这是不容商量的。只好摘了眼镜，摸索着上到二楼，左转，在一个门口站下，领我上来的值班管教拿钥匙转了一下锁孔，又喊道：开十四所。咔嗒，门开了。模模糊糊看到里面两排通铺，中间过道，有几个人迎过来。
管教（后来知道这个管教姓孙）对里面说：这个新来的王荔蕻是高度近视，眼神不好，你们照顾着点啊。
里面几个声音答道：好的，没问题。
过来两个人搀着我走进去，让我把东西放到一个格子里。在通铺板上坐下。管教关上门。
心想，终于这样了。去年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准备好了》，所以没什么好说的。只是早晚的事。
我的监狱生活就此开始了。
在同监舍号友的帮助下，铺好了被子，钻进被窝，几位纷纷问道：为什么进来的？
我说在公园门口唱歌、喊口号来的。
七嘴八舌：“哦，你这是政治犯啊。”“够牛的啊。”“怎么在公园门口唱歌也拘留啊？”
这时，门开了，那位孙管教叫道：王荔蕻，出来，提审。
起来，穿上囚服，走出来。摸着楼梯扶手，下得楼来。在接待处又看到屠夫正在登记，屠夫又喊了一声“大姐！”眯着眼模模糊糊对着屠夫的方向抱拳：“抱歉抱歉啊。”
屠夫问：“大姐，你几天？”
“八天。你呢？”
“也是八天。”
“抱歉抱歉！”
狱警催促道：“别说了，快走。”

提审室很冷，我又坐在开着窗户的窗口，禁不住有点瑟缩。预审说，冷吗？我只穿两件都不冷。我说你多大我多大啊？你们小伙子当然不冷了。我在派出所一天一夜没吃没睡，刚刚到这，你们就提审，我能不冷吗？你们什么意思？
预审员说，你赶快说完就能早回去。
其实从在门口看到屠夫开始，我已经决定“好好配合”，把经过统统说出来了。

提审记1（根据记忆整理）
预审：姓名
我：王荔蕻
（略）
预审：你们7号在凤凰竹吃饭有几个人？
我：大概四五个吧。
预审：说实话。
王荔蕻：是实话啊。
预审：都有谁？
王荔蕻：涉及别人的我不想说。
预审：我们都知道了。
王荔蕻：知道就行了呗，还问什么？
预审：要让你说。
王荔蕻：我先跟你说吧，我有一个原则：我自己的事情我说，涉及到别人的我不想说。所以你们也别问了。
预审：第二天谁先提议去地坛的？
王荔蕻：我
预审：你就大包大揽吧，对你没好处。
王荔蕻：本来就是。我前几天去地坛书市，看到那里地方挺空旷的，所以想先去那里。
预审：几点去的？
王荔蕻：四点多
预审：到那就开始了？
王荔蕻：没有，本来是想去地坛里面的。
预审：后来为什么没去？
王荔蕻：刚想去，有人说还差两分钟就到五点了，等一等吧。就在那等了。到五点就宣布了，大家很高兴，就在原地庆祝了一下。
预审：怎么庆祝的？
王荔蕻：把标语拿出来，大家唱歌
预审：唱什么歌？
王荔蕻：国际歌
预审：喊什么口号？
王荔蕻：和标语上一样，庆祝刘晓波获诺奖、言论无罪、自由万岁、释放晓波。
预审：你们喊这些什么意思？
王荔蕻：高兴呗。
预审：言论无罪什么意思？
王荔蕻：刘晓波那么温和的人还被判11年，这是不对的。现在21世纪了，还有因言获罪的，太不应该了。
预审：标语是谁做的？
王荔蕻：我
预审：在哪做的？
王荔蕻：我不想说。
预审：为什么？这不是你的事吗？
王荔蕻：这又涉及到别人了。人家做生意的又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没必要连累人家。
预审：标语和照片是在一个地方做的吗？
王荔蕻：不是。
预审：照片是从哪里来的？
王荔蕻：网上下载的。
预审：网上有吗？
王荔蕻：到处都是，你搜一下就知道了。
预审：做标语花了多少钱？
王荔蕻：几百吧
预审：几百？
王荔蕻：三四百
预审：哪里来的钱？
王荔蕻：几百块钱我还出得起。
预审：你自己的钱？
王荔蕻：对。
预审：黄丝带呢？
王荔蕻：也是我准备的。买一盘黄丝带，铰成一截一截的就行了。
预审：胸牌是谁做的？
王荔蕻：我。
预审：上面有什么？
王荔蕻：刘晓波照片
预审：还有什么？
王荔蕻：还有字：和你在一起。
预审：是“我们和你在一起吧”？
王荔蕻：对
预审：还有什么？
王荔蕻：还有“共享正义阳光”
预审：好像还有日期吧？
王荔蕻：对。2010年10月8日。
预审：你做这些干什么？
王荔蕻：本来准备在饭店吃饭的时候带着，如果成功了就拿出来、挂在墙上，大家照张相，高兴一下；如果不成功就不拿出来了，只是吃一顿饭算了。
预审：你们怎么知道的刘晓波获奖的消息的。
王荔蕻：在推特上知道的。
预审：推特是什么？
王荔蕻：是一种微博。
预审：推特上说这个消息了？
王荔蕻：已经在推上吵了一个月了。有两种意见，一种是觉得会获奖，一种是觉得不会。还有一些海外民运人士给诺奖评审委员会，反对刘晓波获奖。
预审：10月8号怎么知道的？
王荔蕻：也是推上说的啊。他们有人在打赌，有人说赢了的请客也有说输了的请客。因为我没有参与打赌，所以不知道到底是赢了请客还是输了的请客。


提审记2：
东城国保（以下简称东厂）：王荔蕻，你挺忙啊，全国到处跑啊，福建、四川
王荔蕻：四川？没去过。（说完以后想起，说四川是因为刘贤斌）
东厂：黄城根也去（东城国保说的是6月16日端午节人们声援倪玉兰的那次活动）
王荔蕻：黄城根？没去过。你们不是有录像吗？看看呐。
东厂：你们那个福建三网友是怎么回事啊？
王荔蕻：我想问问，你们是刑事警察，还是国保？
东厂：呦，你对我们公安局内部的组织分工还挺知道的啊。是不是认识警察啊？
王荔蕻：怎么了
东厂：认识谁啊？
王荔蕻：能跟你们说吗？
东厂：你就跟我们说说福建的事呗，我们就想知道知道。
王荔蕻：网上都有，你们上网一搜就有了。
东厂：你就跟我们说说呗。
王荔蕻：从前，在福建闽清，有一个26岁的姑娘……（给他们讲了一遍严晓玲和三网友的
故事）
东厂：那你们去那干嘛？
王荔蕻：去围观啊。去表达我们的关注。不知道你们当过刑警没有，以你们做警察的经验，
这个案子没有疑点吗？那么多学者、教授，还有退休的检察官、法官都说这样判是不对的，
他们还硬要判，我们不该去表达吗？
东厂：你说说都有哪个教授学者写文章了？
王荔蕻：社会科学院的于建嵘、政法大学的王涌教授……你去网上查，多着呢。
东厂：你们怎么组织那么多人去的？
王荔蕻：没组织，网上说要去，就有人去了。
东厂：那么多人去，要花不少钱的吧，你们哪来的钱？
王荔蕻：很多人都是花自己的钱去的，也有想去没钱的，有的是募捐的。
东厂：都谁捐钱了？捐多少？
王荔蕻：沉默
东厂：你们那么多钱，肯定有管账的吧？都谁管账啊？谁是会计？
王荔蕻：那么点钱有必要找会计吗？
东厂：那也得有人管账啊。
王荔蕻：我自己管。
东厂：你们得有个机构吧？要不别人怎么相信你啊？
王荔蕻：没机构。
东厂：哦，也没机构、就说王荔蕻需要捐款，就有人捐了？你王大姐面子够大的啊。
王荔蕻：我们福建网友关注团有五千多人，有人想出力、有人想出钱，网上发个帖子，说没钱了，就有人捐钱了呗。
东厂：那怎么证明你把这钱没有去买粮食买吃的上面了？要是别人不相信你怎么办呢？
王荔蕻：不相信就拿着他汇款的票据来，退给他。
东厂：你们不可能没有管钱的，你们网上不是都公布了，有什么可隐瞒的?
王荔蕻：没什么可隐瞒的。你们老问福建的事干嘛？福建和你们有关系吗？连市局国保都说，别说福建、连天津的事我们都不管，还管福建。你们东城区国保问什么福建的事？
东厂：华泽是东城的啊，这有关系了吧。我看你们录像，华泽也去了，在拍录像。
王荔蕻：华泽是我叫去的，她原来是中央电视台的，会摄像，我请她专门去摄像的。
东厂：你们怎么认识的？
王荔蕻：网上
东厂：姐妹儿关系还挺好？
王荔蕻：一般。
东厂：你叫她去她就去了？
王荔蕻：我说有个活动，请她帮忙去摄像，就去了。她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东厂：那我就写上你叫华泽去福建的了。
王荔蕻：你写这个干吗？你别写，你问的是东城的地坛的案子，华泽又没去地坛，和这事儿没有一点关系，你写这个干吗？
东厂：那就写你认识华泽。
王荔蕻：这个也别写。跟你问的没关系你写什么？写了我不签字。你们那个笔录纸上写的有：与本案无关的问题，可以拒绝回答。哼，你们是不是觉得8天还不过瘾，还要挖坑设套再整出点事来啊？

东厂：我们当然要问了。比如我们抓到个小偷，只偷了一个钢笔，我们肯定不能只停止在一根钢笔上，还要问问他以前还有什么事，说不定他还杀过人呢。
王荔蕻：哼哼，还说你们不是挖坑设套。
东厂：我们就是问问
王荔蕻：前几天我跟预审的也说了，我的原则是自己的事情可以说，但是涉及别人的事情，我不想说。
东厂：（瞪眼）
王荔蕻：我跟预审的也说了，涉及别人，你就记“不想说”就行了。
东厂：呵，你还想当江姐啊
王荔蕻：这跟江姐没关系。只要你们不上老虎凳、灌辣椒水，我就不说。
东厂：给你上老虎凳你就当甫志高？
王荔蕻：我尽量扛。
东厂：还老虎凳，不至于的。
王荔蕻：那你就记：我“不想说”。（后来在笔录上签字时看到写了“涉及别人的我不想说”）
东厂：你们那天在地坛干嘛？
王荔蕻：照相
东厂：照相干嘛？是不是想发到网上去？
王荔蕻：有可能。
东厂：什么叫“有可能”？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
王荔蕻：我说、你记，你就记“有可能”就行了呗。我觉得说“有可能”就行了。
东厂：不行。要不就说是，要不就说不是。
王荔蕻：那——不是。
东厂：那你们那么多人在那喊口号、照相就是为了自己回家弄个相册看着玩？
王荔蕻：我们一般都用电子相册。
东厂：你别激动，咱们好好聊。
王荔蕻：没激动啊，有什么可激动的啊。（后来看笔录纸上写着“我们就是想照片好了自己看着玩”）
东厂：你对这事怎么认识的？你觉得做的对吗？
王荔蕻：我觉得我没有违法。没有扰乱社会治安、没有影响交通秩序，你们是小题大做，你们过度执法。我要请律师，我要申请复议。
东厂：请律师跟拘留所说。
王荔蕻：拘留所说要跟你们说。
东厂：今天就到这吧，以后再聊。
王荔蕻：还聊？等出去再聊吧。
东厂：出去你更不跟我们聊了。
王荔蕻：现在更没什么聊的。


提审记3

预审：你认识刘晓波吗？
王荔蕻：不认识。
预审：见过刘晓波吗？
王荔蕻：没有。
预审：那你搞出这么大动静来？
王荔蕻：高兴呗。
预审：有什么可高兴的？
王荔蕻：中国大陆第一个获诺奖的，当然高兴了。
预审：你知道还有一个获得诺奖的华人吗？
王荔蕻：好像没有了吧？
预审：我说的是华人。你知道那个华人是达赖吗？
王荔蕻：达赖好像拿的是印度护照吧？
预审：你知道达赖想分裂祖国、想西藏独立吗？这样的人也给了一个和平奖。
王荔蕻：我听说好像是CCTV说达赖要独立，但是有人找出达赖的讲话录音，没有说一句西藏独立的话。
预审：你说他们（挪威、诺奖评奖委员会）让一个被政府判11年的罪犯获诺奖，是不是别有用心啊？
王荔蕻：我觉得你们思维定势就是这样，一有什么不同意见就说是别有用心。我觉得刘晓波像刘晓波这样非常温和的、希望国家好的人、希望国家在转型时期不要流血的人好人你们也判11年，太过分了。
预审：你说转型、什么转型？转到哪里去？
王荔蕻：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啊。最近温总理在一个月内提了6次政治体制改革呢。你们可以上网看看啊。
预审：那能是一回事吗？
王荔蕻：怎么不是一回事啊。不都是希望祖国好吗？
预审：那邓小平还提政治体制改革呢、那谁谁还提政治体制改革呢……能是一回事吗？
王荔蕻：我想问一下：你们不是刑事警察吗？不是在问治安案子吗？老问刘晓波干嘛？
预审：签字吧。


提审记4：

预审：说说你这几天对问题的认识吧
王荔蕻：什么认识？
预审：政府判你8天的认识啊
王荔蕻：我没认识。
预审：你还不服？
我：我当然不服。我很生气，我越呆火越大，我火大了去了。
预审：和着你这8天白呆了啊。
王荔蕻：没有白呆啊。我出去一定会申请复议的。
预审：你还觉得冤枉啊？
王荔蕻：当然了。
预审：你都觉得冤枉，那吴淦呢？
王荔蕻：是啊，是啊！这么说你们也知道屠夫是冤枉的！我实在是不明白，你们抓屠夫干什么！屠夫本来就没准备来，来了也没有干什么。照相也没有他、唱歌、喊口号都没有他，他就在旁边站着，你们可以看录像啊。我实在是不明白你们为什么抓他。简直是匪夷所思。
预审：那你们在地坛那又是喊口号、又是唱歌的，没错吗？
王荔蕻：我觉得没什么。我们不过是在一个空旷的地方，唱唱歌、喊喊口号，没有影响社会治安、没有影响交通。
预审：还没影响？你知道有多少人往那赶吗？
王荔蕻：有多少人往那赶，只是你们的预想。没有发生的事情也能拿来做“违法事实”吗？能凭着预设“会怎么样”来判人罪行吗？
预审：那天是国庆假日上班第一天，下班的人很多……
王荔蕻：你一直在说，可能会怎么样，但是没有怎么样啊。
预审：你还想怎么样啊！
王荔蕻：什么也没发生，屁大点的事，你们搞得这么兴师动众的。你们总是以“可能会怎么样”来决定怎么做。太过分了。你们就是过度执法。

你是人，还是机器？

人是很能的。科学发展到今天，经常会有一些令人瞠目的成果被宣布出来。半个世纪前——我们小时候，在十万个为什么里读到的科学幻想，有很多已经变成了现实。我们常常惊叹：人类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好像是无穷无尽的。

上个世纪，人们发明了原子弹、氢弹，发明了AK47，人们登上了月球……织成了互联网……当然，还有亩产万斤、还有加了三氯氰氨的奶粉、还有永远不会坏的防腐食品、还有娇艳欲滴的苏丹红……还有、还有……

最为有趣的是，人们还发明了仿真的自己——机器人！虽然现在的机器人还没有科幻电影里那么真。但想想昨天的科幻、今天的现实，我们似可预知，令创造者都真假难辨的机器人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面世、并令我们惊叹不已的。据说，这些机器人可以听从正版人类的指令，为他/她的主人做任何事情，甚至做爱。

他/她们比经过父母交媾、十月怀胎生产出来的人类好管理，因为他们是按照创造者的程序安装的，所以他们没有思想、没有情绪、没有情感——对了，在科幻电影里，机器人出问题往往都是因为程序出错：机器人沾染了人类的弱点——感情，而无视主人屠戮同类的命令从而被创造者消灭的。所以，只要程序不出错，机器人是最好管理的奴仆，是不须饲养的臣民、是不必做繁琐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军队——绝对的统一“思想”、统一步伐、统一行动、统一……。

当然，这样理想的机器人在当代还在研制中，没有生产出来。现在的机器人只能用于危险工程施工和爆破等处，在很多方面还不能胜任。

其实，几乎从人类社会开始的时候，聪明的统治者就开始了一项工程，那就是把人群中的一部分变成机器人，为另一部分人服务。这些人曾经被称为“奴隶”，奴隶里面又分出三六九等，奴隶和替奴隶主管理奴隶的高级奴才。统治者还编出了一套说辞，好像一部分人天生是主子，一部分人天生是奴隶或奴才。

后来在欧洲，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有一伙疯子宣扬什么人是生而平等的，否认皇权、否认神权。提出了“天赋人权”的概念。从此，少数人对于多数人的役使就不那么顺当了。

在今天的地球上，在民主国家，“人生而平等”被写进了宪法。人对人的奴役被宣布为非法了。但是在有些集权国家，说“人生而平等”是反动的。宣扬“天赋人权”是要被判刑的。

上人仍旧是上人，下人依然是下人。上人为了统驭下人，继续编写着把一部分人变成机器人的教科书。只是过去的皇帝变成了特殊利益集团——不变的是对人的奴役，而且更甚。

首先在这些国家的宪法里，就明确地写着要“统一思想”。不管是三千万还是十三亿，所有人只能有一个思想。最下等的被叫做“群众”的羊，吃草料、生产奶。其中有一部分被叫做牧羊犬的奴才。为了让牧羊犬好好工作，看管羊群，奴隶主对他们说，咱们是一伙的！你们是伟大草场的卫兵，是可以参与分配羊肉的。你们就是我们伟大丛林中的枪手、是光融城墙上的砖头，是正阙坦克上的螺丝钉。

这些牧羊犬荣耀非常，觉得自己的头上红光闪闪，自己完全变成了螺丝钉或者螺丝帽。可以永远不愁吃喝，——已经上升到了管理羊群的机器人，不必怕被当成羊肉被主人吃掉了。

这时，直接把人类变成机器人的工作就完成了。（温瑞安小说里称其为“人形荡克”——替黑老大消除异议。）

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去人化”的过程。既然你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你只是伟大事业当中的一个螺丝钉、一块砖。那么，作为一块砖、一个螺丝钉，当然是不需要思考的。没有思考的人，与机器人又何异呢？

这样，比机器人又便宜又好使的“去人化”了的人，就诞生了。这些被变成机器人的人，不问为什么，不问是非，可以毫不犹豫地对自己的同类甚至父老大打出手，血腥残害。可以把姚晶脾破裂，可以使李淑莲被上吊，可以制造许许多多的躲猫猫、刮痧痧、如厕厕、开铐铐……

他们可以让唐福珍在烈焰中挣扎、然后拆了她的家、抓了她的亲人……然后回家平平静静地吃饭——即使唐福珍的幽灵在他们的头上怒视，他们也完全吃得下去！

我觉得，我们的民族要进步，也许最重要的不是呼喊用什么制度，而是要每个人都想想，我是人，还是机器？

是人，你就要想想，要用自己的头脑思考：每天，你做的事情对吗？是人应该做的吗？人，是应该残害同胞同类的吗？

道德滑破底线已使我们民族到了极其危险的边缘，不思考已经使我们的民族素质急剧衰败！中华民族真的到了最危急的时候！

我亲爱的同胞们，醒来吧！醒来！

用自己的头脑想一想：我是人，还是机器？

诗人马非，你在哪里？

        诗人马非，你在哪里？你所处的地方黑吗？漆黑如墨吗？你冷吗？北京正在经受40年来最寒冷的深秋，这个深秋下了暴雪，还挂着绿叶的树枝被压弯了……

诗人马非，你怎么能忍受——那人性的荒漠；你怎么能忍受——比雪还冷的人心？——在那个地方！

诗人马非，你在哪里？你的十指在寒夜里还模仿着敲击键盘的动作吗？你想说什么？你想写什么？我们想听、我们想读……

诗人马非，你在哪里？请保护好你的双手，我们需要你再敲出一篇篇激昂美丽的诗篇。

诗人马非，你的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皆成铁肩担道义之大文章。

诗人马非，相信你还好好的，在心里耻笑那些卑劣虚弱的行径，带着讪笑检阅那些丑类的拙劣表演；

诗人马非，相信你还好好的，眼望想象的星空，真希望你真的能仰望星空，编些美丽诗篇；

诗人马非，要好好吃饭啊！无论怎样，都要好好吃饭啊。

诗人马非，你一定要坚强啊！知道你很冷，很冷很冷，从心里发出的颤抖，冻冰了你的笔，冰冻了你的诗意歌喉；可是，冬天一定会过去的！黑夜真的能永远吗？不能！

想让你知道，我们在想念着你！你感觉到了吗？诗人马非，我们在想你！

我们在墙外，不能给你有所帮助，真的希望你是一个有信仰的人，那样你会有不一样的坚强，你就不会孤独。

诗人马非，我甚至希望你即使是被失去自由，也要在正式的大墙里面，而不是像李淑莲那样——在某个没有灯光、没有狱卒、没有记载、根本就“不存在”的“学习班”里！

诗人马非，即使是在那样的黑监狱里，你也一定要坚强啊！你只是写了几篇文章，何罪之有！只是你的文章太有力量了，他们害怕了。

诗人马非，尽量给我们个消息吧，让我们知道你还有力量面对给你的残酷。

诗人马非，请发出一点声音吧，给我们冰冷的心一点点安慰吧。我们需要你的声音！

 

哦，他们说，今天立冬了……

 

诗人马非的网易博客
http://lwfcjm.blog.163.com/profile/

诗人马非的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hirenmafei

---

• 留言者: 安乐
• Email: juana_li@sina.com
• 網址:
• 日期: 2009-11-08 03:18:24

天，马非还没消息！
他们要把大家都逼成暴.民才罢么。

---

• 留言者: cixin
• Email:
• 網址:
• 日期: 2009-11-08 06:27:44

是不是被暴君朱元璋的手下给弄去了？还是国民党的特务又回来了？
要不然怎么好端端就不见人了呢？

---

• 留言者: 大红伞
• Email:
• 網址:
• 日期: 2009-11-08 15:58:45

呼唤为民请命的诗人马非回家吃饭！

“优雅”的“绅士” “低俗”的“屠夫”

第一次见屠夫，是在北京湖北大厦前。我们邓玉娇案公民正义观察团到湖北驻京办事处表达公民对邓玉娇案的关注，正赶上屠夫到北京，便一起参加了活动，也就同时被带到大钟寺派出所。这次屠夫给我的印象是“油”；跟谁都能打哈哈。不像阿尔那么激愤，也不像小刘那样对立。更不像我一样较真。所以我说他江湖气很浓。
第二次是听说他被国保凌晨4点叫起来问话。作为北京人有点不好意思，专门请他吃了一顿北京便宜坊的烤鸭压惊。同席的有阿尔和张耀杰先生，张先生因为听说了一些传闻，落座后先把自己的身份证拿出来，也让屠夫把他的身份证亮出来晒一晒。屠夫很痛快地拿出身份证，并说他很能理解。
曾经接过屠夫几次电话，都匆匆忙忙，说让我关注一下云南的案子。因为北京这边也一直比较乱，所以也没太去关注云南的小学生卖淫案。
在这期间不时地听到一些对屠夫的质疑、鄙夷等等。
后来在老艾的七一大派对上又见到，并商量好赴巴东的出发时间。
这次巴东之行，对屠夫有了更多的了解。
从我几次接触的直觉上，我觉得屠夫不是个坏家伙；从他做的事情来看，我很赞赏这个表面上看并不很“正规”的维权大顽童。你看他张牙舞爪，咋咋呼呼，一会儿自称超级低俗满纸脏字，一会儿正义凌然为弱势群体两肋插刀。
我可能永远不会用他一样的方法做事，但是我还是要说他是一个可爱的大顽童。
虽然他很多时候做事没有章法，但其实内心清楚明白。他说：有人说，在真相不明之时要站在蛋的一边，我说我任何时候都站在蛋的一边。
好一个站在蛋一边的屠夫！
邓玉娇案就不用说了，如果没有他那么快地到达第一现场，后果不堪设想。
云南小学生卖淫案，屠夫三赴云南，硬生生把要被遗忘的案子醒过来，引起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这期间所经历的种种，也不是没有亲历的人所能设想的。
还有江苏的案子……
我问他你为什么要这么到处折腾呢？
我觉得这样活着有意义。生活有了意义。以前泡妞、泡吧、泡澡……无所事事，很无聊。现在在帮助别人的时候，感到生活很充实、很快乐。
我相信，并且有同感。
有一些很优雅的绅士，有着很深厚的理论功底、文字水平，还有着高尚的道德水准以及优越的生活状态。这些人觉得屠夫很有问题，并且问题很严重。听说在网上也纠集一伙，对屠夫大加鞑伐。
中国总是这样，做事的人总是不对的。观望的人总是有理的。如果你道德高尚，你做事靠谱，为什么你不出来做一两件我们瞧瞧呢？屠夫从虚拟空间走向现实世界，你们已经是两重天了，现实中的事情是不可以用虚拟的规则来硬套的。比如你在虚拟世界可以鼠标一点，千里万里，而现实中每一步都是要用脚来量的。不但要有好身板、还要有不止一双好鞋，要补充粮草，这就是现实的无奈。有网友愿意供给粮草，还被痛骂?!
看来屠夫还是回到他原来的生活——吃喝玩乐，娱乐至死才好？
今天在1510上看到一篇奇文叫《寻找优美的均衡》，说“谁不爱自己的祖国？可是，有几个人深深地知道：爱不是一种愤怒，不是一种对抗，不是一种索取，甚至不是一种奉献，真正的爱，是恒久的忍耐，凡事包容，凡事盼望，直到永远。”
真想骂脏话，放TMD屁！你去跟姚晶说忍耐吧，你去跟李淑莲说忍耐吧，你去跟那些房屋土地被霸占而流离失所的人们说忍耐吧，你去跟那些被“嫖宿”的幼女说忍耐吧，去跟她们的家长说忍耐吧！你去跟那些被躲猫猫、如厕厕、刮痧痧、噩梦梦……的死魂灵说忍耐吧。我们已经忍耐了几千年！我们是世界上最能忍耐的民族了，能忍的不能忍的都忍了。还要忍耐到什么时候？
邓玉娇应该忍耐，顺从黄德智、邓贵大们的工作需要……
小学生们应该忍耐，官员们什么时候想买处，就随时送上；否则就是不爱国……
亲人不明不白地死了，应该忍耐，放弃对尸首的关爱权，否则就是被反华势力利用……
相信你一定很优雅，在敲着“忍耐——寻找优美的均衡”时多半还啜饮着香浓的咖啡？
而我，我赞赏所有对不公不义大声说不的人们，不管他们用什么方法，不管他们有多高的水平，不管他们是不是知屁分子，只要站起来、走出来说：我们不对恶行忍耐！我就站在他她的一边！
所以，在“优雅”的“绅士”和“低俗”的“屠夫”面前，我坚定地站在屠夫一边。
让“优雅”的“绅士”们见鬼去吧！

巴东行

一直关注邓玉娇，所以当屠夫邀请一起去看邓玉娇的时候，欣然同行。
7月3日从北京机场出发，下午飞抵重庆，没想到重庆气温只有20度，十分舒服。到重庆是因为要和两位网友老怪和刀锋汇合。商量以后，决定到万州坐船到巴东。于是起身，乘坐大巴，于晚上9点多到达万州。
第二天（7月4日）上午，做快艇，直抵巴东。和凯迪的四个人会合。商量后决定直接去邓玉娇爷爷家。虽然感到事先不打招呼就造访，有点突兀，但考虑到事出不得已，虽然歉疚，也顾不得许多了。
下午，我和屠夫，还有染香，三个人先上去。屠夫敲门，邓爷爷开门，明显有点吃惊，却也礼貌地让我们进去。并开始忙着沏茶。屠夫说，楼下还有几个人是一起来的，可不可以让他们上来？经过同意，大家都上来了。
屠夫介绍说都是关注邓玉娇的网友，有从北京、重庆、深圳、上海、广州、海南来的。
邓爷爷问我，你是从北京来的？
我说是。我们北京成立了四个邓玉娇后援团，有公民正义观察团、法律后援团、媒体后援团、网络青年后援团。一直在关注邓玉娇案。
邓爷爷说，那天楚天报来采访其实我第一句话就是感谢广大网友，感谢所有关心邓玉娇的人们。我是心里话。真的是非常感谢！要不是广大网友和全国人民的关心，是不会有这样的结果的。
邓玉娇爷爷说，邓玉娇确实有抑郁症，在之前自己也出去看过病。宣判以后，我们家里写了申请书，申请去看病。县里研究了以后，同意去看病。现在邓玉娇在武汉住院治病。医疗费、生活费都由县里出，并且邓玉娇妈妈陪护的费用都由县里出。给家里解决了大问题了，我们也很感谢政府。
我告诉邓玉娇爷爷，我以前也得过抑郁症。失眠很厉害。曾经吃过将近两年的抗抑郁药。但是据我了解，抑郁症是一种生理疾病，是神经递质出现了问题，但不是精神病。象邓玉娇这种情况并不需要住院治疗。而且西医没有什么好办法。我吃西药的时候，反应非常迟钝，就像横路径二似的。后来吃了中药才慢慢恢复了。现在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正说着，屠夫打断说，网友们想提几个问题呢，先别说这个了吧。
邓爷爷说，不，我还正想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呢。又问了我是在北京什么医院看的病，吃的什么药。看得出来，他很关切邓玉娇的治疗问题。
屠夫说，现在网上有很多传言，说您不是邓玉娇的亲爷爷。邓爷爷笑了一下，说那还能有假？是亲爷爷。
我的印象是，邓爷爷应该是一个善良的老人。虽然几十年的熏染，在语言上有些口头语，现在年轻人感到好笑。比如说起屠夫，就说，这个吴淦同志啊……，大家都笑起来。但是我们的父母辈、现在年轻人的祖父母辈，不都是这样过来的吗？你把他放在那个环境里，几十年，能怎么样呢？但是我们身边的老人们不是多数也保有着善良的天性吗？
我理解老人，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抑郁症。在他来讲，只是出于保护孙女的本能而已。即便有些事情不妥，也不是他能左右了的。
邓爷爷拨通了邓玉娇的电话，屠夫和染香跟邓玉娇通了话。好像情况还可以。屠夫一直在问邓玉娇在哪家医院住院，邓玉娇表示不方便说。屠夫反复说，屠夫哥哥只是想看看你，看见了你全国网民就放心了。邓玉娇说，医院也不会允许会见的。屠夫说我会跟医院沟通的。邓玉娇说了一个医院名。
告别的时候，邓爷爷接到电话，出去接电话了。邓奶奶穿过人群朝我走来，一把抓住我的手，说我跟你照张相。我没有想到，因为之前他们说要跟邓爷爷照相，邓爷爷说不行。我们已经不不抱希望了。邓奶奶抓住我手的一瞬间，我被感动了。因为那温度、因为那力度。

离开邓爷爷家，回到宾馆，在大堂见到一个若无其事举着手机拍我们面部的便衣。我冲屠夫示意了一下。屠夫回过头，直接就打上招呼了：阿sir，辛苦了。我们没事的。不会给你找麻烦的。明天我们就走了。要不一起到房间里去聊聊？
这个屠夫！
晚餐是全体和这位警官一起吃的。气氛很融洽。

比较踌躇的是要不要去看邓玉娇？凯迪的人经过请示老总说他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传达凯迪希望邓玉娇去他们那学习和工作的讯息）。他们准备明天去玩神农溪一下，就打道回府了。
我们呢？我觉得我是代表北京四、五个后援团去的，没有见到人，心里始终放不下。决定还是跟屠夫一起去武汉。
第二天（7月5日），坐大巴去恩施，从恩施乘飞机抵达武汉。
武汉 ，武汉！真的是捂汗！名副其实的火炉。
7月6日星期一，我们到了武汉某精神病医院。找到了主管的医院党委办。主任来了，说经查，我们医院没有住过叫邓玉娇的病人。在那里屠夫又给邓玉娇的继父、爷爷家打电话，给县委、县政府打电话，都支吾其词。无奈，只好离开医院。
回到“7天连锁酒店”，屠夫继续给县委办公室打电话，给所有能想起来的地方打电话。还给那个跟我们共进晚餐的警官打电话。说我们没有恶意，我们希望这件事情能够透明，如果网民、全国人民都清楚邓玉娇很好，那不是满天的乌云都散了吗？希望你能跟你的上级沟通一下，说明我们的善意，而且充分利用我们搭建的平台，向全国人民展示你们巴东的政治智慧。
那位警官答应反应一下，回电话。没有回话，再打，就关机了。
尽了所有的力了。
没有见到邓玉娇。

致我的网友秋蚂蚱

离开北京，走在路上，以为可以暂时放开那些令人发指的事情，放松一下快要崩溃的心情。可是，当眼前闪过不一样的景色，当平常会引起我惊叹的壮观扑面而来的时候，我却仍然忘不了李淑莲哭诉的一幕，忘不了令人发指的一幕，忘不了那个警察说“中国没有人权”的一幕。
不理会他人的侧目，泪水又一次漫过面颊。带着伤痕的秀丽景色浇不灭心中的块垒。
我的祖国，我的母亲，到处都可见斑驳的伤痕；到处都是被强权、恶行侵蚀得支离破碎的河山。
长江，已经象黄河一样黄，黄河又如何？这是我母亲的血管啊，竟然被垃圾充斥！想起一位年轻诗人冢上春花的诗：

十三亿只扎入血脉的吸管

刺破你体表裸露的苍白。

祖国，我的母亲，

我扑倒在你胸口，要抵挡

飞速旋转的钻机

那裂骨取髓的钻头，

单薄的赤子之心

刹那间

被穿透。



是的，我真切地感觉到，我的心被穿透了。

打开邮箱，看到阿尔发来的您的大作《如果恶行像下雨般出现》。读罢，又一次泪如雨下。

是啊，为什么“恶行象下雨一般出现”？

多希望不要“恶行象下雨一般出现”！多希望“我的祖国象花园”！这个花园里有我亲爱的藏族兄弟，有我美丽的维族姑娘……

然而，不是。象山河一样破碎的还有我们的心灵，我们看着他人的不幸无动于衷，我们看着恶行象下雨一般出现瑟缩畏惧；那些原本善良的心被恶行污染，良知象敝屣被抛弃。
语言如此苍白，面对象下雨般出现的恶行。
唯有出行。



附：秋蚂蚱文《如果恶行象下雨般出现》

如果恶行像下雨般出现



在1510网站读老虎庙转的王荔蕻的有关山东妇女在京上访遭地方法院雇佣的流氓截访的文章《令人发指的暴行正在北京发生》时，窗外老天泪雨滂沱。我按捺不住愤怒，跟帖如下：“在英国，有两个职业在民众心目中是非常崇高的。一个是警察，另一个是消防员。他们在老百姓的眼中是英雄（hero)，而政治家是狗屎（shit）。

在中国，police是狗（sh），politian是屎（it）。当然，无论是狗，还是屎，都是全国人民趋之若鹜的职业，尤其受大学生的青睐。

狗不吃屎，吃的是人。而屎则决定把谁推人粉碎机，做成香喷喷的狗粮。主宰狗的命运的是屎！

感谢1510坚守着真相的阵地。

当一个年过半百的、手无缚鸡之力的女性像堂吉诃德——不，王荔蕻比堂吉诃德更堂吉诃德——跟国家机器这个怪物作肉搏时，成千上万的叫春的爱国男人们，你们在哪儿？

GO FUCKING HELL！”

写完后，站在阳台，望着狂暴的雨点砸在晒衣架上支着的三根竹竿上，我第一反应是：“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杆。”一口恶气吐出，想起了布莱希特的一篇文章《如果恶行像下雨般出现》。



如果恶行像下雨般出现，我们则需要比雨点多得多的警察。事实上，我们早就有了：在我的家门口有片警；在通衢有交警；铁路有乘警；法院有法警；海关有缉私警；网络有网警...此外，我们还有像树叶一样多的随时可以飘落的每一个人头顶的足可以敌国的伟大的武警。还有，我们还拥有不计其数的辅警，老百姓称之为“二狗子”。设置这个岗位的目的有：安排就业（反正有纳税人付账）、干脏苦累险活（功劳归干警）、顶包（这是重中之重）等。我把在空气中到处弥漫的国安警放在最后说，一是他们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一支力量（所谓“看不见的战线”），二是我不能确定“国安警”的叫法是否正确——他们太神秘了，也太强大，以至于我不敢乱说。我知道乔治•奥威尔叫他们“老大哥”；汉娜•阿伦特叫他们“秘密警察”；希特勒叫他们“盖世太保”；红色苏维埃叫他们“契卡”，斯大林叫他们“克格勃”....

这是一个如假包换的警察国家，可恶行还是像雨点一样多。看来不是警察数量的问题，或者可不可以这样说：由于警察数量的问题，才导致恶行像下雨般出现？这种推断非常危险。但恶行确实像窗外的雨点愈下愈大。是恶行太强悍，还是警察太无能，活着换句话说，警察和恶行是共生共荣的关系才导致恶行的强势？坊间有“警匪一家”之说，我以为那是在说西西里或是英人制下的香港。我不曾想中国大陆也会有，就像祥林嫂不曾想在不下雪的时候也会有野兽吃人一样。我不相信，因为我们的警察是为了保护我们而存在的。我从小就“被习惯”叫“警察叔叔”，我现在的年龄已是绝大多数警察的叔叔了，可我一看到警察还是“狗改不了吃屎的本性”地把“叔叔”也一并叫出。我不相信我“叔叔”会作恶。我拒绝听敌台，也几乎不认识中国警察。为了求证——当然是证伪——警察是恶行的添砖加瓦者，我严正抛弃谷歌而选择伟光正的“百毒”。

搜索的结果把我给吓坏了。警察做一切能做的坏事。这句话表述不准确，应该是“有些警察做一切能做的坏事”。但问题是：我如何能分辨谁是好警察谁是坏警察？

我本来想列举一些坏警察作为我文章立论的佐证。前思后想，放弃。我怕坏警察，我怕伪装成好警察的坏警察，我怕想变坏（变坏是一种队伍认同，也是一种投资回报）的年轻警察，我也怕好警察（尼姑的头岂是阿Q能摸的？）……

“企图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刘晓波“荣膺”了，虽然地球人都知道就凭他，连他所在的居委会他都颠覆不了。我楼下的一个非法钢门窗加工作坊的切割机声都快要把我逼成杨某人了，可我依旧无法“颠覆”它。警察是国家机器，对警察的“指手划脚”就是一种“企图颠覆”，似乎是成立的。为了让刘晓波继续孤立，我决定闭嘴——对警察。



如果恶行像下雨般出现，我们需要的是扼制与惩治而不是维持与稳定。“今天强制性的稳定必然导致明天的不稳定。”（捷克哲学家厄拉兹姆•克拉克语）“稳定压倒一切”是昏话！稳定总是最先被稳定者压倒。



如果恶行像下雨般出现，那一定是权力和恐惧相媾而产生的狂暴所致。无权者对权力的渴望乃出于对生活的恐惧。一旦获取了权力，后来者将以最快的速度攫取，通常他将比他是前任更加残暴和贪婪，所谓“饿狼理论”是也。巧取豪夺是为了觊觎更高的位置累积资本。他们不太快活，这和他们被自身的恐惧所驱赶有关。所以他们包二奶、买处女、做裸官。极权的捉放曹游戏使他们皇皇不可终日，其实这正是极权把他们把玩在股掌的秘笈。惟有如此，他们才有可能成为权力的最可靠的同盟之一。不，不是他们，是他们的恐惧。



如果恶行像下雨般出现，伟人也一定是像下雨般出现。毋庸置疑的社论、永远正确的数字排比、万马齐鹿的媒体...，皆源于“伟人这种难以管教的公民”。（福斯特语）福斯特还说：“我不信仰伟人。他们在自己的周围造出清一色的沙漠旷野，有时甚至是血泊。”



如果恶行像下雨般出现，那一定不是道德出了问题，而是“道德”本身导致信奉者精神瘫痪。把“道德”绑在民众身上，一旦有任何冒犯和侵害绑架者——他们是从“道德”中获取利益最大化的既得集团——的行为，民众身上的“道德”就会被引爆。血肉横飞总是发生在乡野、集镇、贫民区等“江湖之远”，而居“庙堂之高”者则把民间的这种“被恐怖”爆炸当成庆祝“米寿”的欢庆锣鼓。举杯换盏之余，“秋雨兆山”。



如果恶行像下雨般出现，善良而懦弱的人们啊，不要抱什么“恶有恶报”诸如此类的幻想。“最坏的一些政府延续了最长的时间：如古希腊的斯巴达、意大利的威尼斯。”（摘自《自由又权力》阿克顿著）就像我前面论述的“权力欲恐惧”的关系一样，暴君与暴民也是一种共生共荣的关系。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吃人史——人们自欺欺人地美其名曰为“文明史”，长，长的可怕。最糟糕的是：还将继续长下去、吃下去……



如果恶行像下雨般出现，那是因为人类必须坚守的不可或缺的堡垒：良知已然成墟。

良知原本是个磐石，之所以在中国成了“豆腐渣”，其根源在于中国人是这个世界上少有的没有宗教感的民族。孔子“修行践仁”、孟子“反身而诚”、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末民初的“国之不国，人何以堪”、乃至今日的“没有﹟﹩﹠，就没有# $ &”。上至天文地理，下至鸡毛蒜皮。我们不差文，不差武、什么都不缺，独独缺失了一撇一捺的“人”！I。INDIVIDUAL。我这样说并不严谨。中国历来不缺乏英文中的顶天立地的“I”——我。只是这个人是龙种。最近的一个就把八亿人民像猴一样耍着。“我就是秃子打伞，无法无天！”迄今依然横亘在天安门广场的陈尸曾这样说。在他一“人”的命令下，八亿“猴子”与天斗、与地斗、互相斗，其乐无穷。数十年如一日，生生不息，战斗不止。

我有时真的怀疑中国人到底有没有良知过。连号称是宗教的儒、道、释三教同源起来像孩子过家家，和权力同流合污起来没有一丝愧疚。大雄宝殿成了生财还愿、求子得福的心理按摩所；道场刀光剑影，“鬼打墙”、“道降魔”，一派“人鬼情未了”的热闹；大成殿适时上演文人与权力的床笫之恋……

惟一的一块净地——西藏正日趋老去、面容有些憔悴、眼角有些肮脏……这块唯一可以体味宗教意蕴的圣地正在被污秽、被霸占……

重扼之下的藏传佛教，如年老的、满脸皱褶的老喇嘛艰难地走在由康村至哲蚌寺的路上。

我不忍回去，我的西藏。我怕我的眼睑被再一次的划伤...

“责任只能被虔诚的天赋所守护，而虔诚在没有宗教的情况下是不存在的。

没有任何国家在缺乏宗教的状态下能是自由的，宗教产生并增强人们的责任意识。如果人们不是被责任所守护，他们必定是被担惊受怕所包围。他们越是担惊受怕，他们就越不自由。责任感越强，自由度就越大。”

（摘自《自由又权力》阿克顿著）



当欧洲人在自省奥斯维辛时，并没能阻止“古拉格群岛”。后来普京招安了索尔仁尼琴，但我们依然在广场撒野。一条由奥斯维辛——古拉格——五.七干校——广场的道依然通畅，还在修下去，刘晓波仍在“工地”，还在收人，指不定就是我、你、他、以及们。

恶行，像下雨般出现，成洪水，冲走了“如果”。

“当首次报道我们的朋友徐徐遭到屠杀，发出了一声惊愕的呼喊。那时已有百人遭砍。但当被杀者成千，屠杀并没终结，这时沉默就四处蔓延。

如果恶行像下雨般出现，就不再有人把‘住手’呼喊。

如果恶行成堆，人们就难以看见。如果痛苦无法忍受，人们就听不到呼喊。

呼喊也像夏天一般。”——布莱希特《如果恶行像下雨般出现》



——谨以此文献给王荔蕻女士

2009-7-3



（2009.7.5 写于路上。发于今。）

偏执、正义、与行善的心

连我都觉得自己有点偏执了。
想起5月28日那天，我从湖北大厦被带到大钟寺派出所后头痛欲裂，不知是什么原因？阿尔提醒说，是因为我们前一天为了接朱承志，在朝阳门派出所呆到凌晨近两点；第二天早上赶到湖北大厦又马上和警察发生冲突，气血上涌造成的。
实际上那天从大钟寺派出所出来后，我和阿尔又直接驱车到了朝阳门派出所，还是为了去接朱承志。又呆到晚上1点多，被告知，拘留10天。
朱承志是湖南人，在云南和朋友一起办了一个矿场，应该也算是企业家了吧。
大概是4月份，到流民公房送书时第一次见到朱承志。是一位老先生，好像有60多岁了吧。瘦瘦的，留着现在已经不多见的山羊胡子，总是笑眯眯的；穿个对襟的外衣，脖子上挂着个照相机，特征比较明显。老虎庙介绍说，现在流民公房这边有好多事都是朱先生在帮助打理的。
我自从去年11月份开始参加流民救助的活动以来，并不是每周都去流民公房。最让我挂心的是我的贵州小老乡张先平，他的残疾的双腿，要治好得好几万元钱。老虎庙说，钱并不是那么好凑的。现在网民捐献的钱刚刚够给流民租房子、交水电费的，还有一点给他们办其他杂事的。给小张治腿得另外想办法。很让人发愁。
上个月，老虎庙说老朱朱承志答应捐出一万元。我想他自己的矿山不是被别人给占了吗？还有钱吗？不想，真的老朱就捐了一万元，打到小张新开的储蓄卡上了。是第一笔捐款。让人有点感动。
老朱跟我说过他的案子，但我不是学的法律，所以到最后也没太搞清他的案子是怎么回事。好像是对方花了大钱，把判决书给改了。他说有朋友在中纪委有关系，答应会主持一下公正的，所以在北京等一段。
5月27日下午，接到老朱一个电话，说在朝阳门派出所做客，说得我一头雾水，不知什么意思。晚上回来问了几个人一下，说因为照相没站对地方，被朝阳门派出所抓了。当时觉得真是哭笑不得：派出所真够累的，照相还抓人；老朱也是，都什么时候了，还不忘幽一小默。赶到朝阳门派出所，说我是老朱的远房亲戚，希望能把人领回去。还以为是以前到派出所领我们村的孩子，因为没带暂住证，被收容，只要有北京市户口的市民，到得及时，就能把人领出来。结果等来等去，只等到一句生硬的话：你们回去吧，明天再说吧。我们有权留置24小时。
第二天从大钟寺派出所出来又奔朝阳门派出所，又没领出来。这时才觉得有点不对劲了。
后来我自己也失去行动自由，只好任老朱在看守所“做客”了。
算了算日子，十天到了，阿尔他们在6号去东城看守所接老朱，等了几个小时，却接到老朱的手机发来的信息：“刑拘”、“继续羁押”。
昨天，老朱的大女儿从深圳赶过来，我陪她一起到了位于昌平七里渠的东城看守所，问她父亲的情况。预审的警官说，老朱很好，没事。让她先回去。案情不会告诉的。我们说如果律师来可以吗？说，也得看情况，正在侦查阶段，也可能让见嫌疑人，也可能不让见。
老朱的女儿哭了，不知她的父亲到底有多严重？我不知怎么安慰这个女孩，只觉得我很无力，很无奈；还因自己是北京人竟有了一丝羞耻的感觉。。
老朱的女儿说，她托朋友打听，说情况很严重。我也打听了一下，好像是一个叫佩洛西的，照艾未未的说法是“人权老娘们”，到国务院新闻办公干，不知怎么访民们知道了，在那里表示欢迎，这位老朱同志就在旁边照相，结果闹腾的走了，看热闹的被抓了，偏偏这位看热闹的还是个没眼色喜欢跟人开玩笑，不服软的主，同志们就准备把这个刺儿头定成“策划人”之一。
我能想象到老朱同志那个拽拽的样子，这个样子肯定是不讨人喜欢的。可是如果就因为老朱同志长得不够漂亮，又因为恰巧没有逮到带头的（如果真的有的话），就让这个六十多岁的老家伙顶缸，是不是也不太合适呢？
这位老先生虽然并不怎么讨人喜欢，可是却不是那种为非作歹的家伙。他在北京最大的的“罪行”不过就是帮助老虎庙先生处理一下流民公房的琐事，并且从自己的并不鼓胀的腰包里掏出一万元捐助给素不相识的流民张先平！
这位老先生虽然话有点多，有点啰嗦，却没有一个脏字。
虽然可能有人因为要交差，试图把他定为主谋；虽然有人因为希望当局再犯一个愚蠢的错误，也等着把他定为主谋；虽然老先生岌岌可危，我还是希望发生奇迹，希望警察队伍里也有聪明并且主持正义的，希望聪明的警官能把事情调查清楚，还老先生一个清白，还老先生以自由身。
我的希望是不是有点偏执？
虽然朋友们都说我以“五十高龄”跑来跑去，真够“孙东东的”；虽然真的很累，我还是决定，就这样偏执下去。直到正义得到伸张，或是我倒下。
真的，如果正义之神不能昂首挺胸。行尸走肉的生活又有什么味道！——这句话是诗人阿尔说的，我同意。

我试过了

你说，要好好保养自己，我试过了；你说，写点有文学意味的东西，我试过了；你说，能忘记的东西就忘掉吧，我试过了；我真的试过了！可是，不行。

我很想听话，我可以不相信任何人，但我不能不相信你。我知道你是真的为我好。我们几十年至纯的友情，我知道。

可我能怎么样呢？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太太，一个一无所长的家伙，我并没有想怎么样，我想悠哉游哉地生活，我想早上醒来伸个懒腰，然后慢慢想怎么消磨这一天。可是，就是因为听说天安门每年有冻死的流民，头皮一麻，就跌进救助的“陷阱”，就认识了一系列的不幸……怎么办呢？让我装作没看见吗？

我多想没有心一热，去参加救助流民的活动；我多想不知道王静梅被精神病的经历；我多想没有看到姚晶的伤痕和她悲惨的故事；我多想邓玉娇的事情根本不曾发生过！

我多想我从小居住的首都北京没有黑监狱！我多想“我们的祖国像花园”！我多想……

可是，我看到的，我们的祖国不象花园。也许有花，但是不属于我们——我，流民，张先平，王静梅，姚晶，邓玉娇……还有许许多多的人，那些被躲猫猫的、被猝死的、被刮痧痧的、被如厕厕的、被噩梦梦的……

那些地震中被豆腐渣的孩子、那些在失去亲人后又被禁声的家长、那些被流离失所的……

特别是当有一个偏执的胖子艾未未，把那五千多个孩子的名字，一个、一个、一个……，都贴在天地之间的时候，那一个一个的名字，就像重锤，敲在我的心上，我怎么能忘！

现在，为了这些名字，这个艾未未又赤裸裸地一个人站在庞大的国家机器面前！

……

不知为什么自从我看到所有这一切，我就那么容易泪流满面，我怎么能心情愉快？我想摆脱这种状态，但我不能，我不能无动于衷。

我想，但我不能。

王静梅依然是那个样子、姚晶依然在病床上、张先平的住院费还没有着落、可怜的邓玉娇还在扑朔迷离中挣扎……

有良知而又大声说出真话的人们，门口都停着警车……




是的，这一切可以说都“不关我事”，可是我怎么能转过头去？

我不知怎么了，每当想起，就会泪流满面。

还记得《约翰·克里斯多夫》吗？那本“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的书？也许现在再谈克里斯多夫有点老土、有点傻？可是还记得我们当初看它的时候那种令心灵窒息的颤抖吗？还记得罗曼·罗兰说的那段话吗：“万山丛中的暴雨之夜，在火光与闪电照耀的穹窟下，在狂风与惊雷野蛮的轰鸣声中，我想到一切已经死亡的人，和一切将要死亡的人，想到被太空包围着的整个地球，它在死神的怀中旋转，而它不久也将死亡。对于最后不免一死的一切，我呈现我这本速朽的书。这本书的声音在设法对人们说：‘兄弟们，让我们彼此靠拢吧，让我们忘却使我们分离的一切，让我们仅仅想起使我们集合在一起的共同苦难。没有敌人，没有恶人，只有受苦受难的人。唯一的可以经久的幸福，在于我们互相了解，为了互相友爱：智慧、友爱，这是照明我们的黑夜的唯一光亮……’”克里斯多夫这种对人对人类的悲悯，不是使我们在那样的年代也在心中充满了爱的阳光吗？不是使我们在那样荒诞的年代也没有迷失自己吗？

也许，现在的社会，人们已经把克里斯多夫当成笑柄，有人看到这一段会笑翻了的，而我仍旧不能忘怀。

也许，“爱”，本身已经成了幼稚、偏执、可笑的代名词，可我还是无法舍弃、无法忘怀。

是的，我很傻，面对别人的苦难，我无法转过身去。

真的，我真的试过了。我想，但我不能。

也许是真的老了，最近常常想起少年事，矫情得很，明明喜欢的作家、书籍，却把脸绷住，假装说一般吧。惹得朋友急赤白脸抬起杠来；然后回过身抱着书如痴如狂，激动得浑身发抖。

那些文字并不一般，它们已经刻入灵魂深处：

“每一个人都有一定的理想，这种理想决定着他的努力和判断的方向。就在这个意义上，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这种伦理基础，我叫它猪栏的理想。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爱因斯坦

如果要为此而受苦的话，我准备好了。

或者说，我也准备好了。

为冯翔点一支蜡烛

知青的江湖，江湖中的知青

知青的江湖，江湖中的知青



1975年，我终于离开了早就想离开的家，来到了广阔天地，见识了陕北广袤的黄土高原，见识了淳朴善良的陕北人民。原来只是在图画中见到的景象呼啦啦铺排在眼前，不但有壮阔和悲凉，还有狰狞和残忍；原来只是在歌中听到的热烈场景被亲亲热热地感受到，不但有亲切和温暖，也有许多无奈。

是啊，生活并不是图画和传说，谎言的毒雾在真实的太阳照耀下散开，锣鼓喧天中昭示的“真理”露出了欺骗的本质；课堂上被冠冕堂皇宣讲的辞藻竟然被陕北老农一句“宣谎”揭露出了肮脏的底色，原来生活并不是如我们听到的那个样子的：

延安，这块“革命圣地”，淳朴善良而又充满智慧的陕北老乡们在调侃中说，这实际上是“革命剩地”——“革命剩哈的地方”。她就象被抽干了骨髓的奄奄一息的老娘亲，没有了如瀑布般的长发：森林；没有了顾盼生情的毛眼眼；没有了青春丰腴的机体，只剩下象被拔光了毛的鸡一样的光秃秃的褐黄色的裸体横陈在天地间。他的子孙们还在她的褶皱中忙碌着，竭力地吸食她所剩无多的汁液。

生活就是这样从老乡的饭碗里，从老乡褴褛的衣衫、从老乡无奈的玩笑中，从生活在最底层的老知青的牢骚中，……显露出它的残酷的。



而当生活充分显露出它狰狞的一面的时候，我们发现，在浊浪翻滚、险象丛生的江湖中还有一种力量，抵抗着严寒，在最弱势的群体中间传递着让人能够生存下去的温暖。而那时感受到的每一点温馨就会被刻骨铭心地记住。

这其中有那些最基层的村、乡干部和淳朴善良的陕北老乡在尽可能的情况下给予我们宝贵呵护。还有一些，来自那些也属弱势群体的老知青。

在我记忆的深处，在当时留在陕北的老知青们中间，有一些不成文的法则，有一些无须语言的默契，让我们在彻天彻地的寒冷中，在没有法律、没有道德规范、几乎没有最基本的人性约束的丛林中，感到了些许温暖和安全。



回家的路



经过了真真实实“战天斗地”的洗礼，原来要急急逃离的家，忽然变成了一个美丽而遥远的童话。尤其到春节，越临近年关，留在村里不回家就越变成了一个非常荒唐的想法。而这时，就有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干了一年，除了分粮食，还剩下10元钱。当初信誓旦旦要改天换地的勇士，连春节回家的车票都攒不够，怎么办？不能老是跟家里要钱啊，那太丢份了。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要从陕北回家，得先从县里坐长途车到铜川，再从铜川或坐火车到西安或再倒长途到西安，到了西安才算是到了回家的起始点了呢。

我们很快就从老知青那里学会了蹭车。70年代中期，已经有很多老知青被招到延安汽车运输公司，我们想回家的时候就到县城去，让县里的老知青帮我们打听有没有顺车；有时候想走得急，就自己到县运输公司的停车场去转，一听到是北京口音，就上去搭话，两边京片子一对上口，莫嘛搭，就算搞定了。到了铜川，再找运输公司的停车场，再转，听到京片子就搭话，一般是没问题的。

有一次，我落了单，到了铜川买不上火车票，不知该怎么办了。以前和组里的同学一起走，都是他们去联系车，我在组里基本属于“没嘴的葫芦”，“外交事务”都不用我出头的，这时只好自己找车了。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停车场，看着停车场里的一辆辆装满货物、蒙着帆布的解放卡车，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太阳青青白白地挂在那，一点也感觉不到温度，只有风刮得一阵比一阵紧，卷起地上的雪渣，毫不留情地打在脸上，生疼。我仿佛都能听到骨头缝里发出的冰碴相挫的声音，感到冻得已经快灵魂出窍了。

可是停车场里人都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在外面修车的两个人一看就不是北京学生。我心里不免害急起来，难道今天走不了了？那可糟糕了，没有住店的钱啊，兜里只有够买一张火车票的钱，要是走不了就只能在火车站候车室猫一夜了。可是那时的铜川火车站候车室，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地方，我曾经在那里丢了或说是被抢了最后的5块钱。心想无论如何不能再在那过夜了。

这时候，从一排排车辆的深处，摇摇晃晃出来一个人，穿着个不知是什么颜色的皮大衣，大衣扣没系，羊毛往外翻着，头上的帽子歪扣着，帽翅一个耷拉下来，一个支楞着，被风刮得不停忽闪。手里提着个水壶，看着那“满不吝”的做派还真有点象“那一类的”北京学生。

那时候回到北京作报告的先进知青都是我们崇拜的偶像，到陕北以后，我们知道，除了他们，还有一部分“比较落后”的知青，他们的形象在当时是属于比较“颓废”的吧，好像牢骚满腹的那种。但对真实的他们了解得还很少。

我直瞪瞪地看着他走过来，经过我身边的时候，他好像扫都没扫我一眼，就那样漫不经心、摇摇晃晃地走过去了。这肯定是北京学生！一看他象“我们院大孩儿”的那种好像对什么都满不在乎的“狂”样，我一分的把握变成了九分。可是看着他那不动声色的面孔，我又不知怎样搭讪，犹豫着悄悄跟在后面。来到一辆估计是他的车跟前，他停住了，车前站着两个陕北人，一男一女，女的还抱着个孩子。男的点头哈腰地递上根烟，在说着什么，我一想完了，这两个人一搭车，就没我什么事了。果然，那疑似北京学生的人手一抬，那陕北男人马上把地上的行李往车顶上放。这家伙回过头来瞟了我一眼，还没说话，我只好硬着头皮，话也直撅撅地：

“你走西安吗？”

“是啊，咋？”（果然是知青）

“我想搭车。”

“早不说，没看见吗，满了。”

“我，……是老乡嘛。”（有点赖皮了）

“老乡咋了，这是我们头儿的亲戚，昨天就说好了。你想让我砸饭碗啊？”

“……”

“你再去别地儿看看，”转过头去，油了吧唧地念叨：“饭碗是不能丢啊”

我在心里暗暗嘟囔，“真不仗义，饭碗算什么啊。”（其实这时候我已经初步知道了饭碗的重要性了。其实话是应该这样说的:仗义算什么啊，饭碗才是重要的呢！）

但还能上哪去看呢，就这么大地方，我已经转了几圈了。不知是要走的车都走了，还是今天决定都不走了，好死气沉沉的停车场啊，除了风就是地上被风卷起的雪霰，还有那个“没情没义”的“老插”，一切都让我从心里往外发冷。

无奈地在停车场又转了一圈，还是回到这辆破车跟前，站在那，呆呆地看着，不知该怎么办。

车已经发动了，我看见那个老知青和那个老乡还站在车前在说着什么，那老乡还朝我看着，难道与我有关？我凑前去，

“你一个老爷们儿怕什么？那是我妹。”

“啥妹子啊，明明刚刚才认识的嘛”

“刚刚认识的也是我妹，你想让我爹打断我的腿啊？你没看那傻女子恓惶得吗？”

“嘿嘿，俄也恓惶哩嘛。”

“你丫恓惶个啥，你两个小时马上到家了，那傻丫头片子恓惶得到了西安离家还有好几千里地呢。”

回过头来看到我，朝司机楼子指了一下，好像不耐烦似的说，上去。我一句话也不敢说，慌慌爬上驾驶室，悄悄坐在抱孩子的陕北婆姨旁边。

他们又在外面鼓捣了一阵，老知青司机把自己的皮大衣也脱下来扔了上去，才坐到驾驶位置上。

车终于开动了，我坐在陕北婆姨旁边，连谢谢也不敢说。车在沉默中行驶了一阵，老知青司机才对那个婆姨说，“没事，上头我给弄得好着哩。”

“没事，受苦人嘛，一哈哈就到家哩么。这北京碎（小）女子可不行，一哈（下）就冻坏哩。”

驾驶室里比外面暖和多了，我慢慢感觉着鼻头、手脚的知觉的恢复，感觉着全身从麻凉麻凉的木僵状态到热麻热麻，到有点晕眩的暖意袭遍全身的惬意。

一阵剧烈的颠簸把我从迷迷糊糊中唤醒，不知睡了多久。因为昨天还在农田基建工地上拼命完成每天十方土的任务，今天从早上出发，到上了这辆车才算彻底放松，所以不睡着才是不可能的哩。

也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那两个陕北老乡下车了。

“你哪个学校的？”这才算开聊了。

“石油附的”

“看你一满小嘛，跟哥哥姐姐一起来的？”——满嘴的京片子腔，满口的陕北词儿，来到陕北后我们也早领教了，这也是留下的这帮老知青的一大语言特色呢。

“哦”不想解释为什么75年还哭着喊着要到陕北来，就简单地应了一声。

“咋你一个？”

“哦”

“你女子娃娃出门要相跟上大人嘛”嗬嗬，他倒充起大人了。

“丫头，你还小哩，要想法子办回去，想办法念点书呢。”

“哦”，怎么说话象我爸似的。

“车豁子、店、脚、牙，没罪都该杀。我们这伙子是完蛋喽。”

“啥意思？”

“老话，开车的、以前是赶车的，开店的、脚夫、掮客，——社会最底层的，什么事都敢干，所以说，没罪都该杀。”

不知该说什么，只好听着。

“想当年，看不出来吧，咱也是尖子学生呐，我从小的理想是当科学家的，哼哼，你看现在！就是一个臭车豁子。”

“……”

“我妹妹还在村里呢”

“……”

虽然搭人家的车就有义务跟人家聊天或听人家聊天的，可是我实在是太困了，一开始还强睁着困倦的双眼，在暖暖和和的驾驶楼子里，在车子的大颠小簸中听着他的絮叨，不知何时就又一次进入梦乡……

车停了，我也醒了。

“到了。”

睡得懵懵懂懂的，我揉揉眼睛，赶紧下车。他也下了车，朝车底下看了看，踢了踢轮胎，又上了司机楼子。

我看着他，还有点没醒过来似的，不知说什么好。

“丫头，长点心眼儿。以后出门别睡那么死，操心让人把你卖了。”

“……”

车开走了。这时我才想起来，我始终没有跟他说一声谢谢！

当然了，他根本也没准备听我说那一声谢谢。都是知青，这是应该的，他连这句客气话都懒得说。



当年我们在回家和返回陕北的路上不知搭了多少便车，并没有觉得什么。三十多年过去了，不知为什么，最近想起来，心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在当年的知青中间传递的相互关爱的默契，对弱小的看似“不经意”的呵护，其实闪现的是一种多么可贵的人性光辉啊。

在那个年代，“知青”，是被强大的力量挤压，被抛到社会最底层、最边缘的一个群体，就像被抛进险象环生的丛林，完全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的原始人类；而这些在险恶的丛林中警觉地维持着生存平衡的弱小们，一旦遇到更加弱小的同类，他们仍然会挺身而出，瞬间为我们支撑起一把爱与善的巨伞，遮风挡雨。

这就是我们知青的江湖。

在那个灰暗的年代，在那个瞬息万变、浊浪滔天，父母、亲人都不能给至爱以保护的时代，知青自己的江湖法则就是：相互关爱，大呵小，强护弱。

这就是江湖中的知青——仗义相助、潇洒帮扶。



2009年1月，为了纪念北京知青赴延安插队40周年，延安市政府来北京举办活动。这些当年或欢快、或悲戚的少男少女，而今大多已是两鬓斑白、带着满脸的沧桑甚至蹒跚步履的老者，又聚集一堂。看着这些曾经潇洒、美丽、朝气勃发的“知识青年”们，看着这些曾经拥有那么鲜活的爱、恨、努力、挣扎、欢笑和眼泪的一代人的相聚，心中不免万千感慨：我已经认不出曾经搭过谁的顺车，认不出究竟谁曾经“冷冰冰地”、“不经意间”呵护过我、我们了。

这个曾经给予我宝贵呵护，而现在又“无可奈何人老去” 的群体，我该怎样面对呢：曾经的“滴水之恩”，我又拿什么来“涌泉相报”呢？我的曾经的“知青”哥哥姐姐？

或许只有用我的笔，记下你们的美丽瞬间？你们顽强挣扎的步伐？你们被剥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曾经？

知青江湖不再，知青情结犹存。

或许，在一片“青春无悔”的劝慰、喧闹、呵斥声中，我只能保持沉默？

记忆碎片之：珍珍

谨以此文纪念我的知青生涯和曾经以他（她）们的善良呵护我们并给我们“再教育”的人民



珍 珍

我们这伙 “傻青”们，心中充满了“革命”的理想，干起活来也很拼命，可就是搞不定烧柴火的灶。蒸出的窝头中间总是夹杂着生玉米糊。所以村里的任支书派了一个婆姨来给我们做饭。

她叫珍珍。村里人还有叫她狗子婆姨的。她男人叫狗子。

珍珍的眉毛淡淡的。眼睛不大，细长的，眼泡稍微有点鼓，平时总是很温和的善善的有点无辜地望着人，而且往往只是一瞥，然后就很快地低下头去了。

在陕北呆了一段我才发现，陕北人的皮肤其实是很白的。虽然因为生活条件、黄土高原的烈日灼烤，人人脸上都带着“高原红”，尤其是长年在地里劳作的农民，看上去黑黑的。但那其实是太阳色，黑里透着红，且闪着健康的光泽。后来我跟女子们在背人的河湾里洗澡的时候，发现她们藏在衣服里的皮肤都白得耀眼呢。

而珍珍呢，肤色却有点发暗，黑里透着黃，闷闷不乐的颜色。

我不知道队里为什么派这么个婆姨来给我们做饭。她与那些咭咭呱呱的婆姨，嘻嘻哈哈的女子都不太一样。既不精明干练，也不快乐。全身上下的气氛都灰不塌塌的。日子已经够无趣的了，还要天天看着这个木讷的婆姨在灶房里晃悠，频添一份忧愁似的。

我们村是很有些漂亮快乐的婆姨女子的。人说“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其实我们宜川的婆姨女子也是非常好看的哟。比如我们村里的莲枝、桂花、水莲、桂香。还有一次我出民工，去修路。在工地上看到一个女子，是山里来的。老天爷，真的是惊为天人。白里透红的脸颊，好象一碰到就会出水似的。长长的睫毛，有半寸长吧往上翘着，真正的毛眼眼！我一个女人看了都晕，估计男人一定会倒下一大片的。怨不得刚来没多久，我们组的男生就说，如果给这里的女子稍事打扮，美女的比例肯定比北京大街上的多得多。我相信。

我喜欢陕北的女子。她们快乐，健康。象所有的女孩子一样，一天到晚叽叽喳喳地说笑着，好象有说不完的高兴事似的。我喜欢美丽快乐的陕北女子，她们一到哪，立刻一切都褪色。就连那些经常在地里说些荤笑话追逐打闹的婆姨汉们，一见到女子来了，立刻有人喊一声“女子们来了啊”。所有的不文明言语举动立刻停止。让位给女子们不谙世事的，如阳光一般透明的笑声。

贾宝玉说，女儿是水做的，真的没说错呢。不管是豪门深宅还是柴门小户，未出嫁的女子都是公主，就像是天在娇宠着她们，女儿家天然有一份高贵。一旦出嫁，马上变成奴隶。男人的奴隶，婆婆的奴隶，儿女的奴隶，生活重担的奴隶，日子的奴隶。这是中国女人的悲哀，尤其是农村妇女的悲哀。这悲哀已经延续几千年了。

但我们村的这些婆姨们，黄土高原的这些顽强的婆姨们，白天跟男人一起下田，回到家里男人休息，女人推磨、担水、做饭、喂猪、喂鸡、奶娃、纳鞋底……象被鞭子抽个不停的陀螺，飞快地转着，生命力却依然顽强，好象并不因做了奴隶而颓丧，在重重重担的压迫之下，仿佛总能找到各自不同的快乐。

只有珍珍不同。

我从没见过珍珍高声说话过，更没有高声笑过。她话很少，总是默默地做事，带一点惶恐的样子。与人走对面，总是她先避让。快快地闪在一旁，低下头，带点羞涩的笑意。生产队开会时，她只顾着低头纳鞋底，听到别人说到好笑的事，也只是抿着嘴角无声地笑笑。并不抬头。

珍珍做饭谈不上好吃，做熟而已。自然比我们做的夹生窝头好吃些了。话说回来，天天90%的玉米面、10%的豆面、荞面、高梁面，能做出什么好吃的呢。黑得象沥青的棉花油，烧起来冒浓烟象着火了似的。不烧得冒大烟又说有毒呢。不吃吧，肚子里实在没油水，寡得不行。哪管得了那么多呢。再说就这还是老支书特别优待我们知青的呢。普通社员想吃还没有哩。就是这么些材料，再高明的饲养员又能做出什么好吃食呢？没错，就是饲养员。不是笔误，是我们的一种无奈的玩笑。

看着珍珍默默忙碌的身影，我曾想让任支书给我们换个做饭婆姨。但是说什么理由呢？说她不快乐？终于忍下了。

有一天下白雨，弟兄们都 “睡雨觉”去了，江在猪场，青青不知去谁家打针去了。珍珍在灶口烧火，我坐在窑洞门口的小凳上，呆呆望着把天和地连成一片的白花花的雨幕，听着单调又生动的恣意展示野性的雨声，有一搭没一搭地跟珍珍聊着。不知怎么突然冒失地问了一句，怎么看你老不快乐呢？珍珍一下顿住了，往灶口添柴的手也停在半空中，两行泪顺着脸颊慢慢地流下来。和着淅淅沥沥的雨声，珍珍慢慢讲着她的故事，我的心仿佛也被淋湿了。

珍珍的娘家在十里地外的秋林镇。她是抱养的。在养父母家长大。养父母人很善良，因为不生养，抱养了她和一个弟弟。虽说是在农村，但养父母却一直把她和弟弟奉为掌上明珠。家里生活条件从当地农村来说又算是好的，所以她和弟弟从小都没受过委屈。十八岁那年她嫁到了我们村。哪想到一到婆家，像从天堂掉到了地狱。

不知为什么，婆婆永远看她不顺眼。坐着不顺眼，站着不顺眼，干活不顺眼，走路也不顺眼。晚上不让狗子跟她睡一炕，白天不让狗子跟她好好说话。

珍珍的男人狗子很懒，整天衣服穿得干干净净的，鸡屎绿假军便上衣，蓝裤子，裤缝笔直，一双白边懒汉鞋总是黑灯芯绒鞋面黑黑的，白鞋边白白的，哪像个下苦人！在城里，干净是文明的标志，但在农村，一个农民把自己打扮得流光水滑的，肯定就是个二流子。就没准备下苦的。

狗子在村里碰到珍珍，理也不理，甚至见到珍珍身后拖着的他的女子春红，也不理，说“谁知道是谁的？”，气得我们就想拿老撅拸他。狗子挺愿意跟知青套近乎的，但在灶房碰见珍珍却仍然摆出那个高高在上的鬼样子，一看到我们知青马上又换上一副热热的脸。真让人心生鄙夷。

珍珍的婆婆狗子妈我见过，黑胖黑胖的。虽然黑，但眉眼间还看得出来，年轻时还是有几分姿色的。只是说话时五官一起无规则的运动便显出几分妖娆和几分张狂来。狗子妈身体好，她那种身材在现在也是需要减肥的了。而七十年代！大家刚经过六十年代的困难时期，又迎来了伟大的文化大革命，真是饿得灵魂出窍的时候。绝大多数人都是“骨感”身材。而她，真不知是怎么保养的。身体好，底气足，陕北人讲话“高喉咙大嗓子”，骂起儿媳妇来全村都听得见。

有一天，我们知青在驻队干部李文浩那“谝闲传”，突然听见外面高喉咙大嗓子一阵哇啦，又一阵风掀起门帘。来了一个狗子妈。眼珠一转，扫了一圈，把我们几个扫在眼里又没看在眼里地，两只猪蹄把大腿一拍，脸盘上所有的设备都一起跳着大神儿，对着李干部就拉着哭腔诉起来：“哎呀，好俄那李干部哩，好俄那文浩哩嘛，那狗子婆姨骂我哩打我哩，说俄……”狗子妈这边厢屁还没放完，让李文浩一声断喝给生生地噎回去了：“放你娘的屁！说珍珍骂你哩打你哩，全村有人相信吗？世上有人相信吗？把你个老东西！你不要把人给（欺负）的太拶（za音。过意）哩！克其麻嚓（快快）给我往出滚！不要以为共产党不管你家务事，看哪天把你拉出去批斗一哈你就踏实哩！”

我们强憋着，憋得脸上的肌肉都在抖动着，一直等到狗子妈灰溜溜出去了，才一起捶胸顿足地大笑起来。太过瘾了！这个李文浩，就这么利落！干活不落人后，虽然是干部，农活的技术水平让老农民都翘大拇指。说话也利落，开会时三两句把话说清楚了就散会，从不车辘轳话来回说。今天可又开了眼了，没想到他骂人也这么痛快！

可是珍珍又惨了。虽然一连几天都听不见狗子妈的声音，可是一看到珍珍来做饭时那肿肿的眼泡，就知道她又受气了。果然，珍珍说，狗子妈一回到家就开始连拧带掐，一边动作还一边说，你不是抱上北京学生的粗腿了吗？你不是上了驻队干部的炕了吗？嗓门放低了，可手里却下了死劲。

村里人告诉我们，狗子妈原来是胡宗南一个团副的姨太太。胡撤退时，那团副不知是死求了还是忘求了，把这女人落在了这大山的屹崂里。那一年发大水，狗子妈被山水冲下来，正好狗子大在房顶上干活，顺手把她捞上来，救了一命。后来，因为她的“历史问题”也没人敢娶她，只有狗子大（爸）穷汉人，快四十了，没娶下婆姨，就和她结了婚。狗子大老实得啥似的，结了婚狗子妈也不回村住，就在县城开了个小卖部，而把老汉撵到离村十里外的一个废弃的小庄子住。


忘了是哪年了，狗子大没哈咧（死了）。这是我们第一次看陕北办白事。具体的细节早已忘记了，只有一个地方没忘：就是看狗子妈哭丧。狗子妈头上带着白孝帽，夭夭地拉着长声：“诶哟，俄那老汉咧……”正哭着哩，突然看到旁边一个孩子在捣蛋，不到一秒钟，把脸就摩挲下来，高喉咙大嗓子就骂上了：“我把你先人的脚后跟……”然后马上又不到一秒钟的时间就回过神，又接着“哭”上了。

我在旁边，看得几乎嘴都合不上了。
珍珍在这样一个女人手里过的是什么日子就可想而知了。





后来我们知青小组的几个人都上了学，离开了村子，可我还是惦记着珍珍。还记着那个下白雨的下午珍珍的眼泪。

我不断打听着她的消息。

从村里传出来的消息是她又生了两个娃，一个女娃，一个男娃。我虽然觉得她快累死了，但知道她生了男娃还是为她高兴，因为这样她在狗子家就有了地位了。

后来又听说狗子全家都搬到西安去了，村里只留下她种地，到打下粮食，珍珍就背到西安去。这珍珍简直真真正正是成了他们家的长工了。

再后来我回了北京，有了一个机会，我再三托人捎信，把珍珍叫到北京。象要跟谁谁赌气一样，我要改变珍珍的命运。

珍珍终于来了，我又见到了珍珍！我几乎不认识珍珍了！

不到五十岁的珍珍，背驼得象七十岁的老太太了。满嘴的牙也掉得没几个了。脸黑里透着黄，皮肤焦干焦干的。

这还是那个静悄悄文文静静的小婆姨珍珍吗？这还是那个总是露着羞涩的微笑的珍珍吗？这还是我时时刻刻在惦念的那个珍珍吗？

不是了。这是一个被恶毒的日子折磨成人干的，被卑鄙的命运捉弄得成了影子的游魂。我不知道人竟然能够被折磨成这个样子。我看着她几乎说不出话来。

唉，我的珍珍！



给珍珍安排的是一个类似看门的活。珍珍老是不适应，说“太颤活（舒服）了”。到发工资的时候，她又瞪大了眼睛说，一天停停儿坐在这，那么颤活，还发钱？怎么可以？不行。

珍珍在北京呆了几年，脸上慢慢好看了起来，腰也渐渐挺了起来。我领着她去镶了牙，她却老是觉得别扭，不想带。这几年应该是她人生最轻松的几年了吧。

然而，命运不知怎么老是和这个不幸的人过不去。珍珍脸发黄，到医院一查，是原发性的肝硬化！

为什么！为什么命运这么不公！

我想起来她常年的超负荷劳作，常年的营养极度缺乏，常年的慢性肠炎，想起在坐月子时甚至连盐都吃不上！

珍珍，你已经走了五年多了。你不过比我大三岁而已！

我还是没有扛过命运，我斗不过它。珍珍，我失去你了。我甚至在你弥留之际没有在你的身边！

珍珍，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写这些文字，我只是很想你，想念你羞涩而温暖的一笑，想你给我做的并不是最漂亮的鞋垫，想念跟你在一起时的踏实，就像左手和右手在一起一样。

也许我并不是想念你，我只是想念我内心曾经不带一点杂质的善良？我只是想念我左手和右手相握的温暖？

珍珍，你知道吗？我爱你！

《延安：被石油改变的城市》读后

《延安：被石油改变的城市》读后
2008-07-03 22:02:15




一篇好文章，很深刻。看得出来，作者还是很认真地做了些功课的。对延安现状的很多分析也很中肯。但是在通篇的严肃叙述和分析中却有一句以不严肃的引用做出的结论而成为文章的硬伤。

作者先在文章上篇介绍了延安的现状，过去，甚至历史传说。作者的结论是“延安是一个突然富裕起来，还没来得及彻底改换面貌的城市。”这个结论应该说还是比较客观，中肯的。而文章下篇由石油对延安的改变谈到对延安人的改变。说“石油这笔迟到的馈赠，对延安人形象的改变，并不仅仅是财富的多寡。”（对。）“有多少赌中了油井而一夜暴富的老板，就有多少仅从报纸上撕下一绺白边批个字就发财的大小官员。”（有这种现象。）但如果这还是说的少数人的话，那么“淳朴的延安普通人，在这场黑色金钱雨中经历的考验和反应，也完全可以看做是当年深圳、惠州当地村民一夜暴富后种种表现的翻版。”就把全体延安人都包括进去了。不知当年的深圳、惠州是怎样的？作者借“不少人因此说，”得出结论：“贫寒乍富的延安人到底是没文化没素质没教养，那些富起来的人，除了有钱之外一无所有。”“过去的淳朴，无非是假象。”

首先不知道黄先生所说的“不少人”有多少？是什么人？私下推断，可能只是黄先生周围的小圈子里的不少人吧。很遗憾。而且从这些人的话里听到了一点酸酸的味道。

如果只是酸酸的 也还罢了，可是实际上作者是借这句话给延安人的形象下了结论。而这结论是大大地伤了延安人了。不由我想起CNN主持人说的“中国人都是暴民，…… ”是不是有点相似呢？

延安确实是“贫寒乍富”。但是，“贫寒乍富”不是错，更不是延安人的错。这其中的种种辛酸也不提它了。而“贫寒乍富”后很多硬件软件没跟上可以说是现在中国的普遍现象，不独延安然吧。这正是我们延安人民乃至全体国民应该努力改变的，而不应该成为被耻笑和辱骂的理由。

在延安确实有些人是“没文化没素质没教养”，但不是所有延安人；也确实有些“富起来的人，除了有钱之外一无所有”，也不应包括所有富起来的人。否则我们还努力富民强国干嘛？穷着高尚着算了呗。象朝鲜那样？这又是一个大问题，在此不讨论了。

“不少人因此说，贫寒乍富的延安人到底是没文化没素质没教养，那些富起来的人，除了有钱之外一无所有。”如果说这句还可以说是出于嫉妒的偏颇的话，那么“过去的淳朴，无非是假象。”就简直可以说是有些恶毒的中伤了。

我是一个曾从北京到延安插队的知青，我在延安生活和学习了八年，一直把自己当作半个延安人。当年我们插队到延安的时候，延安的贫穷至今想起来仍然令人心酸。很多人是从电视剧上了解的陕北。《血色浪漫》取的虽然是榆林米脂的景，但陕北地区情况基本上差不多。这块孕育了中国革命的土地，在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二十多年后仍然一贫如洗。满目黄褐色的荒山秃岺，远远望见几棵消息树。作者在文章开头举的“拦羊娃”的黑色段子，在当时都应该是小康的“幸福生活”了。有很多娶不到媳妇甚至夭折的。所以当周恩来陪同范文同来延安了解到当时延安情况时就掉下了眼泪。说没想到延安人民现在过的日子还不如我们在延安的时候。延安人民用小米养育了中国革命，革命胜利了延安人民还在饿肚子！还不如驻扎着几万军队的抗日战争时期！

所以我们村有的老乡就说，什么革命圣地，是革命“剩地”！革命剩下的地方。

我所处的宜川县在当时是延安地区比较富裕的县了，但仍有很多人不够吃。其他象吴起、志丹等县就更别提了。按说陕北地广人稀，广种薄收粮食也应该不成问题。但因为要交公粮。而所交公粮的任务数额又是那么繁重！所以说延安的切肉施鹰的“肤施”是延续到七十年代末的。

而延安的人民仍然是那么淳朴，他们一边在叹着“毛泽东一次也不回来”“我们是革命剩下的地方”，却仍然在周恩来的吉普车陷到河里时，硬生生用肩膀把周恩来连人带车抬出泥淖，抬上河滩！

这一份淳朴！是假象吗？

我们村的老乡在那么穷困的条件下仍然尽力照顾远来的“北京娃”。我们村有川地，可以种麦子。除了交公粮，每年可以分到有时一斗有时十几斤麦子。很多人舍不得吃，都留到过年时吃。但也有打下麦子马上磨一点新麦做馍馍的。不管是谁家做下馍馍，都会来叫我们北京学生去他们家吃馍馍。想想看，每人才十几二十斤麦子，要吃一年的！那份淳朴，那份真情，至今点点在心，不敢或忘。

我们村的老支书，为人刚正不阿，从未利用手中权力为自己谋求过一点利。有了招工指标比知青还高兴,“赶快让娃走”。我今年有机会回村看了看，老支书已经走了，他的老伴和儿子仍然住在半山上那孔破窑洞里。

这一份正直，是没素质吗？

我们村里有很多老人没念过书。但是在地里干活的时候，一有女子（泛指所有没结婚的女孩子）在，队长或老年人就会高声说一句：有女子在啊，悄悄的！所有人都不会开不适当的玩笑。所以我常说，陕北农民是没念过书可是有文化。东北人讲话：讲究！

这不是文化？不是教养吗？什么是有文化有教养呢？

近十几年常有村里年轻人到北京打工，就有因为忘带暂住证而被带到派出所，捎出话让去保人的。往往看着被保出来的孩子一边感激、歉疚地笑着，一边检讨说忘带了忘带了，我就想起在延安时老乡是怎样对待我们的，想起那些珍贵的新麦馍馍，想起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老乡的点点关怀，想起当年延安人民的淳朴善良和现在北京人的势利鸡贼。

我很佩服作者敏锐的眼光，严谨的思维，老到的文笔。但是以我半个“没文化没素质没教养”的延安人的小肚鸡肠向您进一言：作为一位资深的新闻工作者，一位有智慧的知识分子，是不是还应该多一些对人--普通民众的深切关怀呢？对那些一睁眼就欠人240块钱的出租车司机、对因为物价飞涨而吃不起肉的普通市民，对农村那仍然在地里辛苦劳作的广大农民，你的“以前的淳朴，都是假象”不象一记刻薄的耳光吗！谁有资格向他们举起手？!

最后，谨代表我自己，感谢作者指出的我们延安的种种不足和弊病。相信延安人民有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智慧和勇气。

谢了！

记忆碎片之：我们村

记忆碎片之：我们村
2008-06-29 20:17:29






我们村就在公路边上，离宜川县城只有15里路。这让我们很不爽。

那时的我们是一群狂热的“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已经不往远处发配，只在北京近郊安排的1975年，我们仍然跟家里闹翻了脸，坚决要求到革命圣地陕北延安来插队落户。因为听说周总理陪范文同来延安时落泪了，为没把革命老根据地搞好。

1968年被迫下乡的老知青已经走得差不多了，硕果仅存的几位亲热地称呼我们为“傻青”。

宜川县是延安下属13个县之一。跟我们一路从北京杀到宜川来的另一队“傻青”，被分到离县城100多里地的寿峰公社，在山里，原始森林边上。每天的全劳力工分值只有5分钱。所以每当他们到县城来开会办事，顺便到我们村里蹭饭吃，又顺便跟我们辩论《资本论》、黑格尔又辩不过的时候，就使出杀手锏，不无得意又不无睥睨地说：我们离县城100多里，你们才15里；我们一天工分5分钱，你们一天5毛钱。不是中农是什么?哼哼………于是我们就真的有点惭愧也有点内疚。无话可说。因为他们比我们艰苦，所以他们比我们崇高。这是那时的逻辑。

我们村前的公路叫延宜公路。一头通延安市，一头通宜川县城。路是石子路，硬硬的，很高级。横穿过公路，那边是一百多亩平坦的川地（陕北这边叫山坡上的斜坡地为坡地，山顶平原上的地叫塬地，川道里的地叫川地）。川地是能浇水的，不怕旱，所以是宝地。地里种些麦子，完了种玉米和谷子。我们村还种了十几亩棉花。因为能浇上水，所以川地里的庄稼长得墨绿墨绿的很喜人。这块地当年曾号称是我们县的粮仓呢。

我们党湾公社景阳大队是县委牟书记的点，又有县农科所的科学家驻队，所以经常有别的公社或别的大队的干部来我们村学习取经。

虽然我们大队的麦子长得很好，亩产有三百多斤（公社给定的五百斤）。但我们每人一年仍然只能分到十几斤麦子。因为要交公粮。而所交公粮的任务数额是这样这样定下的：从最上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领导的党*中*央*根据我国现有耕地数以及每亩产量多少（亩产！这是一个经过大跃进洗礼的数字！一个跟领导干部的升迁息息相关的数字！）算出全国农民能生产出多少粮食；再算出除了维持国家机构运转和城里人的嚼咕，伟大领袖还要支援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世界人民多少；两个数字一除，算出各省要交多少公粮任务。各省又据此算出各地市要交的任务，另外加上省里需要开销的部分下达到地市；如此地市级又加了码下达到县；县里又加了码下达到公社；公社当然加了码就下达到每个村每个农民当然也包括我们这些傻青。

常在秋后听说北边靠近榆林有的县有因为年景不好或地太差或干部升迁心太重数额定得太高而交不上公粮，农民一粒粮也不分的；有的队打下庄稼全都交公粮，直接给农民开个介绍信，全村出去要饭的；还有的村有“瞒产私分”被查出的，就有公社干部带着民兵开着手扶拖拉机到农民家里去抄家，一簸箕玉米粒也不给留的。我们村还好，因为地好，产量高。又因为县委书记的点，不会逼得太惨。所以每年还能有十几斤麦子吃。

在川地的那边，山根下有一条河，叫泗旺河。河水很清。我们从北京到延安地区时先到延安市区参观了宝塔山、延河水。那延河水很黃很小又很混浊。虽然听说山水下来的时候，也大得怕人，冲走过牛，还冲走过人的。但平时在宽宽的河床中间却只有窄窄的一条细流。所以一看我们村前的泗旺河河水这么充沛，清清亮亮的。真是觉得好难得哟。可能是因为远处的山上还有树吧。

有时我会提着筐去河边洗衣服。或相跟着三五个婆姨女子，或独自一人。有婆姨女子相跟的时候，就很热闹。嘻笑打闹声撞在山臂上弹回来，和着哗哗的水声。这时就忘了肚子里装的酸酸的玉米和更酸的酸菜，忘了压得腰弯背驼的扁担、粪筐、柴梱。手和脚浸在欢快的河水里，洗衣的劳作已经变成了快乐的享受。往往这时就忍不住要唱上两嗓子了。从“丢手绢”到“国际歌”；从“星星索”到样板戏；从“大海航行靠舵手”到“山楂树”“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深深的海洋”......这里没有工宣队、军宣队，随便唱！所有能想起来的歌，尽情地唱！而纯朴的贫下中农可没有所谓红歌黃歌之分，无论你唱什么都说好听。有时她们也会唱上几首陕北民歌（不是那种革命的，而是当地叫做“酸曲儿”的）。比如“兰花花”、“赶牲灵”等等，一下就把我们震了。我们唱的所谓“黄色歌曲”与她们唱的“酸曲”比起来简直是味同嚼蜡！后来于江不知从哪搞到一本何其芳的研究陕北民歌的书，如饥似渴地研究起来。

一个人去河边的时候，又是一种境界：静。甜美的，轻柔的，令人微醺的静。偶尔远远传来吆牛的声音，风爱抚过全身的声音，和河水哗哗的歌唱声都成了静的背景音。坐在圆圆的大鹅卵石上，手脚浸在河水里，跟柔软的清绿的欢快跳跃的一路唱着歌前行的河水亲近着。心都浸得软软的，溶进了河水里。

在背着重重的柴梱走在寂静的山间小路上的时候，在满手血泡提着镰刀看着一眼望不到头的麦陇的时候，在躬着腰爬山到十几里外的山坡地里去除草、拿粪的时候，革命道理、伟大理想都落在窑洞里和窑洞书架上的革命著作里了。此时感到的只是无奈的吃力，面对恶劣生存环境时的渺小，和力不从心的晕眩。

只有在和奔涌的河水一起亲近的时候，我才能感到生命的跃动，生活的美好，自然的美丽。我抚摸着河水，河水温柔地抚慰着我的心灵。双脚浸在河水里，温暖，凉爽，浸入心脾，滋润灵魂。有时，我会请一天假歇工，我会在河边呆上半天。身心泡透了，才在点点星光或新月的朦胧中向村中若有若无的微弱的灯光和炊烟走去。

河水是不忧愁的，河水是不停滞的。她总是欢快地向前奔涌着，充满了生命力。她好象对身边的一切不公、虚伪、丑恶，都充满了嘲讽、嗤之以鼻。她是那么真实而毫不虚伪。我的泗旺河，陪我度过艰难又迷惘时光的温柔的泗旺河！

其实他们不知道，比起那些分到塬上和山里的“傻青”们，这条河才是我们最奢侈的享受！





珍 珍



我们这伙革命的“傻青”们，心中充满了理想，干起活来也很拼命，可就是搞不定烧柴火的灶。蒸出的窝头中间总是夹杂着生玉米糊。所以村里的任支书派了一个婆姨来给我们做饭。

她叫珍珍。村里人还有叫她狗子婆姨的。她男人叫狗子。

珍珍的眉毛淡淡的。眼睛不大，细长的，应该是属于丹凤眼类的吧。平时总是很温和的善善的有点无辜地望着人。而且往往只是一瞥，然后就很快地把头低下去了。

在陕北呆了一段我才发现，陕北人的皮肤其实是很白的。虽然因为生活条件、黄土高原的烈日灼烤，人人脸上都带着“高原红”，尤其是长年在地里劳作的农民，看上去黑黑的。但那其实是太阳色，黑里透着红，且闪着健康的光泽。后来我跟女子们在背人的河湾里洗澡的时候，发现她们藏在衣服里的皮肤都白得耀眼呢。

而珍珍呢，肤色却有点发暗，黑里透着黃，闷闷不乐的颜色。

我不知道队里为什么派这么个婆姨来给我们做饭。她与那些咭咭呱呱的婆姨，嘻嘻哈哈的女子都不太一样。既不精明干练，也不快乐。全身上下的气氛都灰不塌塌的。日子已经够无趣的了，还要天天看着这个木讷的婆姨在灶房里晃悠，频添一份忧愁似的。

我们村是很有些漂亮快乐的婆姨女子的。人说“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其实我们宜川的婆姨女子也是非常好看的哟。比如我们村里的莲子、桂花、水莲、桂香。还有一次我出民工，去修路。在工地上看到一个女子，是山里来的。老天爷，真的是惊为天人。白里透红的脸颊，好象一碰到就会出水似的。长长的睫毛，有半寸长吧往上翘着，真正的毛眼眼！我一个女人看了都晕，估计男人一定会倒下一大片的。怨不得刚来没多久，我们组的男生就说，如果给这里的女子稍事打扮，美女的比例肯定比北京大街上的多得多。我相信。

我喜欢陕北的女子。她们快乐，健康。象所有的女孩子一样，一天到晚叽叽喳喳地说笑着，好象有说不完的高兴事似的。我喜欢美丽快乐的陕北女子，她们一到哪，立刻一切都褪色。就连那些经常在地里说些荤笑话追逐打闹的婆姨汉们，一见到女子来了，立刻有人喊一声“女子们来了啊”。所有的不文明言语举动立刻停止。让位给女子们不谙世事的，如阳光一般透明的笑声。

贾宝玉说，女儿是水做的。真的没说错呢。女儿家天然有一份高贵。是天在娇宠着她们呢。未出嫁的女子都是公主，一旦出嫁，马上变成奴隶。男人的奴隶，婆婆的奴隶，儿女的奴隶，生活重担的奴隶。这是中国女人的悲哀，尤其是中国农村妇女的悲哀。但我们村的这些婆姨们，即便是白天跟男人一起下田，回到家里男人休息女人做饭喂猪喂鸡奶娃纳鞋底……却好象并不因做了奴隶而颓丧，在重重重担的压迫之下，仿佛总能找到快乐。

只有珍珍不同。

我从没见过珍珍高声说话过，更没有高声笑过。她话很少，总是默默地做事，带一点惶恐的样子。与人走对面，总是她先避让。快快地闪在一旁，低下头，带点羞涩的笑意。生产队开会时，她只顾着低头纳鞋底，听到别人说到好笑的事，也只是抿着嘴角无声地笑笑。并不抬头。

珍珍做饭谈不上好吃，做熟而已。自然比我们做的夹生窝头好吃些了。话说回来，天天90%的玉米面、10%的豆面、荞面、高梁面，能做出什么好吃的呢。黑得象沥青的棉花油，烧起来冒浓烟象着火了似的。不烧得冒大烟又说有毒呢。不吃吧，肚子里实在没油水，寡得不行。哪管得了那么多呢。再说就这还是老支书特别优待我们知青的呢。普通社员想吃还没有哩。

看着珍珍默默忙碌的身影，我曾想让任支书给我们换个做饭婆姨。但是说什么理由呢？说她不快乐？终于忍下了。

有一天下雨，弟兄们都 “睡雨觉”去了，于江在猪场，青青不知去谁家打针去了。珍珍在灶口烧火，我坐在旁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跟她聊着。冒失地问了一句怎么看你老不快乐呢？珍珍一下顿住了，往灶口添柴的手也停在半空中，两行泪顺着脸颊慢慢地流下来。和着淅淅沥沥的雨声，珍珍慢慢讲着她的故事，我的心仿佛也被淋湿了。

珍珍的娘家在十里地外的秋林镇。她是抱养的。在养父母家长大。养父母人很善良，因为不生养，抱养了她和一个弟弟。虽说是在农村，但养父母却一直把她和弟弟奉为掌上明珠。家里生活条件从当地农村来说又算是好的，所以她和弟弟从小都没受过委屈。十八岁那年她嫁到了我们村。哪想到一到婆家，像从天堂掉到了地狱。

在中国是一个古老的故事，永恒的话题了。

不知为什么，婆婆永远看她不顺眼。坐着不顺眼，站着不顺眼，干活不顺眼，走路也不顺眼。晚上不让狗子跟她睡一炕，白天不让狗子跟她好好说话。

珍珍的婆婆狗子妈我见过，黑胖黑胖的。虽然黑，但眉眼间还看得出来，年轻时还是有几分姿色的。只是说话时五官一起无规则的运动便显出几分妖娆和几分张狂来。狗子妈身体好，她那种身材在现在也是需要减肥的了。而七十年代！大家刚经过六十年代的困难时期，又迎来了伟大的文化大革命，真是饿得灵魂出窍的时候。绝大多数人都是“骨感”身材。而她，真不知是怎么保养的。身体好，底气足，陕北人讲话“高喉咙大嗓子”，骂起儿媳妇来全村都听得见。

有一天，我们知青在驻队干部李文浩那“谝闲传”，突然听见外面高喉咙大嗓子一阵哇啦，又一阵风掀起门帘。来了一个狗子妈。眼珠一转，扫了一圈，把我们几个扫在眼里又没看在眼里地，两只猪蹄把大腿一拍，对着李干部就拉着哭腔诉起来：哎呀，好我那李干部哩，，，那狗子婆姨骂我哩打我哩说什么……狗子妈这边厢屁还没放完，让李文浩一声断喝给生生地噎回去了：放你娘的屁！说珍珍骂你哩打你哩，全村有人相信吗？世上有人相信吗？把你个老东西！你不要把人给（欺负）的太拶（za音。过意）哩！克其麻嚓（快快）给我往出滚！不要以为共产党不管你家务事，看哪天把你拉出去批斗一下就踏实了！

我们强憋着，一直等到狗子妈灰溜溜出去了才一起大笑起来。太过瘾了！这个李文浩，就这么利落！干活不落人后，虽然是干部，农活的技术水平让老农民都翘大拇指。说话也利落，三两句把话说清楚了就散会，从不车辘轳话来回说。不愧是县团干出身。

可是珍珍又惨了。虽然一连几天都听不见狗子妈的声音，可是一看到珍珍来做饭时那肿肿的眼泡，就知道她又受气了。果然，珍珍说，狗子妈一回到家就开始连拧带掐，一边动作还一边说，你不是抱上北京学生的粗腿了吗？你不是上了驻队干部的炕了吗？嗓门放低了，可手下却下了死劲。

村里人告诉我们，狗子妈原来是胡宗南一个团副的姨太太。胡撤退时，那团副不知是死求了还是忘求了，把这女人落在了这大山的屹崂里。那一年发大水，狗子妈被山水冲下来，正好狗子大在房顶上干活，顺手把她捞上来，救了一命。后来，正好因为她的“历史问题”也没人敢娶她，只有狗子大（爸）穷汉人，快四十了，没娶下婆姨，就和她结了婚。狗子大老实得啥似的，结了婚狗子妈也不回村住，就在县城开了个小卖部，而把老汉撵到离村十里外的一个废弃的小庄子住了。（待续）

谁是胆小鬼？

在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面前，在地动山摇之间，藏在人们心底的沉渣都无可遁形，一一显现。可能一些平时连自己都不清楚的本能也都在瞬间突现。有如谭千秋、严萍等英雄的感天动地之壮举，也有如范美忠类人的“跑跑”之为。

有多少英雄，有多少“跑跑”？没有人统计。我想，可能大多数人在灾难来临的一瞬间，自我保护的本能应该还是占上峰的吧。所以，人们听说谭千秋的事迹无不感动得涕泪滂沱。而对于普通人甚至“跑跑”们，我想人们还是愿意原谅的。毕竟这灾难太大，谁也不敢保证自己在那种关头会做得如谭千秋般英勇。

然而，更多的人不能容忍的是范跑跑在跑了以后还说了一番奇奇怪怪的话，好像要把自己打扮成另类英雄。

我也很生气。我从小接受的是英雄主义的教育。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即便知道国家并不一定需要我们一厢情愿地履责）。何况你是教师！不要求你做英雄，但起码“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也应该算是普世价值观吧。古今中外教师对学生所负的责任用得着说吗？看看谭千秋们！而你，跑了就跑了吧，还出来胡说八道。唯恐天下不乱！


这次地震使全体人民都受了伤了。在灾难面前。大家都需要心理疗伤。哀伤、同情、感动、气愤、…大家的情感、情绪都需要找到宣泄、发泄的出口。我们需要英雄，尤其在大灾难面前，我们需要英雄来疗治我们心灵的创伤，恢复我们受伤的神经。所以我们赞美英雄、唾弃懦夫！
现在全国人民都知道范某人是胆小鬼了。不但胆小而且自以为是。于是愤怒找到了发泄的窗口：口诛笔伐、“灭了他”！


说实在的我在刚听到范某人的时候，虽然觉得可以原谅，但对其人品还是有点看不起的。

然而，在随着众口一词骂“范跑跑”时感到的道德优越感和语言快感并未延续多久。

有一天我扪心自问:我是勇敢的吗？没看到的不算，没看懂的不算，就我平常所看到的，心里所厌恶的种种肮脏丑恶的现象，我又说什么了吗？我经过了8啊9年，我看到了所发生的，我也非常地激愤过，但看到改变不了什么，却会得到什么，我选择了沉默。这不是怯懦吗？面对生死，别笑话任何人！我曾经在读张志*新时号啕大哭，我也曾在读林*昭时肝肠寸断，痛不欲生！可是走出家门，我只能选择沉默。
我从小崇拜的偶像是谭嗣同。我无比感佩他——在可以生的时候，他选择了死！只是为了那些在他上刑场时围观看热闹的芸芸众生！其中也包括拿着热馒头准备蘸他的血的阿大阿二们！

谭嗣同死了，后来又有无数的如他一样的志士挺身而出牺牲自己，才有了皇朝的推翻，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后来的改天换地……

后来，又有一些人牺牲了，彭德怀、林*昭、张*志*新……他（她）们是勇敢的、无畏的——为了真理而牺牲！而我，只是活着。我能说我是勇敢的吗？不，不能。我是怯懦的！我有何颜再骂任何人！

日常生活中的考验远不如地震时那么电光火石猝不及防，你可以好好考虑，慢慢想。但说到底不过就是一个生死！范美忠先生在地震来的瞬间丢下学生跑出教室，那形象确实不怎么好看。但想想我在那么多个夜晚苦思冥想得出的结论，不也是一个“跑”字、一个“默”字吗？经过那么多的夜晚想出的“跑”未必就比范美忠在山摇地动时的“跑”要高尚一些吗？我想是应该是更怯懦吧！我才应该算是“跑跑”一族，或者说是“默默”一族。

所以，谁是胆小鬼呢？



2008.6.17